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悲剧意识之上重塑历史/

Mixed Accent - - 目 录 - 文/赵 坤

赵坤

1940年,沃尔特·本雅明在生平最后一篇著作《哲学历史论纲》中描绘了“历史天使”的形象:背对未来,面向过去,被进步的风暴吹向天际。1988年,陈忠实开始书写自己的“历史天使”:白鹿跃过莽原,历史在纸上徐徐展开。

被誉为民族和人性史诗的小说《白鹿原》,以陕西关中地区的白鹿原为背景,展示了从辛亥革命前夕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 代,白鹿原上白、鹿两大家族的恩怨纷争,用平民化的视角来叙述革命历史,突出了革命中的戏剧性因素,颠覆了传统的红色革命经典叙事。小说作者陈忠实,用全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白鹿原上的革命历史和儒家传统文化,既有史诗般的厚重品质,又体现出民间的神秘主义文化色彩,具有浓厚的地域性色彩。

一.革命历史的消解与颠覆

与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历史小说所表现的历史必然性、高大全的人物形象、崇高严肃的艺术风格截然相反,新历史小说主要关注历史发展变化中的偶然性、非逻辑性的因素,颠覆了传统的历史观念,解构了线性发展的历史进步观念,尽可能地凸现民间历史的本来面目。

作为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作品,小说《白鹿原》在卷首引用巴尔扎克的论述“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作者做了诸多努力。

首先,文本颠覆了传统的地主财东乡绅阶级与普通农民之间二元对立的表述模式,摆脱了二元对立的人物塑造模式,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的定位。

在原著作者的描绘下,白鹿原上以白鹿村为代表的乡村世界,类似于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是理想化了的乌托邦王

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与深陷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中国其他地域相比,白鹿原是相对封闭的,所有外界权力的更迭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乡土大众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这里的百姓不依靠乡约鹿子霖、总乡约田福贤等人的决定来处理族中的事务,只听凭族长的决断。族长才是村中的实际掌权者,乡保障所这样的权力机构,在乡民的认知中形同虚设。需要指出的是,陟罚臧否的原则并不是族长一言蔽之,而是依靠以“仁义”为核心的乡约法则。甚至,依“乡约”运行的白鹿村成为滋水县的典范,被县长立碑称为“仁义白鹿村”。

小说在处理地主财东和乡绅阶级的关系上,也把“仁义”当成最高行为准则,无论是“腰又硬又直”的白嘉轩,还是好色成性的鹿子霖,都没有对自家长工残忍剥削。小说对地主与农民的关系以及封建家族的发家史两个方面,进行了重新思考,地主和农民之间有可能是和谐共处的状态:白秉德打下粮食会先给鹿三的父亲几袋;白嘉轩与鹿三情同兄弟,白嘉轩给黑娃买好纸笔,带着他去学堂上课……小说并没有出现革命历史小说中描写的地主逼粮交租的情节,也没有诸如白毛女喜儿家破人亡的悲惨命运。小说还追述了白鹿两家的发家史,他们两家的资本积累过程完全是凭借着先祖的个人努力,而不是对贫苦穷人的盘剥或者强取豪夺。白家祖先靠的是打土坯,一块一块往只进不出的匣子里攒钱,继而在山中经营药材收购店,以此发家;而鹿家先祖是勺勺客(“勺勺客”就是掌勺的厨师,特指蓝田厨师),在城中当大厨,发财后就在白鹿村置买田地,修建起白鹿原第一流的四合院。这是有一定现实依据的,小说《白鹿 原》故事的发生地滋水县其实就是陕西蓝田县的化身。蓝田是中国四大厨师之乡之一(广东顺德区,河南长垣县,陕西蓝田县,安徽绩溪县),名厨辈出。

小说中的人物塑造避免了完全高大全的人物形象设置,彰显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对于《白鹿原》的主角白嘉轩,陈忠实曾说:“白嘉轩就是白鹿原。一个人撑着一道原。白鹿原就是白嘉轩。一道原具象为一个人。”虽然,白嘉轩是陈忠实

