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文学还有很远的距离没有抵达

对话王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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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南风窗 W -王跃文

N :1999 年《国画》出版,一时洛阳纸贵,你之前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你曾经的为官之道对创作有什么帮助?

W:出版《国画》之前,我是一个在机关工作、业余写作的人。当时,我每年创作一两部中短篇小说,但每次发表出来都会受到关注,或被权威选刊选载,或被评上奖项。

我从县级政府机关,一直到省级政府机关,都是从事机关文秘工作。年轻时倒有从政理想,慢慢看破些门道就放弃了。我曾对同事开玩笑说,你们在这里是为做官,我就是就业而已。我以就业的心态在大机关里待着,日子过得平淡自然,完全成了官场的观察者。

严格来讲,我从来没有做过官。过去在机关里只是技术型干部,干的是起草讲话稿以及各类文件的工作。这类干部尽管也可以有很高的行政级别,但严格来说算不上官员。不过,也有人会觉得自己这个职位就是一个官,这就另当别论了。我在官场工作多年,耳闻目睹很多事情,无疑对创作是有益的。任何生活的积累都有益于创作。何况,目前社会现实非常复杂,都会集中反映到官场中去。写官场,不需要太多技术手段,不需要太多编故事的能力。官场很有技术,官场多故事。

N :你的成名作是官场题材小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眼中的官场有变化吗?你认为是什么样的内在逻辑催生出了这样的变化?你认为官场应该是怎样的生态?

W:怎么没有变化呢?变化很大。官场的某些坏现象,最初只是拉关系走后门,后来叫不正之风,再到后来就是腐 败了。这就是变化。

我感觉到社会治理在某些方面出问题了,曾在《苍黄》里专门写到一幅叫《怕》的画,其意就是提醒人们应该有所敬畏,有所惧怕。一个社会,道德无底线,上不怕天、下不怕地,也不怕人间法律,必将导致灾难。

现在法制建设越来越加强了,很多政策也越来越规范了,想运用权力谋私利的技术难度越来越大,有些官员就抱怨越来越不好操作了。比如说,国家公务员现在是逢进必考,不像过去录用干部领导批条子就可以解决。这就让不少有权使不上劲的人很恼火。但是中国人的智慧是无穷的,凡有政策总有对策。公务员考试这样的事,老百姓看着铁板一块,但仍有人有办法在中间操作。

经济生活中的权力运作就更多了。近二三十年,中国的经济立法力度相当大,但远赶不上官员攻击法律漏洞的力度。资本运作过程中出现那么多贪污腐败大案,很大程度上就是官商勾结玩弄法律的结果。贪腐官员是最不愿意看到社会进步的。社会越进步,权力的作用就越小,他们获利的机会也就越小。

我们先不奢谈什么体制改革、制度建设,很多时候我们只需要凭常识判断是非,就能把事情做得更好些。我这是很迂腐的想法。根本上讲还是要靠更好的体制、法制、制度,不然官场生态不可能发生根本改变。群众要求改变某类现状的呼声很高,但利益既得者不想失去自己的地位。所以,最近一喊打击网络谣言,很多坏官暗地里手舞足蹈。当然网络谣言肯定是有的,但有些真相传播也会被当作谣言打击。

N :官场小说为何受欢迎?据你了解,受众会不会是公务员群体为主?

W:官场小说受欢迎,除了文学作品本身的欣赏性原因以外,自然有其他社 会学意义上的原因。比如人们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完成对现实生活的关注等等。如果因为现实受人关注而引发读者对官场小说的关注,只能说明现实太值得人们关注了。有人把这种现象归咎为此类小说的过失,真是有些神经错乱的感觉。

文学回避政治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回避对政治生活的思考和探究是文学的失职。这个问题我被问太多次了。都有点无趣了。

N :你的小说有一种竭力从现实的缝隙中看到光明的感觉,并不是人们说的那么灰暗。

W:总体上我个人是个悲观主义者。这同我是否在官场的经历没有关系。我对社会、人性、文化的劣根性,都有很深的焦虑。但是我在行动上又是乐观的,相信时间会解决很多问题。

鲁迅曾经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说, “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又说,“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还说,“中国的文人也一样。万事皆闭眼,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就是:瞒和骗”。文学的价值不是掩饰,不是让人们从镜子中感受阳光的温暖,而是正视社会的各种现状。

有些官场小说备受诟病,就是说它过多渲染了生活的阴暗面。坦率地说,我认为现在的官场小说离真正的生活真相还有很远的距离。真实的一面不仅远远超过我们的见识,而且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力,更远远超过作家表达的勇气。所以,现在人们需要乐观精神,多看光明与温暖,不然,我们会丧失生活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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