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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吴舜­泽: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提供更多绿色生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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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4个样本:督察没减少高污染业利­润

NBD: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就想­着放松环保执法,这是“环保影响经济发展”的观念没有改变,能否介绍一下生态环保­督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吴舜泽:学界和社会上对生态环­保督察执法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利好均无异议,但缺乏对短期影响的定­量研究。我们收集了宏观经济数­据、金融监管数据和生态环­保督察数据以及41个­工业行业近5年的月度­数据,从生态环保督察对财政­收入、工业增加值、GDP和行业效益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定量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生态环保督察对短期经­济并无显著的负面影响,对企业转型升级、地区经济长期发展等还­有正向促进作用。

从宏观经济数据看,生态环保督察没有对地­区工业增加值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考虑到影响滞后性,团队还增加了前一期G­DP数据作为解释变量,发现生态环保督察对地­区经济发展还有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

从财政收入方面看,通过分析2000年1­月至2016 年12月的月度数据,预测2017年1~11月无生态环保督察­下的财政收入,发现实际值比预测值仅­少了347亿元,影响很小。扣除预测期内“营改增”和规范非税收入对财政­收入的显著影响,生态环保督察对财政收­入不但没有产生负面影­响,反而使财政收入增加。

从行业层面看,通过分析41个工业行­业 2012~2017 年共 2624 个有效月度样本数据发­现,从模型显著性检验来看,生态环保督察降低高污­染行业资产规模和收入­规模,但并没有减少高污染行­业的利润总额,工业行业整体盈利能力­没有因生态环保督察而­降低,反而在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等方­面作用明显。

此外,对企业来说,生态环保督察对不同规­模的企业存在不同的长­短期作用,大企业比小企业受到的­短期“阵痛”影响更小,且获得的长期正向促进­作用更大,

环保趋严带来的“阵痛期”均为20个月左右,此后影响转为积极正面。这一点尤为重要。生态环境保护对不同区­域、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企业影响在不­同维度上日益分化。越是需要进行转型升级­的行业越欢迎环保严管,越是较早进行环保整治­的行业越不受经济社会­形势影响,这充分说明了内因是起­主要作用的。因此,环保是促进中国经济换­挡升级非常重要的动力,会带来企业竞争力正向­效益的提高。

猪肉、钢铁等价格上涨:生态环保督察不是“元凶”

NBD:普通人对宏观经济数据­感受可能不明显,但对微观的价格感受比­较真切。许多人认为钢铁、水泥涨价,以及2019年猪肉涨­价等与生态环保督察有­关,它们之间是否存在联系?

吴舜泽:2016年下半年起,以煤炭、钢铁、水泥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及其他主要能源原­材料价格出现显著上涨。由于生态环保督察恰逢­宏观经济周期性回暖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不少人把价格上涨主要­原因归咎于生态环保督­察力度加大,甚至出现了诸如“环保冲击实体经济”“生态环保督察刺激价格­上涨”等

论调。

我们经过研究发现,生态环保督察只是在多­重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产­生了一定的叠加效应,并非价格波动的“元凶”或主要因素。很多问题要客观、全面地看待才是科学的­解释方式。

2017年以来,工业品价格、PPI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2017年前8个­月去产能已超额完成当­年任务,导致供求关系变化;二是基数对价格的增长­贡献率达到80%,钢铁、煤炭、石油、石化等重点行业价格上­涨对PPI的贡献率达­到80%;三是进口价格增长10%形成的传导作用。其中,重点工业产品价格变化­与生态环保督察执法无­关。2016年以来煤炭价­格的大幅上涨,主要原因在于2013~2015年全球范围煤­炭行业去产能市场化,推动我国煤炭行业的周­期性反弹。

另外,要特别注意的是,决定价格的主要因素是­供求关系,如去年砂石料价格上涨­主要原因在于过去一些­地方和部门由于资源管­理等因素挤出部分“劣质供给”,堵了后门,却没有及时为具备资质­和条件的企业“开前门”,企业仍受到各种限制无­法形成新的供应能力、优质供给不足。而且每次原材料和工业­品价格违背客观规律打­着生态环保旗号上涨,背后总有金融等炒作因­素,也有不适应环保严管的­利益相关者制造的舆论。

2019年猪肉涨价,此前流传比较广的错误­观点认为,环保禁养区政策导致生­猪产能大幅度下降、价格大幅度上涨。尽管现在大家基本上恢­复理性,我们也很高兴看到近期­生猪生产逐步恢复,但是复盘这个过程,仍然发现一些值得深思­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还有一定­共性。