最着力、最精彩也最具理想主义的人物形象,理解白嘉轩是理解《白鹿原》的关键,但是,这样一个集各种美好品质于一身的白嘉轩也不可避免有一些自私的行为:在得知白鹿精灵的所在后,他毅然要求与鹿子霖换地。文本将他在人前伪装的沉痛心情,与内心中的激动、窃喜描写得淋漓尽致,体现出白嘉轩人格中的两面性。而鹿子霖奸诈、狡猾,对权力和性欲有着至高的追求,他一方面好色成性,不仅与田小娥通奸,还与村中很多寡妇有染并生下私生子;另一方面,他通过乡约的身份极力与白嘉轩抗衡,想要光宗耀祖;他酒后无意冒犯了儿媳鹿冷氏,心中虽然有愧,但是却通过麦草事件,将事情的责任完全推给了鹿冷氏,间接导致了她的死亡。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鹿子霖仍旧良心未泯:雪天白嘉轩捉奸,气倒在田小娥的破窑洞门口,是鹿子霖将他背回了家中;年馑中,孝文在赈灾救济的会场要饭,是他和田福贤为孝文指明了活路,让他去保安团;在国民党的监狱中,他誓死不肯说出儿子鹿兆鹏的下落。

其次,对于热血青年参加革命的崇高行为,文本提供了区别于红色革命小说的另一种解读。一般的红色经典文学,通常将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的行为,或者描绘成在革命碰壁之后的自觉、自发行为,或者是因为认同党的最高理想和信仰,从而投身到革命工作中。例如《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在共产党员江华的引导下,完成了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小我”向集体主义的“大我”的融汇。但是在《白鹿原》中,兆海入“共”,而白灵入“国”,选择是通过掷铜元的方式来决定的,这似乎表明:有些

知识青年参加党派的初衷是偶然的、非逻辑性的。更具颠覆性意义的是,两人出于爱情和信仰的考虑,在不久之后分别加入了对方的阵营:兆海毅然退出共产党,成为国民党的军官;而白灵受到兆鹏的引导,退“国”入“共”。两人的行为具有盲目性,将入党这样郑重而崇高的行为,演绎成两个小孩子过家家式的游戏,分别与自己的初衷背道而驰。作者通过这一情节的设置,用人生道路选择中的“偶然性”,代替了知识分子革命成长逻辑

的必然性,用作者本人对历史的解读和再现,拒绝了政治权力观念对历史的图解。

最后,作者审视了复杂历史中的个体命运沉浮,历史的荒诞性不仅体现于故事情节,也体现在小说中几个人的个体成长道路上。

白灵和兆鹏、兆海是彻头彻尾的革命者,他们在学校里接受了进步的思想文化,认识到革命对于中国社会的急迫性,力求全民范围内的民主、平等与自由。三人为国民革命鞠躬尽瘁,但各自的结局却不尽人意。革命战士白灵没有死于封建礼教的桎梏,没有惨死于国民党的围剿枪口或者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之下,却意外死于党内清党肃反的自戕内讧,被自己的革命战友活埋。鹿兆鹏从青年时期就为革命奔走呼号,为了完成革命任务,几次游走在生死的边缘,但不想最终被白孝文这个投机分子窃取了革命成果。解放战争胜利后,鹿兆鹏音信全无。兆海义无反顾成为国民党军官,牺牲后以革命英雄的身份在白鹿原举行了空前绝后的葬礼。但是,小说又对兆海的命运安排了反讽的情节,后来,朱先生意外得知:兆海并非死于抵御日寇侵略,而是在国民党围剿陕北红军的途中牺牲。

