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书法论

Mixed Accent - - 目 录 - /张同标

在中国,尤其是古代中国,任何一种艺术门类,只有文人介入参与创作和品评,才能提升其品位,从工匠层面跃升为艺术的境界。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绘画,从考古发现来看,早在彩陶时代就已经有了较为可观的创作,而只有到了东晋前后,才开始有文人介入创作和品评。号称“才绝、画绝、痴绝”的顾恺之,不仅在绘画创作上有杰出的成就,其所作画论也在理论界有相当的地位。当时的山水画刚刚兴起,可以设想其创作水准无疑是相当稚拙的,但宗炳和王微作为南朝宋的书画家和诗人,以文人的眼光去品味山水、品味山水画,所著画论至今被山水画家列为楷模。书法也是在汉魏前后开始有文人参与,崔瑗、赵壹、索靖、卫恒等人,所著所论,足以沾溉千古,崔索二家在书法创作上的成就也是惊人的。我们可以说,正是因为文人的性灵、文人的思想、

文人的品格、文人的修养参与书画创作,这才使得文人书画迥出于庸工画作之上,抒写性情、展示个性,悠然兴起玄远幽微之思,脱离世俗尘垢的羁绊,自能引人入胜,与哲学、文学一起成为中国传统精神的基石。

所谓“文人书法”,即书法作品带有文人的性质,含有文人的 趣味,表现文人的性情,在书法之外看出许多文人的感想。所谓文人,以哲思、文思、情思三者兼备方足以当之。文人书法之成立,以才情第一,天资第二,悟性第三,取法第四,四者兼备,始可谓之“文人书法”。文人书法重神韵,神韵不离形质,而高出于形质之外。文人书法以“简穆雍容”为极则,为书法的最高理想。文人书法的上品有十格:中正安和第一、古淡清雄第二、奇逸神骏第三、丰茂舒丽第四、平淡天真第五、孤寂冷峻第六、雄强奇崛第七、浑深古穆第八、清新隽逸第九、格平调正第十。

绘画自北宋苏东坡创士夫画之论,明末董其昌有文人画之论,民国年间又有陈师曾助波于后,于是,画史上的文人画蔚为大观。既有文人画之说,而文人书法之说则历来语焉不详,今试申其说于此。

何谓文人书法?

有人认为,文人书法即书法中带有文人的性质,含有文人的趣味,表现文人的性情,在书法之外看出许多文人的感想。譬如诗文,有许多真义在字里行间之外,孔子著《春秋》,微言大义,暗寓褒贬,又岂是编年的历史事件所能概括的。陶渊明著诗“采菊东篱下”,虽然关乎“草盛豆苗稀”,但要写的却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在书法作品中,倘若点画只是点画,结字只是结字,章法只是章法,那只是实用性质的记录和识读,却不得称之为“书法”,更不能说是“文人书法”。

或谓,书法皆出自文人手笔,书法当然是文人的,不称文人书法,另有他说欤?此论似是而非。绘画自魏晋以来,岂不多出自文人乎?试看,阎立本官至右相,非文人乎?郑虔号称诗、书、画三者皆精妙的“三绝”,非文人乎?王维之诗文冠绝古今,非文人乎?然则,苏东坡、董其昌、陈师曾等何以又创立文人画之说且申之再三,何也?以绘画而论,在描形绘影之外,含有一种“别样的趣味”更加引人注意,而世人习焉不察,或知之而不详,或心知其是而口不能言,于是画者在歧路用功,观者考究于形色之间。这一种“别样的趣味”,正是文人的趣味之所在。书法也如此,在格法之

外,更有进一步追求的艺术思想,即常说的“功夫在诗外”、“功夫在书外”,这正是文人书法的宗旨之所在。这“别样的神韵”,前人或称神采、或称风韵,或称丰神骨气,或称气韵,其实都是一样的,即是文人书法孜孜追求的“神韵”。

历史上的“经生体”、“台阁体”都是文人所作,现存经生抄经的数量不能算少,视其格法,亦不可谓之稍逊,而论其神韵,较之二王风流,相差以千里计。虽可以作为学书的入门之资,而其神韵有亏,则不入文人品藻,不能归之于文人书法,明矣。论台阁书,并非一无是处,但与经生书一样,格法有余而神韵全亏,此理历来有评说,今只取周星莲之说为证:“近来书生笔墨,台阁文章,偏旁布置,穷工极巧,其实不过写正体字,非真楷书也。”[1]连真正的楷书都不是,遑论书法为何物?既无文人的性质,也无文人的趣味,便不得称之为文人书法,历来的品评家也都鄙而弃之。类似的例子,典型的还有唐人“官楷”[2]及宋代“朝体”[3]等。虽仅举经生体与台阁体两例,然而号为书家者,号为文人者,难道 真的脱离经生、台阁之工度了吗?真的都能当得起文人书法之真义吗?举例虽微,可以推及其余。所以,我们说,文人之手笔,未必都能归入文人书法。

何谓文人?

