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ional Business Daily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时代产物(上)

-

南京市马鞍山路,和这座历史名城大部分­道路一样,被挺拔的梧桐树所遮盖,四周为静谧的居民区所­环绕。但路过的行人往往不知­道,在这条看似普通的马路­边一条小巷里,隐居着一位见证并改变­中国历史的老人——胡福明。

回溯到40年前的 1978 年5月 11日,一篇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刊登在《光明日报》上,由此引发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同年开启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很少有人知道,这篇文章的主要作者就­是当时在南京大学任教­的哲学教师胡福明。

胡老为何要下定决心写­下这篇“石破天惊”的文章?这篇文章又是如何力排­众议得到发表的?

日前,《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奔赴南京,采访到了这位宝贵的历­史见证者。虽然年事已高,但只要一谈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诞生的全过程,胡老的声音就变得铿锵­有力。历史在他的叙述中变得­鲜活起来,这不仅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史,也是中国人共同见证的­一段大历史。

每经记者 李可愚每经编辑 陈 旭

贫农的孩子走上哲学研­究道路

NBD:《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篇石破天惊的理论­文章。而在写作这篇文章之前,您又是如何走上哲学和­理论研究这条道路的?

胡福明:我是无锡人,1935年阴历6月1­9日出生,是一个来自贫困农民家­庭的孩子。那时,家里有三亩田,还种了一亩半租田。全家8口人,孩童时期正经历8年抗­战。每年春天来临时,家里青黄不接,只能靠野菜拌着一点米­糠过日子,到了夏天就主要靠吃南­瓜充饥。小时候在豆油灯下看书,连煤油灯也买不起。

1941 年的时候,我开始上小学,成绩很好,后来是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但是没有钱上中学。这个时候,我们附近的镇上办了一­个初中班。我的父亲看我身体不好,希望我能做一个小学教­师,就让我去初中班读书,半年学费一石米。

就这样读了一年,第二年就交不起学费了。后来,镇上一个小学教师对我­说,我的学费从他的薪资里­扣,我就这样继续读了书。后来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位地下党员。

1949年4月,无锡迎来了解放。我也参加了革命,到9月份我入了团。后来,当地私立中学改成公立­中学,从二年级开始我享受到­了补助。读完了初中。1951年夏天,初中毕业,可是没钱上高中。到了1952年春节前,我和几个同学到无锡市­里去办事,有同学劝我去考无锡师­范,报考了之后真的就考取­了。那时在师范学校读书有­一个好处:不要学杂费、书本费、住宿费,都是公费的。伙食非常好,早上也有米饭、油条烧饼,晚上还有电灯看书。我感到非常高兴,是从来没有的好日子,因此我读书非常用功,还当了班长。

到了 1955 年初,师范春季班毕业了,我也入了党。当年组织上分配我到南­京的江苏省总工会工作,具体来说是总工会的工­会干部学校。在那里,我还是白天工作、晚上读书。

那段时间,我没有去过中山陵、明孝陵、玄武湖,只去过一次雨花台,还是清明的时候带学员­凭吊烈士的时候去的。那时的学校里的舞会、电影我从没有参加,每天晚上几乎都在读书,因为我觉得我的知识还­不够。

到了1955年的五六­月份,当时国家发了一个通知:要求机关里具有高中文­化的青年干部报考大学,因为国家正进入经济建­设的新时期,要培养人才。我看到这个通知,也做起了大学梦。

我就向学校的领导提出­希望报考大学。校长和书记都同意,说“你是个读书的料,很喜欢读书,可以去”。于是我就在南京报名了,并且参加了考试。在填写的三个志愿里,我填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历 史系、哲学系。

到了8月下旬,我收到了北大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因为是第一志愿录取,我很高兴。校领导很快同意了,批准我去。我的同事和同学们知道­我家里很困难,主动提出我去上学后,每个月寄钱给我家里补­贴。让我很感动。所以我说我是党组织一­手培养出来的,这是真心话。

到了北京,经过组织上考察、同学们评议,我拿到了全额助学金。那时候北大中文系下面­有两个专业:一个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一个是新闻专业,我在新闻专业读书。新闻专业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接触社会上­的广大群众和各方面的­人士,可以做调查研究。

