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春风》:乡村沦落和主体困境/贾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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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望春风》是一部寓言体小说,乡村的沦落和人生的困境正好构成它的本体和寓体。伴随资本的进入,乡村在伦理层面和地理层面都经历了变迁。乡民失去了田园,正如现代人主体性的缺乏,使之普遍落入彷徨无依的焦虑状态之中,而反转的叙事策略也暗示了命运的不可把握。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盲目听从于命运的摆布,丧失了想象未来的能力,但若人们把希望寄托于永不会到来的乌托邦,则难以获得解放。

关键词:资本;变迁;主体;寓言

长篇小说《望春风》的作者格非,原名刘勇,生于江苏丹徒,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的教授,著有《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江南三部曲》系列)等作品。其新作《望春风》有着很强的学者小说的气息,其作品中与本雅明、艾略特等作家的对话也让人印象深刻。其小说结构采用了中国古典小说“列传式”的人物书写方式,将出场人物一一进行浓妆淡抹。《望春风》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进行口述史式的书写,内容 上记述了朱方镇儒里赵村等村庄20世纪中后期50年间的风土人情和人事变迁,在个人命运的联动中呈现乡村一步步走 向失落的状态。小说文本对村庄70余人进行的群像式描写,多使用人物互现的方法,将同一个人的性格和遭际在不同人物的篇章中补充完整,并以“父亲”、“德正”这两条明线和“春琴”、“礼平的发迹”这两条暗线贯穿故事。

父亲的三次算命事件,引出了全文开篇,牵线了春琴和德正的婚事,从此“我”的人生进入有关工作和婚事的青年阶段。德正一生心心念念要做成的三件大事,都包含着某种宏大的气魄和对生命的领悟:其一是建学校;其二是推平磨笄山,开出一片新田;其三居然是“死亡”。这条线上串连起来的,是高定邦、春琴等乡村干部的命运。文中欲盖弥彰的是与“我”命运紧密相连的春琴的线索,两人的成婚将时间过渡到“现在”。礼平的发迹通过各人的列传篇章穿插起来,历经木匠、猪倌和大老板这些人物的故事,最后,他将村庄的地权买来进行开发,村民们被逼迁,住进了朱方镇的“平昌花园”小区。村庄的故事落幕,礼平成为新时代的主宰者。小说从对回忆的口述开始,过渡到“我”回到乡村的当下,并在最后展开对美好

家园的怀想,组成了历史、当下和未来的完整图景。

《望春风》为我们描述了一场乡村的断代史,也是变迁史。在这个过程中,乡村在逐渐沦落,伦理日渐崩塌,资本占领了制高点。乡民在强大的资本面前节节败退,从内到外一点一点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和村庄,于是失去了的村庄成为了回忆中和希望中存在的“田园”,被人们怀念着和守望着。一.“欲望”意象里的伦理变迁乡村的变迁首先体现在伦理上,而“欲望”意象由隐秘到公开的描写,将变迁具体呈现了出来。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中国的乡村是一个伦理的社会,以“大家庭”为基本社群,且奉行一贯的、单系的差序格局为结构原则,伦理秩序依靠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结构来维持,崇尚礼治的行为规范形成一个超稳定结构。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安土重迁,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将自己的一生都绑定在土地上面,在这个礼俗社会里面,没有陌生人,大家都知根知底,就算是相互私通也几乎是公开的秘密,被普遍接受并秘而不宣,所以王曼卿的相好可以经历唐文宽、高定邦、高定国、柏生等等。可见,传统社会中的欲望书写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但是,当旧有的社会结构不能应付新环境时,社会变迁就会发生,于是关于性、金钱、权力等方面的欲望则慢慢公开化,成功的标尺即是欲望实现的程度。

前现代的农村生活,在《望春风》中以写实的方式进行,有关人性的美好和丑陋都有展现。赵德正从吃百家饭长大的孤儿,到被村民理所当然利用着的村干部的成长史,正表现了乡村伦理里的慈悲和自私混合的驳杂面貌。赵锡光将田地和房产廉价转给赵孟舒导致其被评为“地主”,在房契上算计唐文宽等事件,也 反映了乡土文化内部已锈迹斑斑的景象,虽然点缀善意而又不那么纯朴的传统乡村形象就被勾勒出来了。

