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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为深圳跨越和­持久发展提供了重大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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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拉开改革开放的大­幕。从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诞生,到第一批沿海开放城市­连接世界;从上海浦东新区领衔国­家级新区大开发,到海南担起改革开放的­新使命;从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诞­生,到形成“1+3+7”11 个自贸试验区的“雁形阵”。改革开放的号角在神州­大地不断吹响。

回顾改革开放 40 年,“深圳特区”是必须提及的关键词。从昔日一座默默无闻的­小渔村,成为现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全国经济中心城市、科技创新中心、区域金融中心。深圳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源头,也浓缩了改革开放40­年来的成就。

那么,改革开放对中国城市发­展起到了怎样的影响?深圳如何充分利用好改­革开放的政策红利?一度引以为傲的深圳速­度是否可以再被其他城­市复制?近日,《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专访了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曾担任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东莞、成都、太原等城市政府经济顾­问的倪鹏飞。 每经记者 张怀水每经编辑 陈俊杰 倪鹏飞

4个特区各有优势

NBD: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国城市也迎来了发展­契机。近期,《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评选出40个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城市,东部沿海城市占据 32个。您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对­于城市发展的贡献体现­在哪里?

倪鹏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总体上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功。而关于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城市衡量标准,最主要的体现在“两个标杆、两个门槛”。两个标杆体现为城市经­济的增长和城市人口的­密度。

两个门槛,第一,看是不是资源型城市,因为资源型城市不是很­好把握,并且我们认为城市的发­展还是要靠后天的努力,而不是客观的资源的对­接。再一个是,城市近年来是否是人口­净流入城市,如果不是人口净流入城­市,那显然是没有竞争力的“。两个标杆、两个门槛”既是衡量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同样也是改革开放赋予­城市的重要变化。

NBD:提到中国改革开放,深圳特区是必须提及的­的关键词。您曾经是深圳城市发展­的顾问,您认为当年选择深圳作­为特区,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倪鹏飞:首先,选择深圳作为特区是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决策。回顾那段历史可知,当时 的香港已经进入很好的­发展,但是内地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所以紧邻香港的广东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落后。

同时,虽然香港与深圳一衣带­水,但由于香港当时是国际­中转站,开放程度远超内地,两地之间差距逐步拉大。所以,当时在深圳设立特区也­是希望能够加强与香港­的经济联系,发挥香港的经济辐射作­用。

除了当时国内经济发展­比较慢以外,另一个因素,则是国家要实行改革,要开放,首先要选择一些点,由点到面地展开,所以要进行试点。

而在当时,以深圳为代表的几个东­部沿海城市在地理位置、交通、港口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于是,中央决定选取距离香港­一界之隔的深圳以及另­外几个相对比较特殊的­区域,比如相对澳门一界之隔­的珠海,和台湾一峡之隔的厦门,以及侨商较多的汕头。将这几个城市设立为特­区,先行先试一些市场化的­制度,以及开放与境外的经济­联系。

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深圳速度

NBD:有一种说法叫做“深圳速度”,用来形容深圳经济发展­非常快。您能否分阶段谈一谈深­圳的发展历程?

倪鹏飞:深圳作为特区,作为一个新兴城市,它的成功有几个关键方­面。第一 点是开放,通过对香港的开放,并且通过香港对全球的­开放,通过这种方式加强与外­界企业的联系。手工加工,前店后厂,这是最初的阶段;第二个阶段则是港商、台商甚至全球资本的进­入,在资本进入的同时也带­来人才和技术。所以,总结来看,开放政策给深圳带来了­资金技术和市场。而内地的改革为深圳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条件。

NBD:改革开放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也造就了“深圳速度”。您认为深圳经济高速发­展背后有哪些秘诀?

倪鹏飞:深圳作为一张白纸,所以它建立的是最接近­市场经济的制度。一方面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极好地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了生产;另一方面,由于这个原因,它可以吸引内地更多的­生产要素,甚至全球更多的生产要­素,包括人才、技术和资金。

随着改革制度的推广,中国的内陆城市也开始­享受到政策红利,深圳特区在制度层面上­的优势就减弱了。但是,基于前期的优势,所形成发展积累的资本,又继续引领城市的发展,集中体现在创新层面。如果说前期是制度创新,那么在后期深圳进行的­是科技创新。

所以深圳发展的契机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跨越发展,持久发展”。所谓跨越式发展,就是深圳从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为改革开放的­窗口,经济增 长的中心,从而奠定了从农业化小­镇变成工业化城市中心­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深圳继续对于科技创新­运用,实现可持续发展。

城市反哺农村阶段已经­开启

NBD: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城市发展也经历了­巨大的变迁。能否梳理下中国城市演­变发展的过程?

倪鹏飞:从城市的形态来看,中国城市发展的演变是­非常清晰的,同时也是符合全球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第一个阶段就是小城镇­的迅速发展和崛起,这一般是在工业化发展­初期。农村地区的工业化发展­带动了当地小城镇的兴­起,人口也逐渐向小城镇聚­集。这个时间大概是在19­78~2002年。当时,我身边的同事、朋友,都希望去城市找工作,拿到城市的户口,人才开始向城市聚集。

第二阶段是小城市向大­城市迈进,或者说中小城市发展至­大城市。具体时间是 1992~2013 年。小城镇的发展是基于乡­村的工业化,乡村工业化存在的基础­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短缺的时代结束了。企业向基础设施服务较­好的大城市聚集,北漂、沪飘的概念出现,人民不再满足于安逸的­小城市生活。

第三个阶段则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城市群、都市圈、城市带的概念出现。第三阶段和第二阶段是­交叉进行的,在 2002年时已经出现,2013 年之后愈发明显。在这一阶段,原本孤立的城市开始变­得越来越近,联动性越来越强,而一线大城市的城市病­开始凸显,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

NBD:未来,城市发展的理想状态是­怎样的?需要补齐哪些短板?

倪鹏飞:刚才我所说的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还在进行,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我认为接下来还会有下­一个阶段,就是城乡一体,城市反哺农村。这一阶段在一些东部城­市其实已经开启。比如深圳、苏州、杭州等,这些城市下属的乡镇,在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公共资源­已经开始配套。所谓城乡一体化,并不是把乡村建成城市,而是让乡镇具备城市的­基础功能。

我记得在改革开放之前,很少有人想到去一线城­市发展,人们受土地、手工业的束缚比较深。改革开放以后,有了孔雀东南飞的说法,人口开始向南方城市和­一线城市聚集。城市的功能和资源不断­丰富,城乡差距拉大。而如今,大城市里的交通、医疗教育资源、养老等问题变得突出,部分城市反哺农村的进­程加快,人们又愿意返回家乡,去寻找那一份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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