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报刊编辑的职业精神及其启示

Media - - Content - / 滕文莉

摘要:本文分析了张季鸾报刊编辑职业精神,认为其在报刊编辑生涯中,体现了言论报国的职业担当,爱国忧民的责任意识,独立公正的职业理念和专业忘我的工作作风。这对当前的编辑工作来说依然具有重要启示,值得研究。

关键词:张季鸾 报刊编辑 职业精神 启示

张季鸾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报刊编辑,杰出的报刊政论家。1941年他逝世后,毛泽东在唁电中赞他“团结抗战,功在国家”,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三人称他为“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蒋介石说他是“一代论宗”,于右任等人称誉他登上了中国文化的高峰,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宝库。张季鸾与报刊事业结缘三十余年,曾先后担任《民立报》分社总编辑、《民信日报》总编辑、《中华新报》总编辑和《大公报》总编辑。他主编的新记《大公报》在1926-1946年的20年间里是主流人群中最具影响力和辐射力的一张报纸。他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为办报原则,以“文人论政”为核心思想,开创了《大公报》的辉煌。作为当时社会舆论重镇《大公报》的总编辑,他以春风化雨般的社评和高超的编辑能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经典样本,也使他作为报刊编辑的职业精神得到了彰显,鼓舞和影响了无数新闻人追求理性思维,提升了中国报业的公信力和品格,在中国向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张季鸾报刊编辑职业精神的体现

精神力量往往是推动职业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内在驱动力,新闻编辑事业也不例外。台湾学者赖光临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中说道:“物质条件虽欠缺,然新闻界精神意气则振奋激昂,表现出爱国精神与同仇敌忾精神”,张季鸾正是如此。在从事编辑工作的三十年中,他扮演的角色不仅是一个总编辑那么简单,他是一个激扬文字的政论家,是一个在各个场合都能自由游走的社会活动家,甚至在当时中国人的心目中,他是一个受到国共两党共同仰慕 的社会名流。然而,即使是处在政治漩涡中,张季鸾最珍视的依然是报人角色,始终坚守着作为报刊编辑的新闻职业操守,纵观张季鸾的编辑生涯,他的职业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言论报国的职业担当。中国早期的报人对于报刊

社会责任的认识,主要源于知识阶层几千年来一直秉持的“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爱国情怀和“文人论政”的士大夫精神,“有益于国事”几乎是传承至今的报刊事业的基本价值观,即办报要以国家利益为重,而不是以个人利益为重。

张季鸾的言论报国思想来源于其“报恩主义”的个人理念,由于特殊的人生际遇,他受人之恩颇多,因而在“文人论政”这一言论报国的路上他也受到报恩思想的影响。他在《归乡记》这篇重要文章中说:“我的人生观,很迂浅的,简言之,可称为报恩主义。就是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恩……现在中国民族的共同祖先,正需要我们报恩报国,免赦万代子孙作奴隶!人们若常常这样想着,似乎易于避免坠落,这是我的思想。”这段朴素而真诚的夫子自道,对他来说已经升华为一种世界观和处世态度。报恩的最终落脚点在于“报国恩”,即对国家对民族那种深重的忧虑和强烈的参政意识。他在报纸上发表言论所追求的并不是浅层次和工具性的新闻自由,而是在思考中国之路怎么走,中国该往何处去,怎样才能救中国等。因此,在他的办报生涯中,言论报国成为贯穿其编辑思想的一条主线。

2.爱国忧民的责任意识。张季鸾自幼勤奋好学,并

受关学大师刘古愚“放眼天下、为民立命”思想的影响,奠定了其爱国忧民的思想基础。留学日本的经历,使其开阔了视野。当时的中国备受侵略、战乱不断、阶级矛盾激

烈,这使具有民族情怀和报恩意识的张季鸾悲愤不已,他留学归来后便立刻投身于报刊活动当中,其创办的《大公报》的精神理念就是“文人论政”“文章报国”。这种理念和坚持不仅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也体现了近代报人可贵的职业素养和独立精神。

1941年5月,《大公报》获得了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最佳新闻服务奖”的极高荣誉,这是中国报纸唯一一次获此殊荣。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在给《大公报》的奖状中写道:“该报……在长期中虽曾停刊数日,实具有非常之精神与决心,且能不顾敌机不断之轰炸,保持其中国报纸中最受人敬重最受启迪意义及编辑最为精粹之特出地位,《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今无可以颉颃者。”无论是早期的报刊生涯,还是接手《大公报》后成为其灵魂人物,他的编辑思想始终都是以“书生报国无他物,惟有手中笔如刀”的精神信念作为出发点的。在战火中,“编辑最为精粹”的《大公报》全力宣传抗战,激励民心士气,被称为“战时精神长城”。

