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坝轶事

如果将古运河比作今天的高速公路,层层堰坝就是公路上的一道道收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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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杭州流出的上塘河,经海宁长安至桐乡崇福一线的河道,是江南运河的重要航道。其中,长安镇最为水陆要冲。

因为海宁靠近钱塘江一侧地势较高,杭州与长安之间的上塘河(上河)的水位,高于长安与崇福之间的下河。上、下河之间,常年落差在两米左右。

长安镇正好处在上、下河之间,必须筑起堰坝——长安坝,用以关防上河之水,否则,上塘河会因此断流。

河道上拦起的堰坝,成为往来船只的交通障碍,于是舟船辐辏,百货聚集,长安成了著名的水运枢纽、商业巨镇。

堰坝,是拦在上、下河之间的一道长长的斜坡泥坝。自下河而来的船只,守候在坝下,绑在船头的绳索,分作两股,系在堰坝两侧的辘轳上。然后,转动辘轳,牵引船只,沿着斜坡而上,翻越坝顶,去往上河。

北宋熙宁六年(1073),日本僧人成寻,参访五台山归来,沿大运河,从开封返回宁波,路过长安时,在《参天台五台山记》中如此描述“左右辘轳,牛合十四头,曳越长安堰了”,也就是左右各七头牛,转动辘轳,拖船过坝。

因为河道变迁,长安坝曾多次改变位置。宋代长安坝,已经淤塞成陆。元代新建堰坝,沿用至近代,直到1984年改为机械升船坝,才告废弃。

2012年,为配合大运河“申遗”,我在长安住过半年,任务之一是把长安坝发掘出来。

老坝遗址保存一般,但是故事依然在镇上流传。明清以来,长安坝由畜力拖船坝改为人力坝,坝夫转动辘轳,拖船过坝。人力拖坝,有畜力所不及的两大好处,一是可以提供就业机会,二是可以把拖坝技术发展为一门艺术。

船只沿着斜坡拖动,船头高高翘起,确保舱内货物不溢出来,绝对是门手艺。粪船从城里载来满舱的肥料,船头翘起,粪水不会溢出——这就是艺术了,据说,当年的坝夫真有这等好功夫。

拖坝艺术,有更高级的表现形式。浙东运河上有 类似的堰坝,比如上虞蒿坝等地,坝夫被称为“吃坝头饭”的。过往船只,翻越堰坝,必须交付过路费,坝夫趁机敲诈勒索,纠纷时有发生。

长安坝上,有一通清光绪八年(1882)的《新老两坝示禁勒索碑》。海宁官府明文规定过往船只的收费标准,“大船一只给钱六十四文,中船四十八文,小船三十二文”。过坝船只,随到随拔,严禁刁难拖延,更不能故意将别人的船搁置在坝顶,一哄而散。

杭州北郊的德胜坝,坝夫敲诈过客也用类似的伎俩,被故意搁浅于坝顶的船只,暴露于空气中,会解体散架。船主求告无门,只能任由别人敲诈,破财消灾。当然,官船不在碑文规定之列,必须优先过坝,工钱由官家“听候随赏”。

如果将古运河比作今天的高速公路,层层堰坝就是公路上的一道道收费站。运河人家,生财有道,希望堰坝越多越好,而对商船来说,每个收费站都是一场噩梦。据南宋《澉水志》记载,海盐县澉浦镇西六里原有“六里堰”,是进入澉浦的门户。后来,在镇西三里的地方,又拦起“三里堰”,这是居民私自设立、“邀求过往”的堰坝。从水利角度看,有六里堰足矣,多余的三里堰,纯为收费而设,商旅往来,多有不便。于是,淳钓十年(1250)官府挖掉了三里堰,并借此整顿河道乱象。

长安坝附近,有座王相公堂。据考古发掘,这是晚清时期三开间的庙宇,里头供奉王相公,故名。

询诸乡老,王相公本是长安镇上的王姓坝夫。清康熙年间以来,长安的拖坝权,由当地曹、王、沈、许四姓垄断,子承父业,外姓不得染指。坝权乃利源所系,有一天,一群外地人来到长安争夺坝权。

双方搬出一口鼎沸的油锅,并扔入一枚秤砣,彼此约定,谁敢从油锅中捞出秤砣,谁得坝权。一言既出,众皆畏惧。唯有王相公,挺身而出,纵身油锅,捞出秤砣,牺牲了生命,换来坝权永留长安。后人感念王相公的恩德,立庙祀之,他也就当仁不让地成为长安坝的保护神。

郑嘉励:专职田野考古,业余从事杂文写作,既为个人抒情遣怀,也为考古工作者与大众之间的情感、趣味和思想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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