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视频主播监管的难点与对策

Media - - 新兴传媒 - 文/唐衍欢

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网络表演(直播)社会价值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年底,我国网络直播用户已经突破4亿,其中游戏直播用户和真人秀直播用户规模分别占网民总规模的29%、28.5%。可见,网络直播3.0时代正在全面到来,网络直播行业的市场价值也正在得到全面释放。但客观来讲,网络视频主播崛起所衍生出来的一系列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如涉及色情、暴力、犯罪等内容泛滥,严重危害了网络环境的健康发展。2018年4月8日,国家网信办要求快手和火山小视频暂停有关算法推荐功能,并将王乐乐、杨清柠、陈山等违规主播列入黑名单,做出了封号禁播处理。2018年4月8日,央视四套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新闻》栏目公开对五位主播进行点名批评。全媒体时代,从事网络视频直播已经成为许多人的“捞金”途径,但如何对这一群体实施有效监管,在确保网络直播行业健康发展的基础上,使其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传播阵地,无疑是当前需要重点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网络视频主播监管的难点

网络直播3.0时代,网络视频主播已经成为一种全新的职业角色,并在自媒体的作用下,赢得了不同层次受众的欢迎。但在进入门槛低、观看碎片化、平台泛娱乐化等因素的影响, 网络视频主播规模迅速膨胀,并进入了野蛮生长的阶段,为监管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

身份认证困难。2018年1月31日起,《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正式实施,并明确指出所有不具备《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或未能履行相关备案手续的,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体,都不得从事包括网络直播在内的视听服务。而在2017年,国家网信办就要求网络直播企业必须进行合法登记备案才能进行运营。但许多网络直播企业在利益驱使下,允许未持证主播进入直播间开展视听服务。此外,因网络直播是基于现实场景生成的即时互动行为,受众与现场、受众与主播、受众与受众之间形成了多层次的传播机制,在人工审核滞后、技术审核不到位的背景下,对网络主播身份认证监管的难度越来越大。

内容审核困难。在自媒体的信

息场域内,网络直播平台的吸金力直接与网络主播的魅力挂钩,为了提高平台的流量,许多网络直播平台直接忽视了主播内容的审核,对于出现色情、暴力、拜金等信息或行为基本采取了姑息态度。而这种信息传播源的监管缺位,直接造成了网络直播环境的整体“崩塌”,许多主播为了“博出位”,不惜触碰道德与法律的红线,造成色情、暴力、低俗等负面信息充斥网络直播空间,对广大受众特 别是青少年身心健康十分不利。近年来,许多青少年私下花重金购买道具“打赏”主播的新闻屡见不鲜,对家庭、社会都带来了负面影响。

技术监管困难。根据有关规定,

所有网络直播平台都必须在播出界面的显著位置注明相关播出标识,并提醒受众及时查验平台许可证和备案编号,以确保平台生产与传播的内容在既定法律范围框架内。但就现状来讲,许多网络直播平台仅仅公布了ICP和文备案号,并没有公布许可证有关信息,再加上相关管理部门技术监管缺位,造成许多不正规网络直播行为大肆发生。如此,因网络主播高度媒体化和媒介素养培训不够,在平台任务和利益驱动下,必然会迎合受众的低俗偏好,最终成为网络直播空间的“蛀虫”。

网络视频主播监管的对策

直播3.0时代,网络视频主播的规模越来越大,而因此滋生的许多问题也日益凸显,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行业的健康发展。因此,网络直播平台、政府等相关利益主体,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构建多维立体的监管体系。

履行基本职责,加强身份把关。

在依法治国和依法治网的战略背景下,对网络视频主播进行有效监管,对净化网络空间、引导舆论走向、构筑和谐社会等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

意义。对于网络直播平台来讲,必须要全面践行自身职责,坚守法律和道德底线,通过令行禁止来强化主播法律意识,真正实现法律法规的内化于心,外显于行。网络直播平台要不断完善主播的信息发布流程,在深入总结和全面归纳的基础上,确保网络视频直播的合法性和规范性。对此,地方政府要进一步规范许可证获取制度和直播内容备案要求,如提高获取许可的难度,对新申请许可证的平台实施类别限制和资本限制。对那些规模较大的直播平台来讲,如果要开展大型赛事或演唱会直播业务,就必须要获取相关的视听许可证。当然,这种许可制只是最简单的一种身份把关机制,还需要加强内容建设,不然就会发生牌照交易等违规问题,最后偏离了许可制建构的初衷。在内容备案方面,要严格要求网络主播通过正当内容的竞争吸引受众,同时平台要做好内容生产的细化归类,避免碰触法律与道德红线。需要明确的是,在直播3.0时代,要想对每个主播身份进行严格把关是很难的,需要国家主管部门出台更加详细的监管细则,如明确规定主播认证最低标准、直播内容的底线、具体的惩罚措施等。

