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本实践中的恰切回应

Mixed Accent - - 诗意思说 -

如果说白居易通俗化的诗风,使得为文人士大夫所垄断的诗歌艺术走出了“象牙塔”,那么胡适主张的“白话入诗”等诗学实践,则更是让诗歌主动贴近了现代生活。下面就以二人的诗歌文本为例进一步展现他们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先看着两首。

白居易的《暮江吟》: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

胡适的《蔚蓝的天上》:蔚蓝的天上,这里那里浮着两三片云;暖和的日光,斜照着一层一层的绿树,斜照着黄澄澄的琉璃瓦只有那望不尽的红墙,衬得住这些颜色!

下边,

一湖新出水的荷叶,在凉风里笑的狂抖。

那黝绿的湖水,

也吹起几点白浪,陪着那些笑弯了腰的绿衣女郎微笑!

同为写景的诗,前者全诗纯用白描的手法,用清新浅近的语言,描写初秋薄暮的自然景色,意境和谐宁静,亲切动人。后者则用全新的白话来状写自然之景。但当我们细读:“蓝天里浮着白云”、“阳光斜照着绿树、琉璃瓦”、“笑得狂抖的荷叶”这些词句之时,新诗的语言似乎更能 赋予自然景色以现代气息,让人产生一种现代社会的轻快、愉悦的感受。再如,胡适的《希望》一诗:“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好。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急坏种花人,苞也无一个!眼见秋天到,移花供在家;明年春风回,祝汝满盆花!”这首诗也是用白话写的,无论何时读来都是朗朗上口,不仅音律美,而且是那样的令人亲切,甚至会令读者的脑海中生成一种怀旧的清新画面。这就是胡适最可贵的地方,他不用大词、炫词,以极为朴实的现代语词就深深打动了读者。他的“白话入诗”主张及文本实践真正让诗歌融入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可以说,在表达个人情感、产生的启蒙作用方面,新诗的贡献是不可小觑的。这样,现代诗歌就不仅仅是文化精英的“独语”,更有了成为大众表达自我意识的可能。

再看自由体诗歌。胡适新诗从诗歌形式来讲,展现了古典诗向现代诗蜕变的一个过程。我国诗歌形式细分起来有多种样式,但总的来说只有齐言诗和杂言诗两种形式。文人齐言诗创作历经千年,到唐代的格律诗已接近发展的尽头。文人杂言诗创作自中唐词体建立,经过宋词的繁荣和散曲创作的波澜起伏后,文人齐言诗和杂言诗的语言形式涵量已达到了饱和状态,而新诗的出现无疑是文人杂言诗的新发展。虽然在白居易倡导的新乐府运动下开创了一种新的诗歌体裁“即事名篇,无依无复”(根据内容自拟新题),但从语言形式上来说还是没有打破旧体诗的严律,依然被形式的枷锁所束缚,如白居易《新乐府》组诗中的《道州民》:

道州民,多侏儒,长者不过三尺馀。市作矮奴年进送,

号为道州任土贡。任土贡,宁若斯,不闻使人生别离,

老翁哭孙母哭儿。一自阳城来守郡,不进矮奴频诏问。

城云臣按六典书,任土贡有不贡无。道州水土所生者,

只有矮民无矮奴。吾君感悟玺书下,岁贡矮奴宜悉罢。

道州民,老者幼者何欣欣。父兄子弟始相保,

从此得作良人身。道州民,民到于今受其赐,

欲说使君先下泪。仍恐儿孙忘使君,生男多以阳为字。

这是一首杂言诗,语言形式上尽管采用了“三——三——七”的句式,让人觉得灵活多变,但依然是在一种程式化的体制内创作,略显滞板,没有体现更多的“自由灵活性”;而以胡适为代表的新诗,则从语言形式及诗体上冲破了旧体诗的“藩篱”,在形式和思想上都获得了双重解放。如胡适《尝试集》中的《一念》:

我笑你绕太阳的地球,一日夜只打得一个回旋;

我笑你绕地球的月亮儿,总不会永远团圆;

我笑你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星球,总跳不出自己的轨道线;

我笑你一秒钟走五十万里的无线电,总比不上我区区的心头一念。

我这心头一念:才从竹竿巷,忽到竹竿尖,忽在赫贞江上,忽到凯约湖边;

我若真个害刻骨的相思,便一分钟绕遍地球三千万转!