而读了新闻专业之后,我发现我还想要学哲学。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掌握观察社会、观察人的科学方法。当好新闻记者,要把握时代的特征,正确了解形势,了解人民的心声。因此,我开始认真读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还去听哲学系的课,包括列宁哲学笔记、黑格尔哲学等,当时模模糊糊还不太懂。

1959 年夏天,我从北京大学毕业了。系领导找我谈话说:你喜欢读书,还喜欢读哲学。现在中央下了指示要培­养理论干部,在人民大学办了哲学研­究班,我们觉得你可以去这个­研究班。当时我们都服从组织分­配,所以就去了。一共读了三年的研究班。研究班毕业后,我来到了南京大学工作,主要任务是教哲学。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应时代的要求产生

NBD:到了 1978 年,您为何会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产生的全过程­是怎样的?

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时代的产物,是应时代的要求而产生,这是非常明确的。

产生这篇文章的时代背­景得回溯到 1976 年,当时文革刚结束,我感到获得了第二次解­放。我认为,中国面临历史的伟大转­折,旧的理论和指导思想需­要否定,要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作为知识分子,我问自己我能做些什么?我觉得可以在历史的伟­大转折中,在思想理论方面做一点­工作。当时,我在南京大学的学报上­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

比如说,1977年,我写了一篇文章,里面提到,我认为中国主要的任务­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是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

后来,我又写了一篇文章谈“唯生产力论”。当时有人批判“唯生产力论”,但是我认为“:唯生产力论”是正确的,它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

我的理由是这样的:“唯生产力论”的“唯”,其实指的是“第一性”和本源的意思,不是说除了生产力什么­都没有。就像“唯物论”,并不是说只有物质、没有精神。只是说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唯生产力论”指的也就是生产力是第­一性的,生产力是根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

因此,我认为“唯生产力论”是科学的,是生产力第一的观点,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说过:“如果社会停止生产一个­月,这个社会就不能存在”。后来,我的这篇文章在197­8年3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曾经摘要发表过。

再接下来,我就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呢?我认为,之前所谓的“天才论”、“顶峰论” 仍然是理论界的指导思­想,仍旧继续着那种错误的­观点。

在1977年初的时候,“两报一刊”曾经搞出过一个社论,题目是《学好文件抓住纲》。里边有一个说法就是“两个凡是”。我是学新闻出身,看到这个社论,意识到这代表了当时的­主要指导思想。联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我觉得根子就在“两个凡是”和“顶峰论”。

我觉得要从思想上批判­否定这种理论。但是这是困难的,毕竟是“两报一刊”社论提出来的。但批判“顶峰论”是可以的。于是我写了这篇文章。

首先我觉得,领导的决策和指示是不­是正确?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来检验。也许是正确的,也许是不正确的,要和实践结合起来一起­看。所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我的观点。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这样一句话“: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就从这里延伸出了主­题。那么怎么样阐述这个观­点呢?当时我分了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普遍规律,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普遍原则,在自然科学领域、社会科学等领域,以及路线方针政策上都­适用,都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原则。只有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才是真理,凡是经过实践检验不正­确的,都不是真理,都应该否定和被修正。

第二部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是­正确的,也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只有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才是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范畴,但是这种说法当时会被“扣帽子”。于是我就换一种说法,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伟大的导师,都自觉运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原理,来修改发展自己的理论,因此其理论符合实际。

第三部分就是批判“天才论”、“顶峰论”,实际上是要反对“两个凡是”。

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要坚信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观点,不要盲从、不要迷信。

我构思到这里,框架已经出来了。题目就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文章的提纲写完之后,就开始了写作。

那时到了1977年7­月,学校开始放假了,我就全身心投入开始写­这篇文章。我记得到了8月份,看到当时党代会的报告,还是坚持过去的观点,我觉得我的文章应该马­上发出去。

这时候很快开学了,我在考虑把文章寄出去。当时寄文章之前要重抄­一遍,不像现在都有电脑。寄给谁?《人民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不敢寄去。

>>03

 ??  ?? 胡福明 每经记者 李可愚 摄
胡福明 每经记者 李可愚 摄

Newspapers in Chinese (Simplified)

Newspapers from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