同时,资本也在一点一点进入村庄,在现代社会更加蓬勃的欲望面前,伦理也被重新建构。礼平的第一辆自行车、第一块手表,给母亲买的缝纫机,给父亲买的收音机,以及后来村里的第一台电视 机,奠定了礼平在家庭乃至村庄的话语权地位,使得父权被物权所颠覆。同样的,同彬到南京工作,成为“城里人”,说普通话,讲全国奇闻轶事,他新的身份成为乡人的艳羡对象。在这一部分的内容中,现代文明的器物勾引着人们的视听,城市被渲染成一个极具诱惑力的所在,引诱着人们走出村庄,古训和权威的伦理也不再具有号召力。最守古礼的“小木 匠”遵守“同姓不相婚配”的古训,然而面对女儿赵丽娟和赵礼平的婚事却丧失了发言权,最后跟着大女儿远走他乡。上世纪70年代,农会副主任高定邦想开挖一条河渠引入长江水,方便浇灌全大队的良田,然而,村民大多已因种地不挣钱而将田地放弃,所以应召者寥寥,最后只剩下他一人埋头苦干。最后,礼平雇佣了几百个安徽民工将河渠挖成了,然而这条河渠也成为引入黑水逼迁村民的重要助力。在这里,资本的号召力量远远大于权威的号召力了,村民们也不再万众一心,为集体荣誉感出力。而儒里赵村的村民最后一次以“集体”的名义共赴急难却以金钱对人情的购买落幕:龙英的重孙豆豆被礼平厂里的大卡车撞死而无处申冤,梅芳带领大家到厂门口讨公道,董事长礼平给了龙英家五十万元人民币善后,龙英为感谢礼平的慷慨和村民的相助而大宴宾客,却因怕得罪礼平而单单没有邀请带头起事的梅芳。于是,充满人情味的乡村淳朴民风被铜臭味替代。

文化、伦理、人情、权威……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物资越来越丰富,欲望被放到台面,传统伦理被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随着老一辈人的去世,很难有人再记得当初鸡犬相闻的日子是什么样子了。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资本被赋予了理所当然的合理性,它以给你更好的生活方式来剥夺了你的往昔生活,以施予文明的姿态拿走你的土地和村庄,让你流离失所,却美其名曰“去看看世界”。最具隐喻意义的是礼平的风流史,无论是麦当劳服务员、卖煎饼的女儿,还是号称贞洁的姜维贞,都被其轻而易举的收入囊中。礼平对各色女人的侵占隐喻着资本的血盆大口,将遇到的一切可口物侵吞,欲望以公开和强硬的方式替代着你的日常生活。

