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话语之下的女性困境

——浅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的女性视角

Mixed Accent - - 目 录 - /彭永强

在近些年的影视剧中,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无疑是表现“凌厉”的一部作品。无论是作为文学文本的小说,还是作为红极一时、妇孺皆知的热播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都达到了商业意义以及传播意义的双重成功,获得了极高的关注度。《人民的名义》之所以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这里的成功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小说作者兼电视剧编剧周梅森个人成就的突破,另一方面则是主流反腐题材的文艺作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熟知程度——这主要归功于它题材的独特性:反腐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政治,而长期以来,中国人对于政治的热衷异乎寻常,“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很多人行身处世的一句格言,即便是众多在日常生活中跟真正的“政治生活”关系极其浅少之人,也会在不自觉之中,将自己与政治扯上自以为非常紧密的关系。在这一背景下被创作出的文艺作品,毫无例外,都会跟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与“政治无意识”的理念堪称不谋而合。

作为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把“政治无意识”作为解读文学作品的一个关键词,在他看来,所有的文本都是有政治性的,文本的寓意并非停留在作品的表面, 而是栖身于“政治无意识”之中。詹姆逊认为:“一切事物都是

社会的和历史的,事实上,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

“文化文本实际上被作为整个社会的寓言模式”[1]。这种“政治无意识”,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文本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 “在第三世界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永远是政治知识分子”[2]。从这个角度来说,《人民的名义》火爆全国,全民上下畅谈此剧,皆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凡此种种,正是“政治无意识”在我们琐碎庸常的平凡人生活中的具体体现。

虽然《人民的名义》叫好又叫座,俨然成了文艺界的“巨大收获”,然而,在网络上和现实中,也出现了不少对于《人民的名义》的挞伐之声,主要集中在电视剧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上,认为这部热播剧中的女性角色,个个显得单薄、扁平,甚至有标签化的倾向。自称中国女性第一刊的微信公众号“她刊”发表文章,对《人民的名义》的女性人物设计表示不满。作者莉莉雅这样写道:“和剧中丰满的男性角色塑造比起来,《人民的名义》里的女性形象全体崩塌!”

实事求是地说,以现代的性别观念来看,《人民的名义》之中的女性困境,很容易被认为是创作者的女性视角出现了某种偏差,而且这样的性别歧视还非常巧妙地隐蔽于强大的权力话语之中。事实上,如《人民的名义》这般,将故事中的负面形象、丑恶典型,有意无意之中编码成女性形象,与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女人是红颜祸水”一脉相承,甚至,新中国成立前后涌现出来的红色经典小说,也常常把隐匿在故事表层的对于女性的歧视,寄寓于强大的权力体系中,形形色色的女性,纷纷成为权力的献祭者。

《人民的名义》中的人物塑造深入人心,尤其是经过热播电视剧的极速传播功效,在某一段时间中,达康书记、祁厅长、高小琴、高育良等,几乎成了人们茶余饭后、酒桌茶台最被热衷的谈资,这些反腐剧中塑造出来的典型人物,也就成了家喻户晓的荧屏形象。

政治是男人的游戏,这样的观点至今仍然有着极其巨大的

“市场”。事实上,在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男性与女性相比,绝对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所以,在《人民的名义》这样一部以政治、以权谋为表现内容的作品中,男性理所应当地成为当之无愧的主角,其中最主要的斗争,也均发生在男性中间。而作为作品配角的女人,在其中的作用尽管较之男性有云壤之别,却也不容小觑。因为尽管是配角,女人在腐败,尤其是诱惑男性干部腐败“下水”这方面,绝对是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当之无愧地发挥着“半边天”的作用。