历来论艺术之“文人”两字,多语焉不详,异解纷呈。以我们所见,文人至少应当符合这样的三个特点:哲思、文思、情思,即所谓的三思。

思即思想、思维,是说文人与非文人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文精神的层面。所谓哲思,就是脱离具象的一种抽象思辨,又以这种抽象的思辨去看待具体的物象。传统的诸子哲学,以智慧为基础展开,而中庸主张恰到好处,并不主张极端。阴阳并不单独存在,而是在相生相克中体现出来,五行如此,八卦也是如此,老庄玄学禅学的思路在这里展示其魅力所在。哲思转化为艺术美学,大到气韵、格调、风度,小到笔法、墨色,莫不在相生相克中追求和谐中庸。本文稍后辑录的李阳冰论书“吾于天地山川,得方圆流峙之常”,平常文士见天地山川只是天地山川,而文思充沛如李阳冰者却悟得方圆流峙之常,非哲思而谓其何?不识传统哲学,终生不能入

艺术殿堂的门槛,这是文人艺术的第一个前提,也是艺术范畴内对文人的要求之一。唐人刘知几论史曰“史学家必须有

三长:才、学、识”,“以识为先”,清人袁枚以为“诗亦如之”,则以此论书,当亦曰“以识为先”。

文思当然是针对艺术诗赋文章而言的。诗赋家的趣味、感想无非是目之所见、耳之所闻中引发开来,或比或兴,感喟天人。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王安石见墙角数枝梅、苏东坡夜游赤壁、朱熹谓天光云影共徘徊,均非奇异僻见,然非此诸子不能有兴寄,非此诸子不能道其兴味,这是诗赋文人的特质所在,而并非所有的读书人都精擅于此。前人论书,或谓观公孙大娘舞剑器,或谓见担夫争道,书艺由此大进,无他,皆由其人文思之盛也。上流的书家均擅诗,“山光物态弄春晖,莫为轻阴便拟归。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或谓张旭作,或谓蔡襄作,虽不敢必定其一,然能作此诗者,其书法必不平庸,必非平庸之辈所能梦想,想必众口不能有二辞。

文思主兴寄,情思主韵味。有兴寄无韵味者,纵能成就一首好诗,但不能成一唱三叹、绕梁三日;有韵味无兴寄者,

终嫌空疏浅薄。柳三变词“杨柳岸,晓风残月”,有情思,韵味隽永,但无兴寄,终是花间柳月;王摩诘诗“清泉石上流”,有文思,有情思,兴寄韵味,水乳交融,终成上品篇章。文人论诗,主张抒写性情,张问陶《论诗十二绝句》云:“天籁自鸣天趣足,好诗不过近人情。”文人之情出于天然者多,得于诗书者少,故略仿《沧浪诗话》云:诗有才情,非关书也;诗有才情,非关理也。诗文辞赋如此,书法绘画岂不也是如此?

文人三思,虽多从读书而来,然实本于天资,以读书纯其天资,以读书正其天资,以读书化其天资,以读书全其天资,故钱钟书曰:“读书以极其至,一事也;以读书为其极致,又一事也。”二者差以毫厘,谬以千里。虽皆谓文人,但以读书为其极致者断不能成其为艺术家,可断然而言也。

我们又以正史为例。《后汉书》有《儒林传》,有《文苑传》,有《独行传》。儒林者,是过去的经学家,相当于今天所说的专家学者;文苑者,文章诗赋家之谓也,即今天所说的文学家、诗人墨客;独行者,特行独立之士,不以世俗褒贬为怀,不以庙堂忧乐为意,友梅竹而餐烟雨,即今天所说的隐逸之士。

