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克拉拉的祖母,不仅慈爱,还循循善诱,故意把故事讲到最精彩的部分戛然而止,引导海蒂学会认字,这样才能自己读故事,不用依赖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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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蒂和爷爷》这部电影中,克拉拉的祖母没有听信管家的一面之词,和这个小女孩相处,观察她的性格,她是否开心。她作为一个贵妇,完全无视等级,把一个穷人家的孤女当成自己的亲孙女,为海蒂讲故事,这份温暖的慈爱不就是咱们中国人一直提倡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吗?她不仅慈爱,还循循善诱,故意把故事讲到最精彩的部分戛然而止,引导海蒂学会认字,这样才能自己读故事,不用依赖别人。

在送克拉拉去乡下海蒂家住的时候,克拉拉的祖母很诚恳地拜托海蒂的爷爷,说想让孙女住他家,会承担费用。有一个细节很值得回味,海蒂爷爷拿了个破水壶和两个黑乎乎的杯子接待她,倒了一杯水给她,她毫不犹豫地喝了,又倒了一杯,她接过来,又自然而然地喝了。对比一下,片头那个严肃的管家对海蒂用餐礼仪的教导,可以想象这个头发整整齐齐服装精致考究的贵妇,该是有点洁癖的吧,但克拉拉的祖母能够把对人的尊重做到如此不露痕迹、如此得体,佩服。

克拉拉的祖母,让我想起汤一介先生的父亲汤用彤,有大学问,又慈祥,随和,用中国古人的话来说,那是名儒,而非区区名士可比。名儒与名士有什么区别?名儒有深厚的儒家学问作底子,能够独立守神,不求闻达,而名士则不然,名士这一头衔,据说源自魏晋,比如“竹林七贤”之流。

名士耐不住寂寞,总要炒作。晚清重臣左宗棠曾在写给儿子的家书中说:“吾尝谓子弟不可有纨绔气,尤不可有名士气。名士之坏,即在自以为才,目空一切,大言不惭,只见其虚矫狂诞,而将所谓纯谨笃厚之风悍然丧尽。故名士者,实不祥之物。从来人说‘佳人命薄,才人福薄’,非天赋之薄也,其自戕自贼、自暴自弃,早将先人余荫、自己根基斫削尽矣。又何怪坎坷不遇,憔悴伤生乎?戒之!戒之!”

如今这个喧嚣的世界,放眼望去,哪里还有真名士呀,明星倒是不少。

作家郑逸梅(1895年—1992年)也曾经这样说:“南社多报坛耆宿,湘乡张冥飞其一也。性落拓不羁,人以名士派誉之则怒,曰名士者,世界至不祥之物也,其为祟,小之足以害家,大之足以祸国,考历史所载,古今贪鄙无耻之徒,多属于一时知名之士。若扬雄,名士也,刘歆,名士也,谯周,名士也,魏收,名 士也,褚渊,名士也,石崇,名士也,冯道,名士也,陶榖者,名士也,乃或为纂贼之走狗,或为江湖之大盗,或为贰臣,或为秽吏,均不齿于人口也,抑何卑视我如此耶!”

龚自珍算名士吗?既好色又好赌。当官吧,他不行,敝屣权贵,粪土王侯,浪迹江湖,这种性格怎么能当好官?那就做学问吧,有了儒学打底,以他的智慧做个名儒,没有问题。再说,他的外公是大名鼎鼎的清代朴学家(朴学又称考据学,针对理学的空疏而言,主张学问重史实依据,解经由文字入手,以音韵通训诂,以训诂通义理。)段玉裁。这家世,做学问,不成名都难。他果然名满天下,却越来越耐不了寂寞,坐不住冷板凳。于是,他索性玩个尽兴,结果,50岁就暴毙。

段玉裁从小看着龚自珍长大,说这个孩子智商甚高,只是担心他走极端,于是勉励他:“努力为名儒,为名臣,勿愿为名士”。老一辈对后代的教育越担心成什么,最终就越成什么。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汤一介先生的父亲汤用彤,希望汤一介长大后成为一个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他果然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