在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众多的女性形象中,作者着墨最多、剧中戏份最重的,应该是“阿庆嫂”高小琴。外貌出众的高小琴作为京州市山水集团董事长,表面上看,她不仅是个年轻有为、气质脱俗的女子,而且是个叱咤于政商两界的风云人物;背地里,她却与众多腐败官员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依靠种种特殊关系甚至是不正当的两性关系,实现官商勾结,以及对穷苦百姓巧取豪夺,甚至可以说,她是诸多官员腐败的诱因及重要推手之一。当然,高小琴最初亦是一个可怜而单纯的渔家女子,只是在被人利用的过程中,她自己也与腐败分子同流合污,从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柔弱女子,变成了一个与害人者沆瀣一气的罪恶者。高小琴的双胞胎妹妹高小凤,在《人民的名义》中的作用,与高小琴类似,只是着墨甚少,可作为高小琴这一形象的一个短小补充。

省委常委、京州市市委书记李达康的夫人,身为银行副行长的欧阳菁,则是一个智商、情商都非常低下的女人。“她有着与

生理年龄极不相称的心理状态,对于爱情仍像年轻时那么执着,耽于白日梦中不肯醒来……她深爱韩剧《来自星星的你》,病态

般地一遍一遍看,浪漫的爱情故事与她的白日梦化为一体”[3]。这样一个年过五旬的女性,其心理与她的年龄、职位、身份,乃至当今的社会现实都极度偏离、格格不入。此外,欧阳菁还极其贪婪,连芝麻绿豆大的利益都不肯放过,正是由于她人格上的种种缺憾,给为人正派但作风霸道的达康书记,带来了诸多麻烦,最终欧阳菁也因为无知和盲目,把自己送进了监牢的深渊。

《人民的名义》中的一些次要的女性人物,也各有这样那样的缺憾。吴慧芬作为一名高级知识分子、历史系教授、“大反派”高育良的结发妻子,纵容丈夫在政治生活和男女关系方面都胡作非为,还非常主动地配合着“演戏”,从某种程度来说,她做了权力以及名声的奴隶。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周梅森还对“中国大妈”这一颇受争议的群体,极尽嘲讽之能事,塑造了一个无情无义、唯利是图、趣味低级、恶俗无耻的“中国大妈”的典型吴彩霞。吴彩霞的丈夫刘庆祝在掌握了山水集团的犯罪证据且有举报意图之后,被祁同伟、高小琴们联手杀害。作为妻子的吴彩霞对丈夫之死漠不关心,反而因为得到高小琴给予的二百万元的抚恤金而大喜过望,其一些话语堪称将一个“中国大妈”的无耻发挥到了极致: “吴彩霞嘴一撇:反正是死了呗,谁管他怎么死的!……哎,行了吧?不就这点屁事儿吗?我得跳舞去了,明天有个比赛!” [4]一个女人能将自己丈夫的死,看成比跳广场舞还要小的“屁事儿”,而且能当着国家反贪人员的面大言不惭、恬不知耻地说出来,吴彩霞绝对称得上是这部作品中最恶俗、最令人讨厌与恶心的人物,没有之一。即便是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奇葩人物也应该属于凤毛麟角吧,不能不让人揣测,在这个人物身上,可

能蕴含着作者极其浓郁的个人好恶。

当然,在《人民的名义》这部宏大的作品中,女性也并非完全没有正面形象,作为反贪局侦查处处长的陆亦可,即是《人民的名义》中难得一见的正面女性角色,然而,她却是以牺牲女性特征的面目出现的。陆亦可的衣着打扮趋向于男性化,为人处世的风格也非常中性化,做事干练,雷厉风行,甚至在处理自己的恋爱、婚姻问题时,也因为缺乏女性特质,成为“剩女”被人关注。我们可以这样说,陆亦可呈现出来的正面性格,恰恰是以女性的对立面或者说“去女性化”而最终实现的。“从某种意

义上说,当代中国妇女所遭遇的现实与文化困境似乎是一种逻辑的谬误,一个颇为荒诞的怪圈与悖论。”“当她们作为解放的妇女而加入了历史进程的同时,其作为一个性别的群体却再度

悄然地失落于历史的视域之外。”[5]著名的女性主义学者戴锦华教授,在论述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及文化发展之时如是表述,这样的境况即便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似乎仍然“阴魂不散”。女处长陆亦可看似正面却丢掉了“女人味”的人物形象,与戴锦华教授的论断不谋而合。

