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本开新与自我发展

Nanfengchuang - - REMARK / 评刊 - 李惠斌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缺少在今天看来也非常好的思想和观念。比喻孟子不但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论,而且他的理论还很彻底,他强调就天下、国家和家庭而言,个体的人更根本。他的原话是,“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他强调个体的重要性。

两千多年后的德国人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国家至上理论时也提出了市民社会与家庭及其个体高于国家的思想,他提出的理想经济组织模式是“个人所有制”。

马克思之后的英国经济学家康芒斯(1862-1945 年)在其制度经济学理论中也同样强调了这个思想,强调政府、机构和组织等集体行为的目的是控制、解放和扩展个人的行为。康芒斯说“:如果我们要找出一种普遍的原则,适用于一切所谓属于制度的行为,我们可以把制度解释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不过,他主张集体所有制不应当妨碍个人所有权。“任何集体所有制,凡是可能妨碍个人所有权的,不能认为正当。”不论是集体行为、制度和集体所有制,都应该以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最终目标。或者用他的另一个定义来说,认为“制度不过是集体行动在控制、解放和扩张个人”。

可惜的是,不论是孟子的时代,还是马克思和康芒斯的时代,都没有实现这种社会理想的客观条件。孟子所在的封建王朝时代自不必说,马克思的时代同样是国家与资本统治的时代,个人的发展是根本谈不上的。俄国的十月革命曾经一度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但是,其后的“一大二公”经济制度使得中国人陷入了康芒斯困境,在这种“一大二公”的集体经济中,个人完全让度了权利与自由。

中国的 30年多改革开放,一个最大的成就是把权利和自由还给了个人,从而开启了全社会返本开新、自我发展和解决康芒斯困境的“新叙事”。不过,康芒斯困境是一个世界难题,这也是康芒斯本人一度不被认可而以“私有化”为主要取向的新制度经济学大行其道的原因所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中的不断调整,特别是现在“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或许会为解决康芒斯困境提供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不过,提出一个好的理念可能比较容易,难的是在制度层面上解决好实现这些理念的具体路径。

《南风窗》推出的“中国新叙事”系列文章,可能正是要从专家层面上回答这些问题。从“中国模式”到“中国叙事”,一切都只是在进行中,或者叫作“在路上”。不过,后者可能更中性一些。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新字。在现实中找到中国创新的内容,是了不起的。毕竟,中国近40 年创造了太多的奇迹,我们需要认真地总结,也需要不断地推动。

►《南风窗》2017年第5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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