黑娃和白灵一样经过兆鹏的感召,去县里参加过农协培训班,在白鹿村掀起“风搅雪”的运动。但是,黑娃始终处于革命的迷惘阶段,也并未像白灵一样加入任何政党,运动失败后就上山当了土匪,在白孝文的劝降下加入保安团。黑娃在新婚之夜浪子回头,决定拜师于朱先生,跟随先生研习儒家文化,秉持“好学为人”的原则,成为朱先生最得意的弟子。他率领炮兵营起义,成为滋水县副县长,却被心胸狭窄的孝文所不容,尽管白嘉轩担保黑娃:“人学好了就该容得”,但他依旧被诬陷致死。与此相反,半路投诚、阴险狠毒的投机分子白孝文在仕途上顺 风顺水。在鹿兆鹏的指挥下,黑娃领导的炮营和孝文领导的保安团一营一起起义。起义成功后,白孝文写信给贺龙邀功,只写到自己的一营起义成功的过程,对起义过程中黑娃的功劳只字未提。所以,白孝文顺利成为新中国史上滋水县第一任县长,窃取了革命的成果。

兆鹏、黑娃、孝文这些儿时的伙伴,长大后发展成为不同的个体人格,甚至走上截然相反的人生道路,这样匪夷所思的结局,体现出人生命运的不可捉摸性。

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创作者,受到海登·怀特等人的新历史主义文论的影响,他们认为:历史和小说一样,是一种可以被描述的叙事话语,小说中反映的历史不一定是真实的、具体的历史。所以,新历史小说家们关注的是如何讲述历史、历史的叙述方式问题。《白鹿原》文本中贯穿始终的朱先生编修县志、白

鹿祠堂修补族谱都体现出历史叙述的复杂性。祠堂修补族谱,只能凭借着在世的老人的回忆,所以族谱上产生了些许空白之处;而朱先生在编撰县志的过程中,发现了以往县志中的许多错误之处,这意在表明:尽管县志是落实成文字的历史记载,依旧有许多不可靠之处,这对历史叙述方式本身产生了质疑。

面对“中国农村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被现代”似乎是农村无可逃避的历史宿命。然而,《白鹿原》却试图颠覆上述叙述,否定“现代”不证自明的合法性,以儒家文化重构另一种乡土秩序。《白鹿原》对现代政治的乡土治理提出了批判性理解,它的核心问题意识并不在于儒家文化,而是如何在“革命”叙述与“启蒙”话语之外,寻找另一种乡土治理的可能性。这或许是《白鹿原》的最深刻之处,正由于此,乡约族规、族法族谱、祠堂书院都别具深意。

二.宗法制社会下的女性悲歌

尽管《白鹿原》并非女性主义文本,但小说塑造出在宗法制男权社会下生存繁衍的女性群像,她们演绎的一幕幕女性人生的悲剧,不仅体现出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歧视、人格尊严的忽视和践踏,更表明了女性在历史上的失语状态和反抗行为的悲剧性。

在原著中,白鹿原上的女人只有仙草、白灵、田小娥、高玉 凤四位女性有自己的姓名,其余女性或被冠以夫姓:白赵氏、鹿贺氏、鹿冷氏,或被称为孝文媳妇、孝武媳妇、兆鹏媳妇,这体现出在中国传统的宗法制社会下,男权世界中女性人格的卑微。

白鹿原上太多逆来顺受也不能获得善终的女性,最凄惨的是鹿冷氏,她被父亲作为权衡利益的筹码嫁到鹿家,但不料,丈

夫鹿兆鹏是具有进步思想、主张婚姻自由的进步青年,嫁到鹿家的那一刻,就注定了这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悲剧。鹿兆鹏在新婚之夜过后就离家出走,投身革命,只留下对性生活还刚刚启蒙、拥有一丝幻想的妻子。在这段形同虚设、名存实亡的婚姻中,鹿冷氏一方面期待着、渴望着丈夫的归来,以至于梦到了两人欢愉的场景,甚至夜深人静之时会嫉妒人人唾弃的荡妇田小娥;另一方面,她又极力压抑自己的欲望,并且在幻想与压抑之间呈现出矛盾的状态,最终因精神崩溃而被亲生父亲灌下毒 药成为哑巴。这是女性被漠视、被遗忘的悲剧。