汤一介先生在回忆父亲汤用彤的文章中这样写道:1941年夏,我进入联大附中,1943年我读初二,我和几个同学对当时的童子军教官专制作风很不满意,加之我们偷偷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对陕北颇为向往。于是我们五个人:我、余绳荪(余冠英的儿子)、游宝谟(游国恩的儿子)、曾宪洛(曾昭抡的侄子)、胡旭东,决定去延安看看。我们没有路费,就分别偷了家里的金子,卖了作为路费。我们由昆明先到贵阳,准备由贵阳去重庆,再去西安,由西安去延安。

到贵阳,我们住在一个小旅馆里,吃过晚饭,刚准备睡觉,忽然来了几条大汉,说要我们到贵阳警备司令部去一趟,到那后,就把我们几个人关在警备司令部的侦缉队内的小房间里。这就是说,我们被捕了。特别让我们担心的是,我们还带了一本《西行漫记》,因而感到会有很大麻烦。不记得是谁忽然发现,屋子的地板有缝,我们感到有救了,于是把书撕了,一张一张由地板缝塞了下去。我们又共同编了一套谎话,说是我们要去重庆念书,并且各自还找到一两位在重庆的亲友作为“护身符”。第二天,警备司令部的参谋长找我们一个一个谈话,警告我们不要听信什么谣言,对带领我们的余绳荪还加以恐吓说:“不要以

为不会把你枪毙”。我们几个一口咬定,都说对联大附中不满,要换个学校,到重庆念书。对我们的问话没有问出什么来,就把我们关在侦缉队旁边那间小房子里。关了大约一周,联大附中派教务长魏泽馨来接我们回昆明。

回到昆明,父亲并没有责骂我,反而把我们几个出走孩子的家长给联大附中校长黄钰生(也是西南联大教育学院院长)的信给我看,信中对联大附中的教育进行了批评。这样我们都不愿再回附中读书了。正好我有一位堂姐汤一雯在重庆南开中学教书,于是我就决定去南开中学了。

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不知道生活的艰难,特别是在抗战时期生活更加艰难。在南开,所有的学生都住校,吃集体伙食,菜很少,大概我们吃完第一碗饭,菜就没有了。有些同学家在重庆,往往带点私菜,或者带点加盐的猪油来拌饭吃,而我则没有这种可能。因此,我就写了封信抱怨生活太苦。

父亲给我回了一封信,他说:抗战期间大家生活都苦,不应该对此有什么抱怨。并且说,他在读清华时,由于祖母不给他车费,每星期六回家要走几十里路,并没有抱怨。他还把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抄给我并且说:前方战士流血牺牲,这样你才能在后方读书。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应该多想想比你更困难的人,要像杜甫那样,在艰难的生活中,他想到的是大庇 天下寒士。……当我知道了大妹病死后,写了一封信给我父母,述说我的哀恸,“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父亲给我回了一封只有二三百字的信,信中引了孔子的话:“未知生,焉知死。”并且说:“生死、富贵等不是人应去追求的,学问和道德才是人应该追求的。”他要我好好读书,注意身体。

从父亲这封短信看,他确如钱穆先生所说,是一位“纯儒”。又近读《吴宓日记》,其中也记有父亲在一次演讲中说“儒家思想为中国文化之精神所在”。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父亲正好五十岁,是否“知天命”了,我不敢说,但他要求我做一个有学问有道德的人,这无疑是儒家对做人的要求。而我在50岁时(1977年)才像孔子15岁那样“志于学”,大概到我60岁(1987年)时也才如孔子40岁时那样进入“不惑”之年。父亲立身行事所依据的儒家思想多多少少在我身上有所体现。(摘自《我们三代人》,汤一介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时光所偷走的,永远是你眼皮底下看不见的珍贵,再美好的也经不住我们遗忘。

《尚书·大禹谟》有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看了汤一介先生回忆父亲汤用彤的文章,我想起陆游《自勉》中的话:“养气要使完,处身要使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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