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多维时空的精神对话

——以胡适和白居易为中心

Mixed Accent - - 目 录 - /周军谢婷

胡适,一位注定被现代中国诗歌史所铭记的诗人。他曾留学于美国,是我国新文学“开山人”。他大力倡导白话文入诗引发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裂变。其新诗集《尝试集》既是开一代之风气的现代中国诗歌作品集,也是饱受后人争议的新诗集。白居易乃是唐朝中后期的著名诗人,一生共创作了2800多首诗,有《白氏长庆集》传世,是一位产生了世界影响的中国诗人。两个相隔千载的诗人何以在文学史的天空留下了隔代回应的精神对话,这还得从胡适的诗学主张以及诗学实践谈起。

引言胡适,原名洪骍,后改名胡适,字适之;幼年就读于家乡私塾,19岁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生,留学美国,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约翰·杜威教授,此后胡适终生服膺实用主义。1917年夏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作为一名经历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五四”知识分子,胡适意识到我国文学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他认为中国必须进行一次翻天覆地的文学革命,以文字语言为突破口重建一个现代中国。1916年胡适在《致陈独秀》一文中就表达了当时我国文学的衰弊以及亟需改革的态度。在他的带领下,以《新青年》为阵地的“五四”知识分子,进行了一场涉及到诗歌、小说、戏剧等方面的新文化 运动,而诗歌在我国文学史上处于较为高端的位置,但长久以来却显得创新不足,因此对它的改革成为当务之急。要建立现代中国首先是语言文字上的革新,在当时,显然文言文已经严重阻碍中国向现代迈进的步伐,胡适下定决心要对中国诗歌进行一场革命性变革,并自誓致力成为一名“活文学”文学家。

信奉实验主义的他主张白话入诗,在《逼上梁山》一文中,他说:“我决心白话入诗,一半是朋友一年多的讨论,一半也是我受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实验主义教训我们,一切学理都只是假设,必须证实了,然后可算是真理。”他坚信白话可以作诗,并且完全可以做诗词韵文的利器。他曾说“自古成功在尝试”,所以胡适给自己的第一部白话诗集起名为《尝试集》。这无疑是对传统文言文发出了大胆的宣言与挑战。

作为我国新诗理论的倡导者和最早践行者,胡适的诗歌理论为新诗体的创立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他的诗歌在宣扬“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的同时,对我国唐朝诗人白居易的诗歌也作出了恰切的回应,并且充满了人道主义情怀。身体力行从事新诗创作的胡适,开启了古典诗歌向现代转型的关键尝试,以致被后人称作“新诗老祖宗”。他的诗歌内质涵盖了文化思考、人生体悟、社会关照等多种类型,反映了现代中国人对生活、对生命、对自然的深刻感悟。

一.胡适的新诗诗学主张

关于新诗的文字问题。胡适认为文字是文学的基础,是情感的原材料,所以他说:“新文学是从新诗开始的,最初的文学问题就是新诗的,也就是诗的文字问题。”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歌在我国文学史上一直处于正统地位,发源甚早且影响深远。诗歌的特殊地位让胡适将目光投向语言的革新。在《尝试集·自序》中他指出:“古人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字者,文学之器也。我私心以为文言决不足为吾国将来文学之器也。”他 自誓不写文言诗词而用白话来写作新诗。

胡适在他的《白话文学史》中谈到“白话文学”有着悠久而光荣的历史,白话能创作出代表时代的新文学、活文学。“自唐 初以来就有人有白话作诗词”。白话能够从形式和文体上获得自由,不拘格律打破文言对精神的束缚,胡适要大胆尝试用白话写诗,开辟文学的新天地。《蝴蝶》这首新诗就是他的《尝试集》 中的第一首白话诗,诗这样写道:“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虽然这首诗在创作上没有跳脱“旧体诗”某些韵律美,但明白如水的语言、流利清晰的句式,已然与旧体诗划清了界限。胡适引白话入诗,使诗歌打破文言体诗歌的阅读障碍。让诗歌面向大众,这大约是白话新诗最大的时代意义之所在。

在胡适看来,新诗的核心有两个关键词:自由与情感。诗歌是精神的操练、内心的解放,是情感宣泄最好的方式。胡适说: “创造新文学的第一步是工具,第二步是方法。”他主张“写实”的自由体诗。他认为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不拘格律的。新诗的诗体是全新的,诗歌要进行彻底的“诗体大解放”,必须要从形式上去打破文言时代的种种束缚和桎梏,让诗歌真正地站起来,从而获得内容和精神的双重解放。胡适还提出了诗歌须讲求文法结构,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话的创作要求,这些要求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新诗主张,极具现代性的眼光。胡适认为写诗必须要有情感,要“言之有物”。他所讲的“物”具体指的就是思想和情感。他认为没有思想和情感的诗歌就犹如没有灵魂和脑筋的美人,“虽有秾丽富厚之外观,抑亦末子矣”。与此同时,胡适又提出了“作诗如作文”的主张,他认为诗歌写作不应该模仿古人无病呻吟。用朴实无华的白描手法状写抽象的事物来抒发真情实感,做一个写实主义者,这是胡适诗歌理论所欣赏的。