田小娥有朦胧的自我意识,用激烈的方式追求个人幸福,最终只有惨烈的结局。她虽然出身于书香门第,却被父母卖给年龄算得上他爷爷的郭举人做小妾。作为年轻女性,她合理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出于生命本能的激发去“勾引”黑娃。在与黑娃的几次欢愉之后,她产生了想要长相厮守的愿望。即便是回到白鹿村,被鹿三逐出家门、不能进入祠堂,只能委身于坡道上的破窑洞中时,她也表示愿意和黑娃在一起,几次声明“吃糠咽菜都情愿”,这显示出对封建传统礼教的反抗和蔑视。为救黑娃,她只能成为鹿子霖的泄欲工具,在鹿子霖的唆使、怂恿下,她又主动勾引白孝文,羞辱白嘉轩。但她良心未泯,在意识到自己成为鹿子霖制衡白嘉轩的工具后,和鹿子霖鱼死网破。她是整部《白鹿原》中唯一一个被男人玩弄,却也玩弄男人的女人。田小娥的放荡行为,最终激发了公公鹿三的杀戮之心。在瘟疫肆虐之时,白鹿村村民将田小娥的亡魂归为罪魁祸首。族长白嘉轩命令将田小娥的白骨焚烧,镇压在六楼砖塔下,永世不能翻身。她永远无法融入白鹿村的日常生活,是遗世独立的个体。因为,以族长白嘉轩为代表的男性,不会容忍她进入祠堂,白鹿村的女人把她视为天然的情敌和异类,表露对她的不齿来自证清白。

从革命的意义上来说,田小娥参加农协运动的初衷是自觉的,但同时也是盲目的。她对农协运动的终极目标不甚清楚,只是自己反抗封建社会的一种方式。她与黑娃的结合首先考虑到的是生理欲望和生存本能,算不上是自由恋爱和婚姻自由;她对封建社会的报复也仅仅是把自己的肉身作为武器,与进步知

识分子提倡的反抗、自由还有很大的差距。

白灵是整个《白鹿原》中唯一思想进步、敢于反抗的叛逆女性代表,但她也未能逃脱死亡的悲惨命运。白灵从小就受到父亲的宠溺,不裹脚、和男孩子一样荡秋千、上学堂。她思想解放,敢于冲破封建宗法的束缚,追求自己的理想。她坚决反抗封建家庭的包办式婚姻,给男方写出具有一丝恐吓意味的退婚信。她在鹿兆鹏的指引下走向了革命的道路,完成了从个体小我到集体大我的融汇,始终走在学生运动、革命运动的前列。她明确认识到只有推翻了封建社会的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才能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这样一个追求进步的优秀女性,却死于党内肃清时的自戕。

白鹿原上女性的悲剧性命运,一方面来自于在宗法制男权社会中,男性对女性个体生命的压抑和漠视,男性霸权对女性话语权的无情剥夺。冷先生为了鹿、冷两家的脸面,给女儿下了药让她变成哑巴,隐喻着男性对女性话语权的剥夺。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申诉无门,只能通过其他渠道来表现对男权主义社会的不满:孝文媳妇在预感到自己即将完结时,对白嘉轩说的: “勤咧懒咧瞎咧好咧你都看见。我想过这想过那,独独儿没想过我会饿死”;鹿冷氏在疯癫之后所说的:“我没男人我守寡还能挣个贞节牌,我有男人守活寡倒图个啥?”田小娥则是通过附身鹿三对整个白鹿村的男女老少进行控诉:“我到白鹿村惹了谁了?我没偷掏旁人一朵棉花,没偷扯旁人一把麦秸柴火,我没骂过一个长辈人,也没搡戳过一个娃娃,白鹿村为啥容不得我住下?”