儒林学者以经天纬地为务,视艺术为细事,往往不屑一顾。程灏论张旭草书,为之惋惜不已,认为用这等的功夫才情去从事正经事务,所得必不寻常,作文已害道,何况壮夫不为的书法小道?即便为之,以“成教化,助人伦”为宗旨, 政教的需求超过艺术的范畴。较之于文人书法,正统书法毕竟板着面孔的时候较多,可近而不可亲,与文人书法抒写性情、展示个性有着相当的距离。以颜真卿为例,颜真卿正色立朝,临大节而不夺其志,凛凛然为天下砥柱。颜书格法森严,气象阔大,一如其人。然文人书法家多不许可,李后主、米芾斥之叉手并脚的一介村夫而已!欧阳六一、苏东坡虽尊

之,而以为即使颜真卿不擅书也是值得珍贵的,其间亦隐有微辞。“欧苏”近于仁儒,其言温蕴,他们感兴趣更多在于颜真卿的一腔天地正气,以人品书,着眼于道德修养的标准;而“李米”近于文,其辞多放,直言指斥,骇人听闻,着眼于艺术情味的标准。其实“欧苏”与“李米”一样,他们所具有的文人趣味,与正派儒家有着很大的区别。

文人书法与文人画一样,所谓“文人”两字多近于诗文词赋家,重才情,重天资、重灵悟,而不是近于儒林学者,斤斤于寻章摘句,索隐考据。学者字虽有宝贵之处,然既非艺林之上品,亦非文人书法和绘画作品的趣味所在。

文人书法和文人画之“文人”虽近于文学家,然以其多为经学出身,故多堂庙气;文人进则安社稷,退则处江湖之远,故多山林气。文人书法家和文人画家既不过于堂庙,否则必致鄙弃艺术,以为君子不为;又不过于山林,否则终日悠游,得天地之祥和,得大道之滋润,又何必为艺林细事所累?文人书画多走儒道之间而稍偏于道。堂庙气于书法多得博大沉雄,山林气于书法多得安和简淡。博大者必以安和出之,否则与呐喊无异;安和者,必以博大为底蕴,否则以梅妻鹤子姜白石歌词之清真逍遥,论者或以空洞无物以责之,遑论其余?是以文人论书以博大安和为极则。

何为文人之感想?

陈师曾说:“试问文人之事何事邪?无非文辞诗赋而已。文辞诗赋之材料,无非山川、草木、禽兽、虫鱼及寻常目所接触之物而已。其所感想,无非人情世故古往今来之变迁而已。试问画家所画之材料是否与文人同,若与之同,则文人以其材料,寄托其人情世故古往今来之感想,然画也谓之文亦可,谓之画亦可。而山川、草木、禽兽、虫鱼寻常目所接触之物,信手拈来,头头是道。譬如耳目鼻舌笔墨也,声色臭味者,山川鸟兽虫鱼,寻常目所接触之物也,而所以能视听言动触发者,乃人之精神所主司运用也。文人既有此精神,不过假外界之物质以运用之,岂不彻幽入微,无往而不可邪!”[4]所谓“假外界之物质以运用之”,书法即其之一。文人画家的感想与文人书法家实无二致,是以善书者多善画,善画者多善书。文人画和文人书法皆自娱而不娱人,自娱则真,娱人则近于伪。 何谓文人之性情? “高韵深情、坚质浩气,缺一不可以为书。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也。”[5]刘熙 载大意说书法之性情即书家之性情,书家之性情即书法之性情。书之性情源于文人之性情,两者须臾不可分。今按,文人之性情,本诸天资,辅以力学,才情与功夫,缺一不可,大致言之,有游心造化、妙悟心源两途。[6]

朱长文所著《墨池编》中有雷简夫《江声帖》一文,“近刺雅州,昼卧郡阁,因闻平羌江暴涨声,想其波涛番番,迅驶掀搕,高下叠逐奔去之状,无物可寄其情,遽起作书,则心中之想尽出笔下矣。”其人无文,则不能有兴寄,想卑庸之徒面对江声,能起兴寄之心吗?

