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刘年说：其实《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绝不是余秀华的代表作，用那个标题作为组诗的名字，属哗众取宠，他最喜欢的余秀华的诗是《我养的小狗，名叫小巫》。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应该是2014年9月下半月刊《诗刊》，因出生时缺氧造成脑瘫的农妇诗人余秀华，全方位地亮相，第一次在《诗刊》上发表诗歌，在“双子星座”栏目，一共9首。除了9首诗歌，还配上了余秀华自己的创作谈、编辑刘年的推荐，以及余秀华的照片、简介。李少君称余秀华为“草根诗人”。之后，借助于微信这种新社交媒体，余秀华开始被议论被关注。
2015年年初，余秀华凭借诗作《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走红。不久，余秀华和结婚近20年的丈夫离婚。
关于余秀华走红的经过，2015年1月28日《成都商报》有一篇报道《真实的余秀华：敏感喜欢骂人还是语言天才质朴感恩？》（作者：陈谋）中说，发现余秀华的伯乐、《诗刊》编辑刘年 这样回忆道：2014年8月某天的下午一点多，诗刊编辑部内，刘年坐在电脑前浏览博客，百无聊赖之际，余秀华博客上的诗进入他的眼帘，他说：“像一剂强心针，让我精神陡增。”刘年非常细致地回忆当时的心情和与余秀华的首次交流。“我先给她留言，说我是《诗刊》编辑，看了你的诗歌，想认识你，请加我的QQ。”刘年好久没有兴奋得像打了鸡血一样，还没等到余秀华的回复，他便在余秀华的博客里开始挑选诗歌，一直选到下午六点半。选完后的工作是填稿签，第二天就交了二审，并破例地说了一句话：“这是我看到的七零后女诗人中写得最好的之一。”二审三审很快就通过了。因为当期来不及组织名家评论，领导吩咐写一篇编后记，于是有了那篇抒情的《诗歌，是
人间的药》。紧接着，余秀华加了刘年的QQ。刘年直截了当告诉她：“你准备好红吧。”那时候，余秀华的诗歌还没发表，她当然不会相信，她告诉刘年她不信，但刘年斩钉截铁地说他相信。于是，余秀华真的红了。
走红的人，总是伴随着争议。赞赏余秀华的人比如刘年，在编后记《诗歌，是人间的药》中，这样夸奖余秀华：“喜欢余秀华的诗，因为我也是农村长大的，因为也曾不管不顾，也曾痛彻心扉，也被世俗抓住头发在墙上磕。更重要的是，她的诗，放在中国女诗人的诗歌中，就像把杀人犯放在一群大家闺秀里一样醒目——别人都穿戴整齐、涂着脂粉、喷着香水，白纸黑字，闻不出一点汗味，唯独她烟熏火燎、泥沙俱下，字与字之间，还有明显的血污”。刘年还说，其实《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绝不是余秀华的代表作，用那个标题作为组诗的名字，属哗众取宠，他最喜欢的余秀华的诗是《我养的小狗，名叫小巫》。
非议余秀华的人比如《荆门晚报》编辑黄旭升，说余秀华的两面性“泾渭分明”。黄旭升自称与余秀华交往有7年的时间，他发了多篇文章，称要还原一个真实的余秀华。黄旭升还在文章里公布了大量余秀华的短信，并称余秀华有心理疾病，“你还记得几年前的一件事吗？我发现你有严重的心理疾病后，在文友的帮助下，我得到了荆门几位知名心理医生的电话号码。我把电话号码发给你，希望你抽时间找他们倾诉一下，可你不理解，你觉得我说你是精神病，可你当时只顾恨我，而拒绝了我的建议”。他称，今年1月20日，余秀华在“汉江平原诗群”里发言： “有的人特别不要脸，特别是荆门晚报黄旭升，像个跳梁小丑。” 1月21日凌晨，余秀华给他发来短信：“黄旭升，你为什么写那样的文章毁我？你想炒作自己就是把我毁了？好吧，明天我会把你这个人推荐给媒体，包括你对我所做的一切。”
