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教育实践:面向社会,致力于“造成健全的公民”

Mixed Accent - - 大家腔调 -

1912年,高中毕业的叶圣陶迫于家庭经济负担的重压,无法继续求学,便走上了从教的职业生涯。相比于自由而为的文学创作而言,教育事业是叶圣陶无法回避的生存选择。

起初,叶圣陶在苏州担任小学国文教员,后来,随着工作的变动,他辗转到上海为商务印书馆编辑小学国文课本。之后,叶圣陶重回学校,与同事们一并试行教育改革。继辛亥革命后民国建立,“五四”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叶圣陶投身其间,以身试命,追随着新的时代召唤。他在1921年与茅盾、郑振铎等人公开发起并成立“文学研究会”之后,积极响应“为人生而艺术”的社团号召,在《小说月报》《新潮》等期刊上发表一系列文章以观照社会。因为教师职业的影响,叶圣陶笔下的多部作品即是以自己身旁的学校同事、学生为原型的,一定程度上讲,“教育

家身份不仅是叶圣陶执笔创作教育类题材作品的动力,更是其

从事童话创作的有利因素”[8]。

叶圣陶对教育事业的选择与他的经济身份有很大关系。由于家庭生活的压力,叶圣陶无法像“五四”大多数知识分子那样顺利完成高等学业并再深造,更谈不上留洋镀金,而只能早早地入职社会。他从一名小学教员做起,在教育界追求着自己的再升华。但入职后的体验却令他不满,他说:“用了我的尺度去

看小学教育界,满意的事情实在太少了,我又没有什么力量把 那些不满意的事改过来,我也不能苦口婆心地向人家劝说——因为我完全没有口才。于是自然而然走到用文字来讽它一下的

路上去。”[9]因此,笔杆子成了叶圣陶排忧解闷的最好选择。但就文学作品的受众而言,自古以来也只是限于少部分人得以一窥文学中的奥妙与牢骚,真正可以接触精英文化并对此有所体悟的民众少之又少。于是,叶圣陶寻找新的突破点来启迪民昧,他想到了推行教育改革,以社会为面向,以学校为工具,以学生为教育对象,将教育附丽于学生,从而来“造成健全的公民”。

叶圣陶认为,教育对个人、民族、国家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而学校教育在教育中又属重中之重。在他看来,“教育是

用学校作为工具,把旧有的知识系统传授给继起的青年,使他们养成一种既成社会的人格,以维持和发展这个社会。所以教育是人类获得生存资料和经营生活的一种工具。教育本身并非目的,而是工具。这种工具,大而言之可以拯救国家社会,小而言之可以指导个人,改造个人的错误,实现人的本能,它的作用

是很大的”[10]。教育一定意义上充当着启迪思想的重要手段与工具。所以,在从教的76年里,叶圣陶致力于为学生编写适合的教材,根据授课对象的欲望和兴趣及时对讲稿进行汇集、调整和完善,并积极阅读西方经典译作,对其中“适宜给儿童阅读的文学形式”[11]进行创作尝试,并本着“符合语文训练的规律

和程序”[12]为孩子们编写课本。与同时期新文学运动的其他启蒙者一样,叶圣陶在推崇课改的同时,其实也是在抱着一种“文学救国”的理念。受“五四”时期的启蒙感召,叶圣陶深深明白:如果教育不成其为教育,国家用教育所引导的青年人也将无所希望,教育亡,则国亡。所以,教育改革是刻不容缓的。由此,叶圣陶身体力行,在教学实践和编辑工作中,他努力用一种适宜学生接受的文学形式来推行课改,致力于使教育附丽于人并给以启蒙。叶圣陶说“离开了人,也就没有教育了;我不忘各种功课有个总目标,那就是‘教育’——造成健全的公民”[13]。所以,他将国文课向文学启蒙课作变革,不断地在教学实践中追寻着自己的教育理想。有学者将其教育思想总结为四个基本点:“(一)儿童本位是语文教 育的起点;(二)社会生活是语文教育的立足点;(三)培养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是语文教育的重点;(四)训练是语文教育的着重点。”[14]并提出对应的四个问题,即:“语文教育为学生而教;语文教育依据现实社会生活而教;语文教育主要是培养学生的母语听说读写能力;语文教育重在训练而不是讲解”[15]。结合叶圣陶的实践和学界的观点不难看出,叶圣陶的教育改革一定程度上也有失偏颇。他一心关注给学生带来知识的收获和实现技能的提升,却过分注重文学的社会功利性的价值考量,使教育改革呈现为一种功利目的驱使下的工具性操作,这样一来,所致力于培养的“健全的公民”接触的文学课程也呈现出一种“轻审美、文学的实用主义倾向”[16] 。

叶圣陶不仅在文学上成就突出,他也曾热切地主张规范现代汉语,并编纂和规范了出版物的汉字,规定汉语拼音方案,从而改进了编辑工作的质量与组织结构,促进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而其具有独创性、系统性的教育思想对中国特色现代教育理论亦作出了重要贡献,至今仍值得我们关注与借鉴。图为工作中的叶圣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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