整体看下来,《人民的名义》中的诸多女性,要么成为腐败的参与者、制造者、诱导者,要么成为腐败的帮凶,要么是恶俗小市民的集大成者——“中国大妈”的代表,即便是作为腐败的扼杀者、正义化身的反腐斗士,也只能以丢掉女性性征的面目出现,其实,这也正是女性处境在权力话语之中的真实再现。这样的女性群体,也许并非《人民的名义》创作者有意设计,其背后隐藏着极其复杂而隐秘的社会话语结构,从中国自古流传的“红颜祸水”论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红色经典小说,都有一套

众所周知,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女性一直被困囿于家庭之中,活在男权的阴影之下,她们生存处境和精神困惑,一直被遮蔽在历史的阴影里,不被言说。

自进入二十世纪,中国女性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但男女不平等的事实依然十分严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男女权利关系上,国家明文规定“男女平等”,中国妇女的社会化、职业化程度前所未有。国家政权将妇女从家庭之中解放出来,给予了她们参加社会生产、社会管理的机会。如此一来,从法律意义上看,男女平等的确成了一种事实。然而,法律上的平等不等于现实中女性真正意义上的当家作主。在诸多文艺作品中,甚至是那些代表着“国家正统”的经典作品中,女性仍然是弱者的代名词,依然是落后势力、诱惑形象、丑恶力量、异端分子、破坏分子等负面形象的最主要承载者。甚至,这般将负面形象编码为女性的人物设计,在中国历史上红极一时的“红色经典小说”中,也早已经被运用得极其纯熟。

我们在阅读红色经典小说之时,可以发现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每一部作品中都会有一个或者多个反动的女性形象,而且这样的女性常常是反革命阵营中最无耻、最荒淫甚至最放荡的人,譬如《林海雪原》中的蝴蝶迷、《平原枪声》中的红牡丹、《敌后武工队》中的二姑娘、《风云初记》中的蒋俗儿等。这些女性形象兼阶级的反动性和个人生活的放荡性于一身,背负革命伦理和道德舆论的双重拷打。除此之外,在同一时期描写新中国生活的作品之中,新的国家政权、新的社会秩序中的落后分子、“异端分子”、破坏分子同样也常常被编码为女性,她们的落后、反动,总是和女性独有的外在形象、性格特点等女性特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邓友梅短篇小说《在悬崖上》中的加丽亚,美丽、妖娆、爱美而又富有生活情趣,体现了女性特有的魅力和情趣,然而,正是这种女性特质成了破坏社会正常秩序的有害成分。她有意勾引“我”,仅仅是玩弄感情而已,最终“我”成功摆脱了加丽亚的诱惑,重新回到丢掉了女性性格特点的革命妻子身边,生活秩序才得以恢复正常。在赵树理的短篇名作《锻炼锻炼》中,新的社会秩序中的落后分子、“异端分子”也同样为女性,“吃不饱”、“小腿疼”等女性形象,均是落后群体的最重要代表。

《人民的名义》在女性形象的塑造、负面人物的编码上,可以说深得红色经典小说之“真传”,不约而同地将社会正常秩序

最重要的破坏者设计为女性。而这些作品在题材方面又极其相像,都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国家正典”。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中秉持“经典”概念,即“经

典的原义是指我们的教育机构所遴选的书”,这些“必修书目”

是“主流社会、教育体制、批评传统”所选择的结果。[6]从这个意义而言,红色经典小说与《人民的名义》都是当之无愧的“国家正典”。红色经典小说重述革命正统历史,记载血与火的革命历程;《人民的名义》则记述现代政权的自我修正与维护,基于国家政权的权力结构是这些作品至关重要的“权威”之所在,而这样的权力与威严,从某种意义而言,正是将负面形象编码成女性的最佳“掩体”。

