场域理论视野下的“珠江模式”
摘要：本文对运用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对“珠江模式”的形成和推广进行了分析，认为技术上的突破使得广州地区的广播节目场域的权力关系被打破，广东电台通过一系列举措扭转了经济资本和技术资本上的劣势，并逐步重构了原有规制和生产流程，形成了新的适应场域竞争的习性，重构了本地区的广播节目场域，并引领了80年代中期国内广播电视场域的改革浪潮。关键词：场域理论 广播 珠江模式
/ 苏凡博
1986年12月5日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开播，开启了被后人称之为“珠江模式”的系列改革创新。“珠江模式”主要有主持人主持、直播常态化、大板块节目形态、观众多种渠道参与节目互动等特点。“珠江模式”在广东地 区取得成功以后，在国内迅速被借鉴和推广。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广播史上其有里程碑的意义, 标志着我国广播电视改革进入一个新阶段, 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走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导致了整个广播电视宣传模式
的改革。”
技术变革在“珠江模式”的形成过程中既是最重要的动因也是最重要的变革元素。今天的广播电视媒介同样面临着由媒介技术变革所引发的竞争压力。从场域理论的视野来分析“珠江模式”的变革环境及动因进行重新梳理，有助于今天的广播电视从业及研究人员认清当前的媒介环境并采取行之有效的策略来迎接挑战。
一、场域理论
在布尔迪厄的理论中，场域是指“商品、服务、知识或社会地位以及竞争性位置的生产、流通与挪用的领域。行动者在为了积累、垄断不同的资本类型而展开的斗争中进行这种生产、流通与挪用。场域可以被视作是一个围绕着特定的资本类型或资本组合而组织的结构化空间”。其场域概念是可以随着研究对象而可伸缩的结构化空间，场域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依据场域的思考是关系性的思考。场域之间的关系有可能是一个大的场域覆盖很多小的场域，也有可能一个小的场域横跨几个更高层级的场域。布尔迪厄并没有为各种场域划定清晰的边界，在他的观点中，场域是为了控制有价值的资源而进行斗争的领域，场域边界本身就是斗争的对象。场域在资本基础上形成占统治地位与被统治地位的结构性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场域通过其内在发展机制加以构建，并因而具有相对于外在环境的一定的自主性。在场域理论的视角下人们可以将广州的广播节目生产和传播空间看做是一个结构性的场域。
在场域中，不同位置的主体利用手中的资本进行斗争，从而占据着场域中各自的位置。在布尔迪厄的理论体系中，其超越马克思的一个关键性贡献是将资本扩展到范围更广的类型，其通过把韦伯的宗教利益观念扩展开来，发展出了“宗教资本”“文化资本”这样的概念，这种符号资本不能还原为经济资本，却又可以与经济资本进行相互转化。“当一种资源因其具有很高的价值而成为争夺对象，并发挥‘社会权力关系’的功能时，布尔迪厄就把这种资源阐释为资本。”在对于像传媒这样的文化场域进行研究时，这一概念的运用将起到关键作用。
在结构的决定性与个人的能动性之间，布尔迪厄引入了“习性”这一概念，通过这一概念，其巧妙地化解了这二者之间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习性是“一套深刻地内在化的、导致行为产生的主导倾向。它们指向一种实践的而不是话语的、前反思的而不是有意识的、身体化的同时是认识的、再生产的但又是创新的行为的理论。这种 行为是特定的社会条件的结果，但同时又可以转用到其他条件。”习性和习惯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指的是一种长期养成的行为方式，而前者既包括长期塑造所养成的行为方式，也包括心理、知觉、审美、思维等等各种无意识的观念。习性是被一定的结构所塑造出来的，而习性养成之后又会反过来对结构进行再结构，是一种具有结构能力的结构。
二、资本碰撞
对于“珠江模式”，有些人认为是当时广东台贴近受众的需求变化，所以推动了广播电视节目探索；有些人认为因为广东台的广播靠近港澳，这种节目形式是从香港那边摹仿过来的；有些人认为广播电视媒体自身，基于收听率不断下滑情况下，一种新的改革、新的探索。在当时的节目主持人、后来任广东台台长的李东看来，“这些都有道理。但是，我的看法是，任何变革总是以技术的进步为先。”如果从场域理论视角来看待“珠江模式”变革的滥觞的话，技术变革的确是其关键性因素，然而技术变革首先引发的却是场域中拥有传播权力的不同主体之间的碰撞，这种碰撞来临得既迅猛又悄无声息。
在20世纪80年代的广州，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市民对于广播电视节目的收听收视需求日益增长。当时电视也开始逐渐普及，对广播发展造成了一定冲击，但广播仍然是当时的主要传播媒介。在当时的广州地区粤语广播节目很受欢迎，在原有的技术条件下收音机是无法接收到与广州毗邻的香港地区的节目的，广州的广播节目的生产和传播场域封闭而稳定。但在8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了一种被称为“鱼骨天线”的电台信号接受装置却改变了场域内的这种稳定状况。当时在广州出现了一个极具地方特色的景观，那就是家家户户的阳台上都竖起了这种叫“鱼骨天线”的电台信号接受装置，因为鱼骨天线的存在，香港的电台实际上已经在广东落地。香港毗邻广东，与广州都属于粤方言区，文化上同根同源，所以先行一步的香港的广播电视节目很受广州市民欢迎。“当时，广东的广播电视，尤其是广播，处境很困难。用我们的话讲，已经被逼到墙角了。当时香港的广播最有名的是《18楼C座》，是一个时政节目，用角色摹拟的方法，来发表言论，发表评论，大家觉得很新，播出的时间是12点，一到这个时间广州大街小巷基本上都是这个节目。”根据广东电台的市场调研，当时在广州的心脏地带，广东电台只占有两三成的收听率。