另一方面,原生家庭对女性的冷漠和虚伪,更让众多女性的命运雪上加霜:田小娥与黑娃通奸被郭举人发现后被休回娘家。父亲田秀才因气愤而一病不起,想要尽快将她这个丢脸丧德的女儿打发出门。以至于黑娃提亲时,田秀才惊讶不已,不仅彩礼分文不取,还倒贴了黑娃两摞子银元,并且要求女儿永远不再上门。用旁人的话来说,田秀才打发女儿的心情:“像用锨铲除拉在院庭里的一泡狗屎一样急切”。鹿冷氏疯癫之后,他的父亲为了保全冷家和鹿家的脸面,不惜给女儿下药让她变成了哑巴。连鹿子霖都不无惋惜地说:“只有冷大哥才敢下这样重的药底子”。白孝文媳妇的死亡也并没有引起娘家亲人多少的悲痛,娘家亲人秉承着“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的原则,只派出她的弟弟前来吊孝入殓。而弟弟感情淡漠,只有虚情假意的悲痛,满 心期盼的却是能够填饱肚子的臊子面。

在小说《白鹿原》中,相比白秉德、鹿泰恒、鹿兆海等男性恢宏的葬礼,女性的葬礼相形见绌:无论是封建纲常伦理的捍卫者白嘉轩的母亲白赵氏的葬礼,还是仙草、鹿冷氏、孝文媳妇的葬礼,都是一切从简,没有隆重而繁琐的下葬仪式。白鹿原上的女性,生已不易,死亦悲凉。

三.立足文本之上的成功改编——电视剧与原著文本的异同

首先,在电视剧中,田小娥的形象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诠释。田小娥这个承担书中大部分情色情节的女人,被很多人拿来和潘金莲比较,有同情她的评论者说:“《金瓶梅》中的潘金莲除了貌美,身上没有美,而《白鹿原》中的田小娥除了淫荡,身上没有丑。”确实,她爱了一个又一个男人,但她对每一个男人都真心,她单纯得像个孩子,值得爱的人她就倾尽一切,不值得爱的她就霹雳报复,虽然她臭名昭著、淫奔无耻,但她不是处心积虑的恶毒之人。

在白灵抗婚逃跑的过程中,田小娥搭救白灵,两个人如同姐妹般在破窑洞的床上聊天。白灵毫不掩饰自己对小娥的钦佩,能够抛弃举人家优越的生活,跟着黑娃吃苦受罪。这表明在作者看来,白灵和田小娥都是富有反抗精神的女性。她几次拒绝白孝文送来的粮食,想要维护自己仅有的一点尊严;她给鹿三送自己亲手缝制的棉袄,想一步步让鹿三改变对她的态度;在黑娃被谣传死了的时候,她埋葬了黑娃的衣冠作为坟冢,表现得有情有义。

这样一个女人,在作者陈忠实的眼里,她既不邪恶,也不肮脏。他同情她,怜悯她,疼惜她。他写田小娥的死:鹿三把梭镖钢刃捅进她的后心,她回过头来,叫了一声“大呀”。陈忠实说,他写到这里,“眼睛都黑了,半天才恢复过来”,随手在一绺儿纸条上写下:“生的痛苦,活的痛苦,死的痛苦。”

其次,在许多人物和情节的设置上,电视剧和原著也有较大的差异:电视剧删除了白嘉轩三子白孝义和其媳妇、鹿三的妻子和小儿子兔娃的角色,增添了嗜赌成性的石头、痴痴傻傻的二豆等人。二豆这一人物形象的添加意味深长,作为白鹿原上唯一的傻子,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无论白鹿原上如何风云变幻,抓壮丁、交粮食也好,年馑、瘟疫也罢,二豆最终存活下来。在白鹿原这片各种权力交织争斗的场域上,“你方唱罢我登场”,只有傻子二豆对所有村民都一视同仁。他既能够在瘟疫肆虐时跟着灵车送仙草最后一程,也能出手相助被打的李寡妇。剧终时,二豆远远地站在山坡上和白嘉轩、鹿子霖挥手告别,随着两人的远走,宽厚而空旷的白鹿原上只留下二豆一个很小的 人影。他虽然痴傻,但却冷眼旁观着白鹿原半个世纪中发生的一切;也同样因为是个傻子,他永远能够置身事外,不卷入任何权力的斗争之中,最终存活了下来。二豆的存在,消解了权力斗争的意义。