诚然,女性解放这一话题,自中国社会现代化以来屡被提及与提倡,女性社会地位也有着一定程度的提升。然而,男权意识无论是在社会行为以及文艺创作中都无处不在、如影随形,权力话语之下的女性困境也就必然相伴而生。不论是作为“国家正典”的红色经典小说,还是如火如荼的《人民的名义》,之所以将女性作为最主要的负面形象载体,说到底,仍然是男权意识作用的结果。只不过,这种男权意识有着一个强大的权力载体。

红色经典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中杨晓冬和银环的关系,是说明这一点的典型个案。杨晓冬出于革命的考虑,打算革命胜利后再考虑个人婚姻问题,但母亲希望他早些成家,上级也提出“由组织出面”让他和爱慕他的银环确定恋爱关系,以实现革命、爱情的双进步。党组织出面把银环介绍给杨晓冬,我们不难看出其中的权力作用之所在。我们不妨看看文本中“领导”的话语:

叫银环掩护你,你们报上户口搬到一块去,这样对工作、对你们的生活都有好处,你要同意,组织上就出面提出这个问题……

小说中,只要杨晓冬同意,银环立即就能成为他事实上的妻子,在这里,女人银环的意愿被完完整整忽略了,尽管这里有一个巧妙的前提,即银环对于杨晓冬的爱慕,然而,从文本之中,我们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权力之于革命时代中恋爱男女的不同意义——在无形之中,女性被当成男性革命者的附庸、男性革命者的“掩体”,其中的主次关系一目了然,不言而喻。

到了《人民的名义》,因为历史发展和时代变迁,创作者已经无法像《野火春风斗古城》那般,依靠权力“光明正大”地将女性许配给男性,但在文本和电视剧中,男人利用权力对女人占有与侵害的事实,并没有实质性的改观。高育良对于吴慧芬、高小凤的“占有”;祁同伟对于梁璐、高小琴的“爱情”;“赵公子”对于高小琴、高小凤姐妹的“培养”;李达康对于妻子欧阳菁的冷落、嫌弃……凡此种种的背后,都有无形的权力之手在牵引。而这些女人最终的悲惨结局,甚至可以说均是权力直接或者间接作用的结果。女性在权力语境下的困窘与无奈,由此可见一斑。这或许正如女性主义者戴锦华所说:“如果说,女人在男人

间的移置方式始终是人类文化学、社会学以及叙述艺术的基本命题,那么,一个基于男权立场上的、关于女性命运的陈述,便成了叙述作品中社会象征与政治潜意识交互渗透的有力而微妙

的方式。”[7]

虽然,女性的窘迫境况真实存在于现实的名利场中,在不少轰动一时的贪腐案例中,我们也可见到点缀其间的女性形象。然而,在女权理念深入人心、出色的女性领导人不断涌现的今天,权力场域内出色而饱满的女性并不鲜见,作为一部全景式映现当下反腐现状的文艺作品,《人民的名义》在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上,却显得平面、单一而苍白,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遗憾,为人诟病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事实上,“她们”本可以更饱满,更丰富,更人性,也更出彩。wy 参考文献: [1][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著,王逢振等译.政治无意识[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8.11.23. [2][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著,陈清桥译.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上海:三联书店,2005:530.532. [3]周梅森.人民的名义[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145. [4]周梅森.人民的名义[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226. [5]戴锦华.渡涉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 [6][ 美]哈罗德·布鲁姆著,江宁康译.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11.29. [7]戴锦华《.青春之歌》:历史视域中的重读[J].大众文艺,2011(4). 唐小兵编.再解读 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M].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159.

胡静塑造的高小琴,外貌出众,叱咤于政界和商界,处事圆滑而干练;同时,她也是一个身世复杂、命运曲折离奇的传奇女子。

欧阳菁身为京州市城市银行副行长、京州市市委书记李达康的妻子,本质上是个单纯的小女人,权力放大了她内心的贪婪和任性,却没能磨练出与之匹配的心智。

在权力和欲望汇成的洪流中,陆亦可是真正站定的旌旗,抵御着八方的野风,她英姿飒爽的工作状态,对于婚恋理念的坚持,都显示出极强的精神洁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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