然而,乡村的纯真和城市作为文明中

介的繁华和先进这些认知,都只不过是一场幻觉。乡村并非完全尽善尽美,城市也并非欣欣向荣,危机一直存在其中,进步的幻想就像玻璃幕墙一样,随时都有可能坍塌。于是这里面就涉及到如何处理乡村和城市的关系问题。王晓明教授的“城乡结合度”理论认为“应该把乡村的自然资源与城市的现代化资源相互融合,让社会全面发展”[1]。这启发我意识到,资本对乡村的进入并非全然坏事,但坏就坏在乡村在引入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同时,没有成功吸收相应的现代文明精神和管理制度,这使得乡村沦为单纯被开发的商品,村民依然面临压迫和剥削,比如,农村工厂的用人制度与城里不一样,远超八小时工作制的工作时长、没有五险一金和加班补贴及其它法律保障。这将使农民工在失业之后也无法把种地作为退路,在下岗之后就失去了生活保障。二.人群流动后的难返田园乡村的变迁还表现在地理意义上,在外来的资本侵占乡土资源和乡土自身难以为继的退守之间,农民为了生存开始向外流动。“农业在现代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不仅是提供数量极速增加的粮食和原料,同时还要为非农业部门提供一部分(实际上是唯一的)劳动力资源。它的第三个作用是为城市以及工业发展提供资金”[2]。农村算是现代化进程的强大支柱,当被重点发展的城市需要更多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时候,外来资本开始进入乡村买地开发搞基建,大规模承包经营农作物或经济作物,国家规划占地修路等等,再加上种粮利润低,城市工资高,许多农民被迫离开乡村进入城市打工,许多农民被迫离开乡村进入城市打工, “他们是资本的轻步兵,资本按照自己的需要把他们时而调到这里,时而调到那里。当不行军的时候,他们就‘露营’。这种流动的劳动力被用在各种建筑工程和 排水工程、制砖、烧石灰、修公路等方面”[3]。然后,他们又省吃俭用地把挣得的辛苦钱带回乡村供养孩童和老人。儒里赵村集体搬迁到朱方镇的平昌花园小区,最大的原因就是村庄的土地资源被开发商看上了,被迫大迁徙。土地的产出决定了农民的生死,土地的变迁影响着农民的去留。远观欧洲,土地的变革决定了1789年—1848年间大多数人的生死,双元革命[4]对土地和农业造成了灾难性的冲击。“土地所有权的革命,是传统农业社会解体的政治面貌;新的农村经济和世界市场的渗入,则是其经济面貌”[5]。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依靠,然而长久以来,农民只是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并向统治者缴纳一定的赋税,直到2006年国家取消了农业税,但农民依然只是拥有土地定着物的所有权(即植被和房屋等)。而承包期为三十年”[6]分配年限,使得许多后来新增的农村人口没有土地,农民被剥夺了土地等在乡村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之后,成为一个“自由得一无所有”人,只能到工业生产领域出1998年开始实施的“耕地的的规定延长了重新卖劳动力。除非他们老得干不动了,才会回到故乡,此时已有儿孙接替他们候鸟般的生存方式,陷入命运的怪圈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孤儿赵德正可以[7]。吃百家饭长大,成人后成为村干部为村民谋事,然而资本年代下的人们却无处可去,赵伯渝像狗一样被一个个工作单位赶来赶去,没有立足之地。农民进入城市,将要遭遇城市经验对乡土经验的否定和冲击,他们在与城市的格格不入之间努力寻求生存。“农民之所以一离开土地就丧寻求生存。“农民之所以一离开土地就丧失‘自由感’,原因就在于他只有一具未被拆解的‘完整的身体’(也就是没有专业化,分工不发达)。‘货币’这种抽象符号,都市人正是通过拆解法(分身术)、通 过身体的碎片化而获得的。……所有的人都变成了可被‘一般等价物’衡量的商品。这些,都是农民十分陌生的事情”[8]。儒里赵村的人们随礼平之后兴起了办厂经商的热潮,就像潘乾贵开的酱菜厂,然而多数厂商因经营不善而濒临倒闭,个体户在大资本家的挤压下难以争夺生存空间。当今的世界,乡村已经无法提供一个生命所需的充足的生存资料,进不去的城市也将断绝他们的后路,前后夹击的绝境将其扔入彷徨无依的漂浮状态,每个人都无所依靠。

然而人们却寄希望于回到一个乡村乌托邦,时刻盼望着希望的春风早日刮来。但温暖和美丽的春风永远不存在,一阵春寒料峭,只留下原地的人们一个仰望的姿势。三.反转的叙事策略及主体困境在小说《望春风》中,反转的叙事策略被作者灵活运用,在反转中表现生命的无常,其中包括两方面的反转,首先是主体性的从有到无。小说的前两章虽冠以人名,但基本是一系列事件的有机穿插,全村几乎所有的人物从知识分子、乡村干部、普通百姓、下层奴仆等都有专门的描写和介绍,也就是说,在开始的群像描写中,每个人都具有主体性,活灵活现的。然而,到了第三章上世纪80年代的列传式书写中,被着重描写的基本上都是有资本或与资本相关联的人物,且其被呈现方式由刚开始的自由行动到后来“我”的道听途说,落入了不可言说的语境之中。这种叙事方式的改变构成了一个反转的阅读效果,在这种反差中,我们会更深刻体验到资本年代对人生命主体性的吞没。

第二方面,“反转”策略更表现在叙述者“我”的命运上,每当我们以为他将要成功的时候,剧情总是不按人们的普遍预设进行,比如说“我”被母亲接入南京,

大家都以为“我”将会成为一个“官二代”,实现身份的大翻身,但谁都没想到,“我”却被安排到一个小城镇的图书馆当管理员,后来母亲的去世,彻底断了“我”发达的奢望。本来,依照小说通行的主角的光环效应,主人公总能逢凶化吉,走上人生巅峰,但是“我”却一直徘徊在社会的底层,最后连在城市都呆不下去了回到乡村。文本以平和的口述方式将一个人生命中的痛苦展现出来,当我们为人物的命运唏嘘不已的时候,却不会大悲大痛;当我们对人物的不公平遭遇感到不满的时候,却不会出离愤怒,这也是看客的普遍态度。于是作者将我们这些读者的反应也融合进了小说之中,铸造了一面映射世态万象的镜子。