技术上的突破，使得原本封闭而稳定的广州广播生
产与传播场域撕开了一个口子。这使得场域内的主要行动者——广东广播电台，必须直面强大的竞争对手——来自香港地区的广播电台。
将两者相比较的话可以看到，广东广播电台在政治资本上占优势，而香港地区的广播电台在经济资本和技术资本上占优势。利用政治资本上的优势进行竞争也就成为了当时的第一选择。政府相关部门开展了多轮的“扫鱼骨天线”的行动。但随着技术的发展，“鱼骨天线”价格变得非常便宜，扫完一次又一次，实际效果并不显著。
改革开放前，因为内地的电台电视台都不能播放广告，因此电台收入并不和收听率挂钩，但在改革开放后，收听率的降低直接影响到当时珠江频道的收入，这使得当时的电台队伍内部具有强烈的改革愿望。在多轮“扫鱼骨天线”行动无效的情况下，政府有关部门对于珠江频道的改革也持一种支持的态度。1985年3月23日，《关于筹办珠江经济广播电台的请示报告》呈报广东省委并转呈广电部征求意见。7月1日，省委批准了报告，时任省委书记林若批示：“这个设想很好，请抓紧施行。”省长梁灵光批示：“这种开拓创新的精神是好的，应予支持。”8月16日，国家广电部也批复同意了这个报告。面对经济资本和技术资本上的劣势，广东省广电厅从省政府争取到拨款100万元，广东台则用“广告预付款”的方式，先后筹集了400万元，加盖了一层楼的办公室，并从国外采购了30多万美元的设备。
以上可以看出，在“珠江模式”诞生之前，场域内的竞争主体——广东电台的从业人员已经做了充分的调研，认清了场域竞争态势，并且采取了有效行动扭转了在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技术资本上的劣势。
三、习性创新
资本的劣势可以借助外力在短期内扭转，然而习性的改变却难以在短期内改变。习性是内化的行为倾向，在实践中形成，与场域之间具有互相建构的关系。
从大的社会场域来看，广东地处改革开放前沿，不论是基层民众还是上层领导，对于改革都持支持肯定的态度。1986年距离我国开始改革开放已经过去了8年时间，广东地区的民众在观念上和行为模式上都已经形成了适应市场经济的新的习性。
正是有这样的大的社会场域背景，珠江经济台在很多方面进行了制度创新。如面对创办时人员不够的情况，采取了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的方式；面对资金不够的情况，采取了“广告预付款”的方式筹集资金。这些举措在现在看来都是习以为常的，但在当时却是开风气之先的创新 之举。
从节目生产和传播的场域来看，节目主持人的常态化以及主持人权力的扩大是“珠江模式”的特点之一。然而这一习性的形成并非珠江经济台成立之后，而是在这之前已经在逐渐形成。如果我们将“珠江模式”放在稍长一点的历史视野中来审视的话，可以看到早在1981年广东电台就已经出现了主持人形式的节目。
1981年元旦对台广播的《空中之友》栏目开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徐曼担任这档节目的主持人，这是真正有意识的以现在人们所认可的主持人角色来主持节目，因此大部分的研究者将徐曼视作中国第一位节目主持人。在1981年4月，广东台下属的珠江台也推出了一档完全是以主持人节目形式出现的栏目——《大众信箱》，后来人们将徐曼与李一萍两位在我国南北两地几乎同一时间出现的最早的主持人并称为“北徐南李”。
在主持人节目出现之前，电台节目生产是按照“记者采访—编辑编稿—领导审稿—播音员录播、录音师同步录音、监听人员同步监听—审听人员审听（文革期间）”流程。而主持人节目出现后，节目流程发生了革命性改变，主持人成为节目的核心，技术上的成熟使得直播节目的出现成为一种必然，播出前管理变为播出后管理，编辑人员缩减了，录音师、监听人员、审听人员不再需要，电台节目生成在成本上降低了，而传播效果却更好。
“节目主持人的出现，和听众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直接的联系。不再是通过节目去跟听众联系，而是直接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节目只是成了他一个平台，那么节目成了节目主持人的平台，这里面又开拓了节目样式的多样化。过去是我们服从节目平台，有什么节目我们就做什么节目，它不可能变化。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的丰富性，使我们感觉到这个节目还可以这样改，那个节目我们需要那样改，比如说访谈节目、服务节目，节目手段用新闻手段、娱乐手段的融合，这些变化我们完全服从于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实际需要。”在节目中生产的微观场域中，经由实践不断的探索与发展，“珠江模式”三大特点：主持人主持、大板块节目、直播常态化逐渐形成。
在布尔迪厄场域理论的视角下人们可以这样理解“珠江模式”：技术上的突破（鱼骨天线的出现）使得广州地区的广播节目竞争格局（原有场域的权力关系）被打破，在广东省改革开放蔚然成风的社会场域背景下，广东电台进行了一系列习性上的创新，扭转了经济资本和技术资本上的劣势，并逐步重构了原有规制和生产流程，形成了新的适应场域竞争的习性，从而重新夺回了听众，又一次重构广东地区的广播节目生产和传播场域，并搅动了更大的
国内广播电视场域，成为当时广播电视媒体竞相学习模仿的对象。 作者系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播音系副主任 养计划资助项目“场域理论视野下节目主持人研究”（项目编号： YQ2015130）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Pierre Bourdieu[M]．陶东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2]覃继红，刘浩三，吕晓红．珠江经济台开播始末[J]．中国广播，201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