1941年8月18日,当时《大公报》的编辑主任王芸生去看望病榻上的张季鸾,谈起日军对重庆发动的大规模“疲劳轰炸”,不禁长叹。张季鸾却说,唉声叹气有什么用,我们要想个说法打击敌人。于是,就有了由张季鸾构思策划,王芸生执笔,鼓舞抗日军民斗志的著名社论《我们在割稻子》。字里行间都写出了中国人民的坚毅精神,表达了知识分子不屈的气节。18天后,张季鸾病逝,此文竟成绝唱。张季鸾在遗嘱中称:余生平以办报为唯一之职业。自辛亥以还,无时不以善尽新闻记者天职自勉,期于国族有所贡献。

3.独立公正的职业理念。1926年,由吴鼎昌出资,

张季鸾和胡政之分别任总编辑和总经理的新记《大公报》在天津复刊。9月1日,他们在复刊号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张季鸾执笔、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本社同仁之志趣》,提出了“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四不”方针并进行了阐释。在中国报业史上,从来还没有一份民间报纸曾喊出过如此旗帜鲜明、掷地有声的主张。这“四不”方针实际上就是独立意识的觉醒。吴鼎昌对报纸功用的理解、张季鸾和胡政之多年跌跌撞撞的办报经验,使他们达成共识:要想在林林总总的商业报和党派报之间求得长久的生存,必须要走出一条新路。而这条新路,就是不依附于任何党派,独立经营,不为一己私利,做公众喉舌。于是,他们开始了一生当中最辉煌的跋涉,共同树立了一个负责的、自由公正的榜样,将中国报业带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在这种对独立精神的推崇和追求中,张季鸾首当其冲。

因为有吴鼎昌的财力支持,新记《大公报》得以在经济上保持独立,不依附于任何党派。然而,在各方利益驱使和国家形势面前,始终坚守独立却并非易事。有人诟病张季鸾对蒋介石的“小骂大帮忙”,但张季鸾并未像陈布雷那样,由报人沦为蒋介石的幕僚,在国民党曾想以十五万巨款收买当时颇具影响的《大公报》时,他并不为所动。甚至在他回乡省亲时,蒋介石想要给其一万元资助也被他回绝了。在报蒋介石知遇之恩和“国家中心论”思想的驱动下,他和蒋介石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但终其一生,他始终是无党无派的报人,他生前一直坚守着作为一个民间报人应有的独立和公平。晚年,他曾提出一个真正的职业报人要“公”“诚”“忠”“勇”。其中“公”指的就是没有私心,即办报写评论要出于公心。他不卑不亢,不受约束,一身正气,追求独立、追求言论自由的职业精神是推动《大公报》前进的动力。

4.专业忘我的职业作风。1938年,在汉口周恩来曾

对《大公报》记者徐盈等人说:“做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优哉游哉的气概,如腾龙跃虎,游刃有余。”短短数语,是对张季鸾高超的编辑水平的精确概括。百年中国新闻史,无论人品、见识还是文笔,张季鸾都堪称最杰出的报刊编辑。他在采访、版面设计、评论、人事任用、人才提携培养等方面,都有着创造性的贡献,显现出了专业忘我的职业作风。

《大公报》曾经的记者、后《文汇报》主编徐铸成曾在《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中描述了他第一次看到复刊后的《大公报》时的感受:“掀开版面,就感到有一股与众不同的清新之气扑面而来……编排参差错落,不像别的报纸那样呆板。特别是头条和几个三栏标题,准确而生动……因为《大公报》馆址在天津租界,禁锢自然比北京报纸疏松些,而字里行间也看出编辑曾下了功夫,有些委婉写出真相,有些意在言外,有些绵里藏针。”这份报纸吸引徐铸成的首先就是版面的精心编排和用心经营的评论文章,可见张季鸾作为编辑具有的专业水平,这也使年轻的徐铸成从此对这份报纸情有独钟,并在后来成为其中一员。1940年,经常去香港治疗肺病的张季鸾频频和徐铸成见面畅谈,急于将自己的办报经验传授给他。小到写评论文章时遣词造句的“秘诀”,大到思想方法的运用,都使徐铸成终生难忘、受益匪浅。

张季鸾除了对徐铸成悉心栽培,更是对《大公报》后来的总编王芸生、建国后出任新华社社长的范长江、“票友记者”陈纪滢和《人民日报》编辑高集等都给予极大的提携和帮助。《大公报》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舆论中心,和他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职业精神是分不开的。