加强法律规制,提高媒介素养。

全民直播时代,政府必须将网络视频主播纳入行政执法对象行列,通过强化主播法律意识,提高主播媒介素养,最大程度消除负面信息源,引导主播通过弘扬正能量吸引受众,最终达到净化直播空间环境的目的。而要想达成上述目标,还需要加强跨地域、跨部门的协作执法,通过整合优势力量对违规主播进行惩治,坚决打击涉嫌违法犯罪的主播言论或行为,真正做到依法治网,全面树立法律在直播领域的权威,如对因主播道德失范行为而带来的违法违规,必须严格要求当事主播承担相应责任,进而增 强正确社会价值的导向性。另外,还要加强行业自律公约建设,相关部门要出台相关指导性文件加以有效规范,如开展网络直播业务的互联网企业必须要具备合法资质,如果达不到基本的介入条件,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要严禁开展视频直播服务。

此外,要明令禁止网络主播利用直播平台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损害他人利益的违法行为,可对主播采取“实名认证+黑名单”的身份约束体制,进而有效解决主播道德失范、乱象丛生的问题,促使其尽快结束野蛮生长,迈入常态化、规范化发展轨道。当然,政府相关部门不仅要加强对网络主播的法律规制,促进网络主播向正能量传播者的角色转型,而且还要构建完善的管理体系,利用行政手段,全面强化网络主播的责任意识,最大程度消除因主播不当直播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加强技术监管,完善行业生态。

目前,我国网络直播平台主要采取流量获取和识别的技术方法,通过对主播流量数据的分析,及时发现并重点关注流量突然增多的主播。但这种以流量数据分析为主的监测是相对简单的,要想实现对网络主播的全方位监管,构建立体化、层级化监管体系,就需要有成熟技术作根本支撑。因此,开发完善的配套技术对网络主播进行监管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如研发人脸识别技术、信息发布延时技术、弹幕监测阻断技术、传播内容甄别技术、语音识别技术等,其中,提高网络主播实名认证效率的人脸识别、内容甄别、语音识别等是实现网络主播全面监控的关键技术。在正式进行直播前,利用人脸识别可快速完成对主播注册信息的对比分析,以实现对主播的实名认证。而在直播过程中,在进行流量监测的同时,利用内容甄别技术,如语音分析、图像抓 取、视频监测等,可对主播直播内容进行实时审核。在直播结束后,可利用大数据技术构建相应的主播数据库,根据违规类型和处理方式进行全面统计分析,以便为后续的主播监管提供重要数据支撑。

此外,还要积极利用云屏蔽、人工智能等技术,对主播发布的影音图文等信息进行精确匹配和快速甄别,以真正实现对网络主播“无死角”的技术监控。可以说,人工智能监控技术在直播监管领域的应用,不仅可以降低人工审核的成本,而且能有效避免审核盲区的出现,同时能够实现对主播的实时监控和智能追踪。所以,相关主体必须要积极推动这一技术的应用,在完善主播监管局面的基础上,改善直播行业生态系统,优化网络直播用户体验,以进一步拓展网络直播行业的生存发展空间。

结语

可以说,网络主播通过直播平台为用户提供了全新的娱乐消费点,并促使网络直播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主流的娱乐化大众媒介。若是任由主播肆意传播负面信息,必然会对网络秩序造成破坏,对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加强对网络主播的监管,做好风险管控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但需要明确的是,网络主播作为全新的角色类型,目前尚处于野蛮生长阶段,对其监管也不能浅层化,需要从平台、政府、技术等方面统筹协调,加强规制,注重引导,要做到“红灯”与“绿灯”并行不悖,使网络主播更具发展潜力和创造精神。相信在政府部门、各平台和广大主播、用户的共同参与治理下,网络主播队伍必然会愈加规范,走上健康有序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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