就新诗的宗旨而言,胡适认为“文学革命”的口号只是就中国当下文学的现状而论,按照进化论的视野来看,新诗乃是中国文学自然趋势演化的必然结果。在他看来,虽是自然潮流不可阻挡,但“诗学革命”不能空喊口号,实践很重要。他提出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大众传播民主思想以打破封建文化所建立起来的重重藩篱。事实上,白话诗早已流行于民间,是大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用白话写作的诗歌“跟大众接近,最为大众所了解,最能表现大众的思想和情感”。借助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学

形式来启蒙大众,在彼时真是时代的呼唤,所以让新诗面向大众,满足大众化的需求,摆脱了旧体诗的高冷,表面上是为文学去魅,而实质上却是推动古老中国向着现代国家迈进了,显然新诗较之旧诗更好地实现了文学启蒙的社会价值。胡适在新诗语言方面的白话努力显然指向的是文学的大众化,这一诗学主张显然与唐代诗人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有着天然的亲近感,而在其《白话文学史》中胡适也多引元白诗派的主张来为白话文学正名,可见,两位诗人对于诗歌的白话有着穿越时空的暗合。

二.诗人胡适对白居易诗学的回应

可以说,多维时空的诗歌精神对话是可能的,也是永恒的。所以,古典诗歌之美仍然在现代社会可以收获众多的共鸣。诗歌可以借助时间回归现在、叩击当代,这其间,诗学的代际传承与创新显然功不可没。事实上,文化的演变往往少有断裂式的革新,新旧文化的关系往往呈犬牙交错的状态,所以胡适的新诗也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一种早已与民族文化、审美心理融为一体的旧体诗就明显地影响了胡适的新诗。胡适自小好诗,有着良好的古典诗学底子,白居易诗歌中关心底层民众痛苦的写实之作也是他所推崇的。在《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一文中他就曾经承认:“我初做诗,人人说我像白居易”。胡适还非常注重文学的精神和表现手法,他把白居易视为“中唐时期代表时代精神的诗人”,并不吝语词赞美白居易的诗歌。可以说,胡适的诗歌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白居易诗歌的优秀质素。尤其在以下两方面有着深切的表现。

首先,通俗的诗歌语言美学特征。诗歌是写出来给人看的,而语言是诗歌情感的载体,如果故意使用一些生僻的词语及句式,就会使人产生阅读的障碍,很难引起情感的共鸣,甚至使人望而生厌。事实上,古往今来的优秀文艺作品,包括很多优秀的诗歌,都是雅俗共赏的。白居易作为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题材多样,风格特异,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在诗歌创作上,白居易追求语言的清新易懂。据说他曾经将自己的作品读给文化层次较低的老年妇女听,问其是否理解,如果不理解,他会换成一种更通俗易懂的写法,直到她们能理解为止。王安石在《陈辅之诗话》中云:“世间好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语,已被乐天道尽。”此论显然切中了白诗语言通俗易懂的特性。那么白居易的这种风格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数量词的大量使用,如:“十种七八死,纵活亦支离”(《庭槐》); “开元一株柳,长庆二年春”(《勤政楼西老柳》)等等。这使他的诗呈现出了明白如话、易于理解、结构淡化、节奏感强的特点。其次,他的诗歌有意识不避俗字俚语,并且吸纳民歌语言特征,还喜用口语,如“不买”、“得吃”、“不见”、“怪得”等。再次,他 的诗好用浅显的比喻、平易的典故,极力摒除华丽夸张的修饰,深奥难懂的典故,这使得他的诗平易近人。此外,他的咏物诗的散文式句法也表现了他诗歌语言通俗的一面。律诗语言要求严谨,他却用常人说话的口吻来写,使得语言顺序合乎一般的用语习惯,具有散文色彩。如《客中月》:“客从江南来,来时月上弦,悠悠行旅中,三见清光圆……”,这首诗未用僻字、难字,不看注释也能读懂,充分展现了白诗语言通俗的优势。正是因为这种语言风格特点,胡适称赞白居易为“歌唱自然的诗人”。在《白话文学史》中胡适将白居易的诗歌定为“白话文学”。反过来再看胡适的诗歌则会发现,在他的《尝试集》中也有大量这样的平淡中见深情的诗歌作品,如“小星躲尽大星少,果然今夜清光多,夜半月从江上过,一江江水变银河”(《中秋》)、“雨脚渡江来,山头冲雾出,雨过雾亦收,江楼看落日”(《江上》)、“云淡天高,好一片晚秋天气!有一群鸽子,在空中游戏,看他们三三两两,回环来往,夷犹如意,忽地里,翻身映日,白羽衬青天,十分鲜丽!”(《鸽子》)等此类诗作。这些诗好用数量词、口语,在诗风上浅近平易,流畅自然。无疑继承了白居易诗歌通俗易懂的语言风格特征。