根据《大公报》三巨头的分工,总编辑张季鸾主要负责处理版面、调配采访、撰写评论。他做这一切都如周恩来所言——“游刃有余”。白天,他主要忙于接触各界人士,了解社会动态。每天午后到报馆主持编务,先看经济行情,再看各种外文报和本国外地报,然后接待来访者。晚上,他按主次分类稿件、安排版面,重要新闻的标题由他拟定或重装,深夜开始撰写或润色修改社论。工作强度之大,可见一斑。而张季鸾却不知疲倦,工作起来就犹如进入忘我之境。令人惊叹的是,张季鸾写社论能按版面所留空间而可长可短,长时不生拉硬扯,短时则字字珠玑。有时社论正写到一半,忽然有重要新闻,需要改题重写,时间紧迫,他可边写边裁下来交由排字房付排,写完正好小样上来,字数不多不少,语言也恰到好处。这样的专业水准,在整个中国报刊史上也堪称一绝。他以一种舒展的生命状态和忘我的职业状态,将中国报刊的编辑水平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无论是写社评还是编报纸,他都以一种纯粹的职业报人身份做出理性而独立的判断。在他之后,中国的报纸开始追求内在的品质和职业精神,并逐渐走向成熟。

二、张季鸾报刊编辑职业精神的启示意义

张季鸾在报刊编辑方面的专业做法和精神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至今对中国的新闻实践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1.报刊编辑要以国家利益和社会责任为重。1932年

淞沪大会战,张季鸾心急如焚,也为军民同仇敌忾的精神所感动,常常夜不能寐,亲自走访军界高层和各界贤达,调配记者采访,并在《大公报》要闻版头条刊登抗战专电,从道义精神上支持国民革命军浴血奋战。虽然他“有益于国事”的国士精神有着必然的时代烙印,但精神的感召力量在任何时代都会彰显它的作用。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党的舆论工作事关重大,作为“把关人”的编辑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在民族危亡之际,张季鸾曾在编辑方针上经历了从自由主义向“国家至上”的转变,其根本就在于他具有维护国家统一的强烈的民族责任感。

新媒体时代,人工智能推荐系统的发展,使自动化新闻成为可能,传统编辑的职业价值观出现异化、职业认同感开始弱化,编辑不再是追求文章报国的光辉职业,而沦为谋生的手段。无论是报刊还是新媒体,充斥着毫无诚 意和思想的文字,一些媒体为了追求轰动效应和阅读量,便弱化了其舆论导向功能。2017年12月,北京网信办严肃要求“今日头条”进行整改,原因是其存在持续传播色情低俗信息、违规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以及标题党等问题。而其他新闻网站和新闻终端也同样存在着哗众取宠、一味猎奇的现象,编辑的责任和精神严重缺失。回望张季鸾以及近代报人群体的职业精神,尤其是“文人论政”的气概,在某种程度上指引着我们不断反省和自勉,要努力塑造传媒公信力,化手中的笔为利器,让真相与读者相见,让黑暗无所遁形,维护正义和良知,维护国家利益,为人民代言发声。

2.报刊编辑要不断提高职业素养。品评张季鸾的文

境时,王芸生曾说:“以我的经验,印证季鸾先生的文境,我觉得极难得的是他具有一副永远清新的头脑,活泼绵密而极得要领的思路,更有高人一筹的见解;至于学识经验与文字技术,尚不在话下。”张季鸾让人叹服的编辑境界,在于他是个“全能报人”,他学识渊博,业务精干,不仅擅长新闻业务,而且还懂经营管理。他广泛交友,往来于各种场合和社会势力之间探听消息,从容不迫。

新媒体时代,对报刊编辑的要求越来越高,新闻界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和“全能编辑”。因此,报刊编辑如何紧跟形势,创新思路,不断提升自己的职业素养和能力,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张季鸾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某些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模本。

当然,精神气象的改变,不是单单靠几个榜样的力量就可以在一朝一夕间完成。报刊编辑的职业精神如何养成,需要经过一系列环节的培育和众多要素的参与和整合。在报刊事业不断前进的过程中,编辑工作者们高尚的爱国情操、扎实的专业技能和充沛的热情都远远不够,我们更需要的是对职业精神的继承和弘扬。有了良好的职业精神做指引,将这种精神不断内化于实践中,党的新闻编辑事业将会展现出马克思所说的那种美好图景:“每家报纸都完全会体现出真正的伦理精神,就像每一篇蔷薇花瓣都表现了蔷薇的特质并发散出蔷薇的芬芳一样。” 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2017年专项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张季鸾新闻精神研究”(项目编号:17JK0892)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夏晓林.论张季鸾的办报思想——“文人论政”[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2(01).

[2]苏蕾.张季鸾的编辑思想与境界[J].编辑之友,20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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