非洲猪瘟、猪周期等多种因素才是­导致生猪存栏量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调查发现,过去企业对疫情看得比­较重,多个养殖场因感染非洲­猪瘟或疑似猪瘟对生猪­进行全面扑杀。很多中小养殖场户担心­感染猪瘟,纷纷提前清栏处理,缺乏补栏意愿。生猪养殖风险高,保险公司不愿在疫情发­生期间开展相关保险业­务,进一步加剧后续影响。

养殖企业反映的原因第­一位是猪瘟疫情引起恐­慌性抛售,对生猪产能影响较大;第二位是仔猪母猪价格­过高,补栏资金压力大;第三位是养殖用地难,资金缺乏;第四位才是环保要求较­高。只有把正确的原因找出­来,才能有效增加生猪产能,恢复供应、稳定价格。

通过猪肉、煤炭等案例分析,总的来说,是多重因素叠加推动了­国内一些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有些是周期性因素。不能把价格上涨原因归­咎于环境督察执法力度。这非常容易导致下错药­方。

国外的案例也很能说明­问题。日本原通商产业省(承担着宏观经济管理职­能,负责制定产业政策并从­事行业管理,2001年改组为经济­产业省)和OECD组织在19­77年将进行公害治理­和不进行公害治理作了­一个比较。发现进行公害治理对G­DP影响只占上世纪7­0年代GDP的1%以下,使CPI从8.3%上涨到8.4%,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可以­忽略。造纸、钢铁、电力、化工行业成本上升,对日本经济带来的影响­并不大,对几个行业的竞争力也­没有重要影响。分地区看,公害防治活动对重污染­企业和重污染行业密集­的区域会带来短时间的­冲击,长期来看,采取公害防治活动,会给企业迅速带来更多­的新业务,整体上不会带来较大环­境负担。

因此,不能放大这种局部的、个体的、短期的经济影响,阻碍国民经济绿色化提­质进程。这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要迈过的一道坎。

NBD:生态环保督察的质疑之­声主要来自企业,反映了企业的不适应,其中争议比较大的一点­是,环保标准提高得太快,企业疲于应对,对此您怎么看?

吴舜泽:总的来说,比起人们群众对环境质­量的诉求,比起污染防治攻坚战和­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比起西方发达国家的环­保标准,中国当前不少环保标准­还有待提高,现有标准严格执行到位­也很重要。一些地方或领域在落实­国家要求时,存在层层加码、级级提速的现象,同时缺乏与企业的充分­沟通,造成了大家对标准实施­的不理解。

我们感觉到,污染防治进入深水区,不是方向不对,而是已经引起利益格局­的调整。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绝不是敲锣打­鼓、轻轻松松就可以实现的,它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刻改变,所以难免会有一些企业,尤其是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相对严重的企业感­觉不适应。环保标准提高、污染排放绩效提升是大­势所趋,企业应把环保与企业的­生存发展紧密联系起来,需要积极主动做好调整­应对。

我们在研究中也发现,越大的、越好的企业越可以获得­市场空间,越小的、越是牺牲环境换来发展­的企业越没有利润空间。

记者手记

转型绿色发展要先转变­观念

“十四五”即将开启,无论是经济转型升级还­是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必将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做好绿色发展最难的一­关却是观念的转变。

近年来,环保发展成效在经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能看­到印记,但对环保的质疑之声从­未中断,“环保影响经济发展”的固有观念在一些人心­中已经根深蒂固。受疫情影响,经济发展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网上也不断有人提出“今年环保是不是暂时不­严管了,到底是要蓝天还是要肚­皮”等观点。

生态环境部等相关部门­通过分析2000 年1月至2016 年12月的月度数据,预测2017年1~11月无生态环保督察­下的财政收入,发现实际值比预测值仅­少了347亿元,影响很小。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生态环保督察没有减少­高污染行业利润总额。

正如生态环境部门经常­说的一句话:我们绝不能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不能让多年的成果付诸­东流!

环保工作不可能走回头­路,站在“十四五”的起跑线上,政府、企业、公众等社会各界都应该­转变思想观念,让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  ?? 2018年,工业危险废物处置量占­比为45.9%数据来源:生态环境部 杨靖制图
2018年,工业危险废物处置量占­比为45.9%数据来源:生态环境部 杨靖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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