命运的反转正反映了人生的无常,那么在这么多的不确定之中获得的幸福,则建立在巨大的偶然性之上,所以这份幸福就是脆弱的,处于随时坍塌的危机之中。“我”离开家乡到城市闯荡,却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故乡,后来,“我”工作的地点不经意间离家越来越近,我也终于意识到自己返乡的渴望并开始采取行动。而春琴在自己家没法容身,又不愿意和同彬去南京,这使得“我”决定陪她回归村庄,在已经失去了祖屋的故乡能有一席之地令自己容身,也是很偶然的。“我”最后能够与春琴回到故乡回归幸福的农村生活,是建立在政府和赵礼平资金链断裂这一巨大的偶然性上的,也可以想见这种幸福是何等的脆弱。母亲章珠的日记也将自己的命运总结为一次次偶然性的合成。“每一个假如,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偶然,而每一个偶然,都足以改变她日后的人生轨迹。那么,她‘如今’的生命,与这些数不清的‘假如’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

样的关系呢?”[9]桃源的幸福生活建立在偶然性之上,而乡村的消失则是必然 的失落。一次次偶然事件也许可以让人走向幸福,也可能把人打回原形,走向毁灭。“所谓大灾难,不是在某个给定的时刻将要发生的事情,而是假定在任何给定时刻都会发生的事情”[10]。建立在偶然性之上的行为类似于赌博,其每一次下注都是一个投机行为,每一步行动都没有规律可循,靠着机遇的叠加,将人扔到不可测的罗盘之上,听天由命。命运这个深不可测的东西却被村民们盲目信奉着,这使他们不再想象未来的样子,而只是着眼于眼下。小说中的父亲是一位算命先生,而以他为代表的村民最听从命运的安排,缺乏危机意识,所以危险一来便会溃不成军。面对社会运动中轰轰烈烈的大事件,他们受到的波动很小,除非大的社会氛围引起了村子里的小范围事件,自身才会有所触动。因此,小说对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之间的社会大事件的清晰描绘很少,我们所能看到的也就只有赵云仙去青龙山挖矿、赵孟舒被批斗、毛泽东病故等零星片段,组织不出时代的整体脉络。这隐晦向我们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农民对社会风波一知半解,他们安逸地过自己的小日子,对即将到来的现代化浪潮毫无防范意识,直到他们被迫离开村庄搬迁到镇上的小区居住,也看不到罪魁祸首是开发商赵礼平,而不是好心为大家开挖水渠用于浇灌农田的高定邦,因为正是这条水渠被赵礼平引入被污染的黑水而使得村庄无法居住。村民好像泛舟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窃窃自喜于自己周围水域的安全和平静,对一切生老病死和人事变迁都安然接受。所以,“死”便是德正人生三件大事中的最后一件。“我们的人生在绕了一个大弯之后,在快要走到它尽头的时候,终于回到了最初的出发之地”[11]。小说里面对稳定的渴望和对命运神秘莫测力量的无 能为力,很容易使乡民落入历史虚无主义的圈套,让他们彻底失去想象未来的能力。同时,他们也时刻“望”着春风,就像“我”对母亲的执着寻找和眷恋。因为母亲与“故乡”都意味着安全与温暖,我们可以认为小说中“我”一直以来对母亲的寻找,同后面对故乡的怀念和田园的渴望,都出于现代人对主体性的一种寻觅,只因不知道自己从何处来,才会觉得此刻的自己没有立足之地和生存的意义。然而这种把母亲或故乡当作人生获得拯救的希望的行为,却是在建立一个乌托邦般的存在,而这个乌托邦却永远不会到来。这在小说中可以找到隐喻:“我”终其一生未能见到母亲一面,连她的骨灰也可能被撒到了扬子江里无处寻觅。在每个希望被拯救的时刻,“我”几乎都会想起母亲,或者将某个人当作母亲的化身,比如说给过我温暖感觉的王曼卿,比如小时候被我尾随的捡破烂老人,比如图书馆里看报纸的罹患精神病的退休戏剧演员。在故事的推进中,母亲的正式出现是我命运的拐点,“我”从此离开乡村,开始走向城市,然而母亲的病故也使我成为了真正的孤儿,挣扎在小城镇中匍匐前行。在故事结尾,在“我”给春琴描绘的对未来的设想中,“我的母亲将会突然出现在明媚的春光里,沿着风渠岸边的千年古道,远远地向我走来”[12 ]。在这份美好的愿景里,儒里赵村仿佛回到史前的文明,人们各得其所,万物欣欣向荣,那么这个时候向我们走来的,就不仅仅是“母亲”了,也是代表了这一切的“希望”的春风。然而,这个希望只不过是一种永远不会到来的乌托邦而已,没有资本也就没有发言权和行动的能力。这是一部充满隐喻的小说,也是一种当下生活的文化寓言。乡村的消失仿佛