“我笑你绕地球的月亮儿,总不会永远团圆”、“我这心头一念:才从竹竿巷,忽到竹竿尖,忽在赫贞江上,忽到凯约湖边”这些词句都是散漫灵活而又自由的句式,完全不受语言形式的束缚,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浅显的词却精准地表达了现代人的技术哲思,诗歌中流露的自由思想是古典旧体诗所无法表达的。这首诗很好地践行了诗人胡适要求“诗体大解放”的理念。

情感强烈的社会政治性诗歌向来有着深厚的底层情怀。从白居易的“唯歌生民病”到胡适的“言之有物”,都让人体会到了两位诗人对现实社会的强烈控诉。白居易的诗歌就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在《与元九书》中,他曾给诗歌下过简明的定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他认为,作为具有审美艺术形式的诗歌,源于人们的感情;感情是构成诗歌四要素中最根本的要素。而在《寄唐生》里白居易则是旗帜鲜明地提出“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之”的主张。当我们读到他的《卖炭翁》等诗歌时,一定会对冷酷无情的统治者产生无比愤恨之情,而当读到:“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时,也必定会被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真挚爱情所深深打动。而《琵琶行》中凄惨的描写: “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就更直观地展现了白居易浓烈的底层写作立场。

再如,《上阳白发人》一诗非常详细叙述了深宫怨女的悲惨人生。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宿空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 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春日迟,日迟独坐天难暮。宫莺百啭愁厌闻,梁燕双栖老休妒。莺归燕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记年。唯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这首诗描写唐王朝的统治者,为了满足自身的淫欲,从民间征集大量年轻美貌的女子入宫。而这些年轻女子们一旦入宫后,就进入了暗无天日的岁月:既见不到亲人,也不能享有美好的爱情,只能在极度的寂寞中度过余生。对于她们来说,宫中的生活无异于牢狱。诗中塑造的白头宫女上阳人的形象,反映了封建时代宫女的怨旷之苦,从诗中我们能感受到诗人尖锐地控诉,以及这种控诉背后的强烈情感。这种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的情感,无疑是诗人白居易心底流出的肺腑之音。

胡适“言之有物”的诗歌主张,同样在诗歌里也流露出了强烈的同情底层的情感。如《四烈士塚上的没字碑歌》:他们是谁?

三个失败的英雄,

一个成功的好汉!

他们的武器:

炸弹!炸弹!

他们的精神:

干!干!干!

……

他们用不着纪功碑,他们用不着墓志铭:死文字赞不了不死汉!他们的纪功碑;

炸弹!炸弹!

他们的墓志铭;

干!干!干!胡适诗中的“四烈士”指辛亥革命时曾用炸弹炸袁世凯“不成而死”的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和用炸弹炸良弼“成功而死”的彭家珍。民国建立后合葬了这四位烈士,墓前四面碑只有一面刻了杨禹昌烈 士的事迹,其余三面空无一字。民国十五年,胡适在天津梦见四烈士,醒来遂作此诗。胡适在诗中热情讴歌了四烈士的丰功伟绩和牺牲精神。读此诗我们能感觉到诗人强烈的感情流溢于字里行间。而《双十节的鬼歌》里有这样诗句:“要脸吗?这难道是革命的纪念吗……别讨厌了,可以换个法子纪念了!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袁世凯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这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显然,这些诗句无不让人感受到胡适那种峻急激切的情感。

胡适的新诗追求“言之有物”要有思想情感,白居易也强调诗歌要注重情感表达。所不同的是,同样面对社会流弊,作为封建士大夫的诗人白居易,只能用稍显含蓄深沉的笔调来表达强烈的情感立场,而胡适的诗则直接坦率地控诉对社会政治的不满,呼唤人民的觉醒。胡适的这些新诗实践,让人想起马尔库塞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艺术的使命就是在所有的主体性和客观性的领域内,去重新解放感性、想象和理性”。显然,在当时,胡适以更为新奇、大胆的形式,完整地实践了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诗学理念,在启蒙大众方面引领了一个时代的风潮。可以说,正是胡适在现代的时空里恰切地回应了古典诗学时代的白居易诗风,从文学演变的角度给现代中国的建立提供了思想动力与广博的思想资源,从而真正开启现代中国人的启蒙思想风暴,也事实上促进了中国现实主义诗歌在现代的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2015年一般项目15BZW177;贵州民族大学2015年人才引进科研项目15XRY021;国家社科基金2016年后期资助项目16FZW042;教育部2016年人文社科青年项目16YJC751037的阶段性成果。)wy 美编赫赫编辑孙至妍

Newspapers in Chinese (Simplified)

Newspapers from China

© PressReader.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