也有媒体给她贴上“脑瘫、农妇、诗人”的标签，借她来讲励志故事。但也有人说，当作者有一百个故事让你相信她一定朴实的时候，她却是不够朴实的。老子云，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如何达到这样的造诣是内家秘籍，一般不外传。有个网友说，千万别把自己当回事，觉得谁都是嫉妒你。除非，你像郭敬明那样火了十几年，资产N个亿，再不济，像唐家三少或者顾漫那样也行，拥有强大的运营能力，掌握杂志、电视、网络等多项资源，闷声发大财，上亿粉丝。没有人有必要嫉妒余秀华。在这点上，我觉得张爱玲看得很透，就算你红透半边天，也没有男人会不在意相貌的——不建立在颜值上的爱情都是耍心机。正视事实，才能活明白。
诗人嘛，耐不住寂寞怎么能够写出好诗呢。无论是在“燃” 的路上“颓”下去，还是在“颓”的路上“燃”下去，必须在孤独的状态下才能走远。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和耿老师、多多一起吃了顿饭，聊聊诗歌，谈谈文学、哲学。
多多于1951年出生于北京，1969年到白洋淀插队，1972年开始诗歌创作，是当时著名的“白洋淀三剑客”之一。在旅居荷兰期间，多多曾任伦敦大学汉语教师，加拿大纽克大学、荷兰莱顿大学驻校作家。2004年，多多回到国内，曾经任教于海南大学。《日瓦格医生》《从死亡的方向看》《阿姆斯特丹的河流》《我始终欣喜有一道光在黑夜里》，这些诗在读者中曾经引起广泛的影响。
多多说，老北岛现在变温和了，也活明白了，前段时间到上海签名售书，一下签了1500本书，整整签了三个时。他一个快70岁的人，一坐就是三个小时，累啊。
多多和北岛、江河早在1970年冬便见过面。用徐敬亚的话来说：“上世纪80年代的朦胧诗，被我称为‘中国的第一根火柴’，北岛当年的诗，我称之为‘整个天空都布满了他的翅膀’。”
关于多多和北岛的交往，我这里偷个懒，引用多多在《被埋葬的中国诗人》（1972—1978）中写过的话：郭路生的名字就与北京老四届中学生中的第一位诗人联系到一起。初次读到郭路生的诗时我的感情是冷漠的。像任何一位中学生一样我不喜爱诗歌。直到自己成为创作者后，才开始对郭路生的诗有了认识，并伴随着岁月的流逝和众多青年诗人的出现而增加新的意义。在我看来，就郭路生早期抒情诗的纯净程度上来看，至今尚无他人能与之相比。我初次见到他已是1974年冬的事，那时他已精神崩溃。就我记忆所及，郭路生是自朱湘自杀以来所有诗人中唯一疯狂了的诗人，也是70年代以来为新诗歌运动趴在地上的第一人。芒克、岳重（即根子）和我相识于1964年，我们都十三岁，共同考人北京三中，分在初一（七）班。1969年初共赴河北白洋淀插队。在上初中二年级时岳重的一篇作文曾刊登于《北京晚报》，第一句是：“八月，当鲜红的枣儿挂满枝头的时候……”1968年初我和岳重曾写过一点古体诗。当时我和北岛是作为男高音互相介绍的，后他与芒克交往密切，还专程去白洋淀会芒克。以后一直到1978年为止，我没有再见过北岛，就我记忆所及，北岛的第一首诗是《金色的小号》。后来我与江河、宫继随有过一个三人游戏的小圈子，常常彻夜交谈。我们是一代人，我想具有密切的类似血缘关系的莫过于我与芒克、岳重了。从十三岁结识，近二十五年过去，我们之间的友谊、纠纷、对峙使我们在众多的诗歌星系中，仍是最相近的。
说到芒克，多多说，芒克是个自然诗人，我们十六岁同乘一辆马车来到白洋淀。白洋淀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历来有强悍人性之称，我在那里度过六年，岳重三年，芒克七年，我们没有预料到这是一个摇篮。当时白洋淀还有不少写诗的人，如宋海泉、方含。以后北岛、江河、甘铁生等许多诗人也都前往那里游历。芒克正是这个大自然之子，打球、打架、流浪，他诗中的“我”是从不穿衣服的、肉感的、野性的，他所要表达的不是结论而是迷失。迷惘的效应是最经久的，立论只在艺术之外进行支配。芒克的生命力是最令人欣慰的，从不读书但读报纸，靠心来歌唱。如果从近期看到芒克诗中产生了“思想”，那一点也不足怪：芒克是我们中学的数学课代表。