说到情节安排,电视剧和原著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故事的结尾:在原著中,岳维山、田福贤、鹿兆谦三人被执行死刑,由保安团起义叛变的白孝文在革命胜利后成为滋水县第一任县长,而始终追随着革命的共产党人鹿兆鹏最后却下落不明、生死未卜。鹿子霖在目睹黑娃等人的死刑时,百感交集,精神崩溃,大小便失禁最终冻死在家中。这样的结尾将小说所要表现的“荒诞性”演绎到了极致:鹿子霖为了继承老太爷的遗志,有朝一日能够光宗耀祖,终其一生都处在与白家的争权夺利之中,却始终未能撼动白嘉轩在族人心中的威信。鹿子霖见到白孝文当上滋水县县长,感慨于白鹿两家的命运:“鹿家还是弄不过白家!”

电视剧中,在黑娃被执行死刑后,白嘉轩让儿子孝武找回了鹿兆鹏,告诉了他保安团起义的真相、白孝文陷害黑娃致死的经过;鹿兆鹏在白嘉轩家的正厅里逮捕了白孝文,终结了他的仕途生涯;鹿兆鹏带着父亲鹿子霖和岳父白嘉轩,找到了上学的女儿天明。经过了一辈子争斗的白姓鹿姓两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最终一同推着共同的血脉荡秋千。天明的相貌和活泼开朗的性格,一如生前的白灵。与原著要表达的“荒诞”思想相比,电视剧的结尾改编更加具有人情味:浪子回头的黑娃起义之后被枪毙的命运,固然令观众唏嘘和惋惜;但阴险狠毒的白孝文,在窃取革命成果之后,最终也难逃被惩罚的命运,这集中体现了我国传统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伦理思想。两个老人的命运跌宕起伏,有了共同的后代天明,也是对祖训“白不离鹿,鹿不离白”的完美诠释。最后,电视剧和原著采用的叙事方式截然不同。与电视剧相比,原著中使用的艺术手法更为丰富,最为明显的就是全书中预叙手法的使用。所谓预叙是指对未来事件的暗示或预期,用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热奈特的话说,是指“事先讲

述或提及以后事件的一切叙述活动”。预叙有明言的,也有暗示的。明言的预叙清楚地揭示若干时间之后发生的某一件事,这类预叙常涉及具体的时间。另一类则是暗示的,它只隐约地预示故事中人物命运未来的发展趋向和可能的结局,但仅仅只是作为一种端倪、一种萌芽或一种线索。

小说《白鹿原》主要使用了明言的预叙,其中,最突出的一个预叙就是在小说第十三章中,白灵抗婚逃跑后,白嘉轩生气地说:“全当她死了”,却没想到一语成谶,文本在之后就直接说道:公元一九五零年共和国成立后,两位共产党的干部来给白家送“革命烈士”的铜牌。这个“马尔克斯句式”说明提前揭示出白灵的牺牲。在小说第五章,作者讲述儿时黑娃的冰糖情结后,就预叙了长大后的黑娃与兄弟们打劫了一个杂货铺的故事,暗示出黑娃变为土匪的情况。预叙手法的使用也延伸了作品所要表现的叙事时空。比如,在第二十八章中,作者用大段的 文章叙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作家鹿鸣发现的白灵的牺牲真相,并且将她的死亡赋予了新时代新环境下的全新的意义:重要的不是白灵死亡的经过和具体细节,而是人们对于发生这一幕历史悲剧的根源的反省。

小说的故事时间截止到1950年,通过预叙部分所展示出来的“文革”时、以及新时期的情况,完备了小说的叙事时空,同时也扩充了文本的思想意蕴。小说作者先将人物的命运和结局提前展示在读者面前,提前暗示读者将来可能要发生的种种情况,配合整篇小说第三人称的叙事方式,拉开了叙事者、读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使得叙述者处于居高临下的位置,可以用冷静客观的态度来叙述全文。由于电视剧和小说传播媒介的不同,如果电视剧完全按照原著中的预叙手法来拍摄,叙事时空会产生交错、跳跃感,给观众的欣赏带来不便,所以,电视剧采用了线性叙事方法,按照故事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来组织全剧。