第二,叙事情调的诗歌风格。在我国文学史上,叙事诗并不发达。在《长恨歌》《琵琶行》之前,较有影响的的长篇叙事诗可谓屈指可数,《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辞》算是其中翘楚之作。白居易却在中唐叙事散文、唐传奇兴盛的大背景影响下,把叙事诗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高度。白居易将自己的诗分为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等四大类。他自己最看重的是以《新乐府》《秦中吟》为代表的讽谕诗。这些诗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好用赋体,这使得他的诗歌叙事性强。《长恨歌》和《琵琶行》两首长篇叙事诗,堪称乐天诗歌的绝代双璧。这两篇叙事诗都具有故事情节曲折而完整,结构层次分明,人物形象塑造鲜明,主题寓涵深永的特点,是叙事与抒情无缝对接的感人佳作。其它讽谕诗诸如《上阳白发人》《新丰折臂翁》《卖炭翁》《缚戎人》《江南遇天宝乐老叟》以及《霓裳羽衣歌》等,也都是有人物形象及

情节梗概的优秀叙事诗。从这个角度来看,胡适的早期新诗及后来的新诗都承袭了乐天诗叙事情调的风格。如胡适早期的《弃父行》《游万国赛珍会感赋》《观爱国女校运动会纪之以诗》,《去国集》里的《老树行》《去国行》,以及新诗《尝试集》中的《“赫贞旦”答叔永》《奔丧到家》《文学篇》《上山》等等的大量诗歌作品,都含有明显的叙事成分,而隐约叙事中又常弥漫着抒情。

其三,胡适与白居易之间隔代的精神对话将关于“为人生”的诗歌写作之风重新推向了新的历史舞台。在继承“古典诗歌现实主义”这一传统时,胡适的新诗受白居易诗歌影响极大。但

也正是胡适当时的努力让白居易的诗学理论也在新诗的精神深 处找到自己的巢穴,但反过来白居易的诗风又为新诗的发展注入了强劲活力。难能可贵的是,胡、白诗风从来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在彼此的较量、交融中得以丰富和发展。白居易曾提出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有所为而作”的诗歌主张。这与他强调诗歌的社会功利性,要求诗歌为现实政治服务是密切相关的。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意见领袖,胡适充分肯定白居易“有所为而作”的主张,并在《白话文学史》中明确地宣示白居易的文学主张是“为人生”的,还将其定位为“写实主义”。这就为新文学的启蒙诗学路子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白居易的“有所为而作”的文学主张反映在文学实践中最突出的就是状写社会现实,揭露社会的阴暗,运用诗歌讽谕社会。正如他在《新乐府序》中强调的:“总而言之,为君、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在《新乐府》组诗里白居易用政治家的犀利眼光和诗人的敏锐感受将当时的许多社会积弊大胆揭露了出来,体现出了诗人人道主义的情怀。《卖炭翁》一诗中诗人就对宦官们利用手中的权势强买强卖、掠夺劳苦大众的行为极为愤怒,因此写下诗篇以此揭露宦官们的罪恶,而《井底引银瓶》在发出对受到封建礼教迫害的女性深切同情的同时,实际上也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礼教的罪恶。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名封建士大夫,白居易倡导的“有所为而作”的诗歌主张,其出发点和归宿还是为了维护君权的长久利益,难以体现为思想自由、为个体解放的“有所为而作”的精神。但胡适在肯定白居易这一主张的同时,却能将其发展成为真正的“为人生”的艺术观:让诗歌关注民生疾苦,揭露时政弊端的同时,又能张扬个性解放,帮助国人成为符合现代理念的现代人。如他在诗歌《老鸦》中以

“老鸦”自比,明确地宣布自己的抉择。而“老鸦”的内心独白以

及这首诗歌里彰显的自我与自由精神均是过去封建社会里不曾有的言论。

1936年7月,胡适途经日本富士山时,有感而发写下一首《车中望富士山》:“雾鬓云据绝代姿,也能妖艳也能奇。忽然全被云遮了,待到云开是几时,待到云开是几时!”当时,面对徐芳的热烈追求,胡适将此诗送给徐芳,算是一种委婉地拒绝,可徐芳对此却回复:“待到云开是几时?这只有你知道。你说!”从胡适与徐芳的故事中,“待到云开是几时”是一句情诗,但胡适曾在日记中对此诗注了这么一句:“颇寓对日本的一点希望。”这一句也就成了忧虑当时的中日形势的政治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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