我和多多也聊起顾城。如果顾城还活着，今年都63岁了。顾城祖籍无锡。在生前友人的眼里，顾城是个需要保护和带领的大孩子，和杨炼的活跃不同，他腼腆寡言，心灵上需要绝对母爱。“我只有我/我的手指和创痛/只有撕碎那一张张/心爱的白纸/让它们去寻找蝴蝶/让它们从今天消失/我是一个孩子/一个被幻想妈妈宠坏的孩子/我任性”（顾城《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1981年3月）。
“太阳落山的时候，你的眼睛充满了光明，像你的名字，像辉煌的天穹，我将默默注视你，让一生都沐浴着光辉。”1983年8月8日，顾城和谢烨在上海登记结婚。1987年5月，顾城和谢烨出国。1988年1月初，他们最终移居新西兰。
想当年，1980年，那个时候，顾城为了追还在夜大上学的谢烨，从北京来到上海，在武夷路买下一套简易住房，上下两层，仅仅花了四千元。那时的顾城，戴着自制的帽子，穿着宽大的中山装，和心理医生聊弗洛伊德，偶然应邀去大学做诗歌演讲。他没有工作，靠给刊物投稿写诗赚稿费谋生，他拿过的最低稿费：一首诗，才4元。但他对未来充满憧憬，就像他在诗中所写——“最好是用单线画一条大船/从童年的河滨驶向永恒/让我们一路上吱吱喳喳/像小鸟那样去热爱生命”（顾城《童年的河滨》1982年6月）。
想当年，在北京的时候，顾城这样给谢烨写信表白：“我觉得你亮得耀眼，使我的目光无法停留。”
然而，诗毕竟是诗，现实并没有“一生都沐浴着光辉”，半生都没有。顾城和谢烨拍下了新西兰的怀希基岛（又名激流岛）上的一座小屋，但要还房贷。为了生活，他们养过鸡、摆过摊、卖过画，却始终处于吃不饱的状态。比饥饿更可怕的是孤独。悲剧发生了，1993年10月8日，诗人顾城与谢烨在激流岛双双殒命。那一年，顾城年仅37岁。同年10月18日，北岛在《今天》 冬季号（总第23期）写下编后语：“顾城和谢烨的离去令人震惊，这世界显得更空旷。回想《今天》在白雪覆盖的不足六平方米的农舍诞生的日子，已如此遥远，中间隔着深渊。往事如驶离的大船，过去的我们与此刻的我们正在告别，互相辨认。死去的朋友们成为那船的主人。”
我在多多的书房看他正在创作的诗歌手稿，他的字迹我看不清楚。他说昨天晚上没睡好，忙着整理稿件。
写诗38年的多多强调自己不属于任何的场域，不属于任何的流派，不属于任何的团体。聊到鲍伯·迪伦，多多说，他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思考了10天，最后还是答复说，还是要吧。到目前为止，拒领诺贝尔文学奖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帕斯捷尔纳克，他是被“自愿”放弃诺贝尔文学奖励，另一个是萨特，萨特说自己拒绝任何来自官方和组织的奖励。但是过了两年，萨特给瑞典那边说能不能把奖金给我，呵呵，人家拒绝了，门都没有。
我说，在龙应台眼中，鲍伯·迪伦是个卧底诗人。多多显然不同意这个说法，他反问：卧什么底？我说，按照龙应台的说法，迪伦根本从头到尾就是个诗人，只是用音乐卧底了五十年。
说起诗歌奖，多多说，诗人的天职是写作，不像运动员和歌星，需要一些奖励和激励。中国有句老话，“少年得志，大不幸也”。命运其实挺公平的，生活上的不幸对诗人可能是财富，顺利的时候反而要小心。记得那是1968年吧——你看我这个脑子现在不好使了，特别容易忘事，我想起来了，就是1968年，当时我开始尝试写古体诗，一写就发现这不是我们今天的人可以驾驭的，古典诗词的高峰已经确立，不缺你这一砖一瓦。没办法，我就开始写现代诗。
多多更崇尚个体，基本上不参与任何所谓团体式的、群体性的艺术、诗歌运动，对所谓的诗歌江湖也没有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