结 语

陈忠实构思、创作《白鹿原》的时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当时的新时期文学已经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以及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等创作思潮的洗礼。《白鹿原》内涵丰富,融几种创作思潮为一体:小说《白鹿原》中遗世独立的朱先生,以传统的儒家文化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基本准则,一生践行着儒家所主张的“仁义”“博爱”的思想,死后获得“自信平生无愧事,死后方敢对青天”的赞誉,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白鹿原》有寻根文学的味道:在精神信仰崩溃的当下,人们如何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重塑民族精神,这可以引起人们的思考。小说对白灵牺牲原因的书写与反思,颇有反思文学的意味。小说对血腥、性爱、暴力场景的描绘,作者冷眼旁观的客观态度,有先锋文学的特点。小说对平凡

人日常生活的关注,对生活细节的展现,体现新写实小说创作理念。

与新历史小说《白鹿原》原著相比,荒诞意味在电视剧中有所减弱。电视剧试图对白鹿原上的生活场景进行全方位的展示和还原,那些家长里短的情节增强了生活的真实性,并且,电视剧更多地将各方的权力斗争纳入到主流价值观所允许的历史进步论当中,希求能够反映在时代的潮起潮落中白鹿原上几代人的拼搏和沉浮及其人生、人性状态,叩问传统文化对当下的价值。所以,电视剧的“荒诞”感虽然减弱了,但文化的厚重感和历史的苍凉感依旧。毕竟,新历史主义小说《白鹿原》的受众群体是小众,而电视剧面对的对象是广泛的大众。wy

电视剧《白鹿原》中表现厚重历史感的镜头,最为鲜明的无疑是无边无垠的金色麦田:麦田向四周不停扩展,消解了中心也消解了源头,消解了进化也消解了发展。麦田中心的人物不再是历史车轮下螳臂当车的蝼蚁,也不再是马车上奋马扬鞭的胜利者,而成为了无限扩展的宇宙中浮游的一点,也成为了原著中白嘉轩在仙草死后对于人生的顿悟:逝者如同断裂的车轴,而剩余的车轴仍旧在循环中被进化裹挟,毅然向前。

在原著作者的描绘下,白鹿原上以白鹿村为代表的乡村世界,类似于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是理想化了的乌托邦王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

李沁饰演的田小娥。在陈忠实的心里,田小娥是一个没有任何机会接受新思想启迪的女人,惨遭命运蹂躏,但她天生顽强,不认命, “纯粹出于人的生理本能和人性的合理性要求,盲目地也是自发地反叛旧礼制”。没有信仰的她,精神世界无处安放,至死也没有办法真正走出白鹿原。李沁是原著作者陈忠实先生生前首肯的田小娥扮演者,他说李沁的眼神可以表现出田小娥无奈又悲凉的一生。田小娥的放荡与风骚只是表象,而压抑在封建男权社会下的悲哀才是让人怜惜的真相。

秦海璐饰演的仙草。仙草体现的是中国女性千百年来最美好的各种品德:有不惧诅咒的大勇,有遵从丈夫的大爱,养育子女的大智,还有为家庭牺牲自己的大义。她忍辱负重,勤俭持家,和丈夫白嘉轩一道守护着并不算殷实的家,这就是仙草一生的全部。

孙铱饰演的白灵。白灵代表着什么?这在原作和电视剧剧情中都没有能明确给出一个说法。原著中,白灵的篇章是有限的,她的叛逆和背弃最终给她换来的是被活埋的命运,难道说这就是原著想要表达的东西:一切妄想背离白鹿原的人最终都没有什么好下场;电视剧里呢?白灵在朱先生的嘴里是一头鹿,她出生之时被白狼叼走,但白狼也不敢吃她,为什么呢?她代表着一种不可战胜的新生力量,那么这个力量是什么呢?编剧申捷显然是想把这个人物拔高,塑造成一种对白鹿原有着完全引领和导向作用的标杆性人物,但在剧情的演进中却未能给她足够成长的土壤,于是一切都被架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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