再录两则,以概其余:韩愈所著《送高闲上人序》曰:“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怢、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

沉作喆所著《论书》曰:“李阳冰论书曰:‘吾于天地山川,得方圆流峙之常;于日月星辰,得经纬昭回之度;于云霞草木,得沾布滋蔓之容;于衣冠文物,得揖让周旋之体;于耳目口鼻,得喜怒惨舒之态;于虫鱼鸟兽,得屈伸飞动之理。’阳冰之于书,可谓能远取物情,所养富矣。”

如此等等,一言以蔽之,即《笔阵图》所谓“感灵通物”,之所以“感灵通物”,以其人为文人也,其人既文,则能感灵通物,一寓于书,其书则不得不高。[7]

文人既游心造化,与天地感通,又必妙悟于心,以其与身化,始能有所得。妙悟之说,以元人郝经所论最详。郝经以行万里路为外游,以妙悟于心为内游,其言曰:“持心御气,明正精一,游于内而不滞于内,应于外而不逐于外。”

“必观天地法象之端,人物器皿之状,鸟兽草木之文,日月星辰之章,烟云雨露之态,求制作之所以然,则知书法之自然……犹之于外,非自得之于内也。……必精穷天下之理,锻炼天下之事,纷拂天下之变,客气妄虑,扑灭消驰,淡然无欲,悠然无为,心手相忘,不知书之为我,我之为书,悠然而化,然从技入于道,凡有所书,神妙不测,尽为自然造化不复

有笔墨,神在意存。”[8]

内游之说,论书者较少提及,以内游者必资于道德文章,稍有不足,即欲内游而不能。内游比外游更为重要。天地无情,视万物如刍狗。嵇康创“乐无哀乐”论,以为哀乐全在人心而不在于乐。是以文人务先修其心,先正其性。心性既正,

则天地祥和,自然生发喜乐之心,以喜乐之心临之。[9]。

前引论书之语,虽本于感灵之物,而齐之于心,一之于性,全之于情,融铸为文人之趣味而寓之于书,书法至此,方入高境,转入文人书法的范畴。观此论,可思文人论画,观文人论画,则能感悟郝经论书。

书道之妙,缘自性情。性情有高下,品味有雅俗,故文以文饰之、正之、化之、成之、全之。人之初,性本善,或云性本恶,或善或恶,皆言先天性情出于天然,本无区别,欲有大成,必赖以文藻,故《周易》《十翼》有“人文化成”之说。文人格物有悟,化通物我,得其大意而略其形质,形诸文章,则无所不妙,无所不神,书法亦如是。

今重申此理,闻者往往窃笑,以为愚阔腐朽而不屑一顾。愚阔纵或有之,然不愿深思熟虑,即弃之如敝履,鄙窃以为不可取。书法之所以最能代表中国艺术精神,其本源即在于此。 试观张怀瓘《六体书论然》论张芝草书:“功邻乎篆籀,探于万象,取其元精,至于形似,最为近也。字势生动,宛若天然,实得造化之姿,神变无极”,其中所蕴至理,实古今文人书法的无上妙门。一个人,若不通三才之品汇,不备万物之情状,岂能当得起文人之称,文人之不文人,欲求书法之为文人,无异于缘木求鱼,必知其不能有所得。文人书法之所以迥异常流者,非以格法取法,而是以其人多文之故也。昔邓椿有云:“画者,文之极也”,今则比附其说曰:“书者,文之极也。”识者以为然乎?

应之于物而得之于心,得之于心而发之为书,则其书必属文人书法。点画、结字、章法,俱为形似,神韵虽不可见,必赖形似以成全之,然神韵则在形似之外。以形似求其书,则神韵未必可得;以神韵求其书,则形似必在其中。是以文人书法重神韵而以形似为余事也。

索靖,西晋著名书法家,其书险峻坚劲,梁武帝萧衍称誉他的字“遒劲而峻险。遒劲处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峻险处如雪岭孤松,冰河危石”。《出师颂》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索靖唯一墨迹。

李煜乃南唐中宗李璟的第六个儿子,在位十五年,后世称为南唐李后主。李煜一生为身份所禁锢,本有绝伦的艺术之才,不了解政治之道,但是却要当皇帝。一笔绝佳的书法却要在政治的硝烟中迎难而出。《礼记经解》墨迹,又称《入国知教帖》,传为李煜书。

北宋书画大家米芾平生于书法用功最深,成就最大。他自称自己作品为“集古字”,对古代大师的用笔、章法及气韵有深刻体悟。他长于临摹古人书法,达到乱真程度。图为米芾作品《清和帖》。

《祭侄文稿》是唐代书法家颜真卿追祭从侄颜季明的草稿,本帖通篇用笔之间情如潮涌,书法气势磅礴,纵笔豪放,一泻千里,常常写至枯笔,更显得苍劲流畅,其英风烈气,悲愤激昂的心情流露于字里行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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