也是一种人生的隐喻,被剥夺的乡村和被剥夺的人,构成命运故事的本体和寓体。在小说对乡村生活由盛及衰的演绎里,我们在看遍人情冷暖的悲伤之余,会在碎片化的日常生活背后发现隐藏的巨大秘密——生命的被剥夺、人生的无奈和悲凉,人们普遍陷入历史主体意识缺乏的困境之中。当我们看到曾经光芒四射的梅芳辞去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一职时说的伤心话:“我以为自己沐浴着时代的光辉,其实一直生活在耻辱之中。还不如一条狗。” [13]她发现,除去了政治身份之后,她其实什么都不是,一种人在大时代面前的渺小和苍凉感扑面而来。“人生如狗”的比喻,还出现在“我”的工作被免、被人撵得到处跑的时候,略通文墨且挺聪明的一个人,在丛林社会中却没有可立足之地。高定邦年轻时组建“青年突 击营”,领导村民搞建设,盛极一时,晚年只能带着儿子靠走街串巷跟人做饭维持生计,内心荒凉,命运无依。朱虎平年轻时身为救火会会长风光无比,长得又英俊逼人,却挡不住妻子跟随赵礼平跑业务跑成了他的外室,聚少离多的夫妻生活令朱虎平慢慢变成了酒鬼。朱虎平晚年生活凄凉,给一个成衣公司看大门,白发凌乱,眼神空洞而茫然,绚烂的人生消散在历史的尘埃里。小说中难得体现出人的尊严感的人物故事,就是老福奶奶的死亡,她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便将家里和自己收拾齐整,换上新衣服,安详地闭上了眼睛。死亡只有在可预料到的情况下才会来得如此具有文人美学的特征,然而生活永远充满了偶然性,我们永远不知道危险和明天哪个先来。

前现代社会里的乡民们在自己的田 地里劳作,在小小的村庄里生活,相信万事万物皆有命运的安排,所以逆来顺受,安土重迁,陷入命运的怪圈之中,缺乏想象未来的能力。在每一个困苦绝望的时刻,他们也会想象天神的拯救,想象春风吹满大地,苦难熬一熬就过去了,然而美好的愿景却是永不能到来的乌托邦。在低头耕作和闭眼做梦的精神状态里,传统的乡村是坚固而稳定的。然而,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已经到来,曾经的生活被发展的合理化名义所剥夺,弱者替强者买单。返乡之路,是“对于生命之根的所有幻觉和记忆”[14],然而在资本的年代,这条道路将被永远切断。

美编敏子 jiminzi512@163.com编辑闫莉zzyanli@sina.com

文/贾璐

《江南三部曲》系列是格非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酝酿构思,沉潜求素,到2011年终于完成定稿的系列长篇巨作。在这一巨作中,格非以他一贯的优雅和从容,将个人的命运与近代中国的厚重历史交织在一起,通过简单写出了复杂,通过清晰描述了混乱,通过写实达到了寓言的高度。

《望春风》是格非获茅盾文学奖后的首部长篇大作,也是一次几乎不可能的返乡之旅,小说以“清明上河图”般娓娓道来的手卷写法,描绘乡土中国的活色生香,发见普通人的高贵品质,定格日常生活的瞬间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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