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瓷器的诞生

这件产自乾隆年间的各色釉瓷瓶,因为釉色、工艺太过繁复,以至于“无法描述”

Oriental Outlook - - CONTENTS - 文 / 罗米

这件产自乾隆年间的各色釉瓷瓶,因为釉色、工艺太过繁复,以至于“无法描述”

每座城市的博物馆里,仿佛都少不了中国的艺术珍品——瓷器。不过,这件瓷器却格外与众不同。

这是瓷器中的一件“集大成之作”:高86厘米,从上到下包含了珐琅彩、粉彩、仿宋代哥窑、青花、窑变、斗彩、仿宋代官窑等十五种釉色工艺,一举囊括了历代陶瓷中最有代表性的釉彩;瓶腹的开光(画片)多达十二扇,分别是三羊开泰、丹凤朝阳、太平有象等吉祥画面,颈部还有一对描金的夔耳。

这件产自乾隆年间的各色釉瓷瓶,因为釉色、工艺太过繁复,以至于“无法描述”——它连正式的官方名字都没有,大家索性叫它“瓷母”。

由于不同釉料、色彩的呈色温度不同,想要让各种釉料都以完美的状态

呈现,是一件几乎难以实现的任务。因此,从瓷器烧造技术上来说,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

可以说,这件作品,浓缩了我们的陶瓷史。

色彩斑斓的奥秘

宋代有五大名窑之说,始见于明代皇室收藏目录《宣德鼎彝谱》:“内库所藏汝、官、哥、钧、定名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

这五大名窑中,除定窑是白瓷以外,汝窑、官窑、哥窑、钧窑都是青瓷,到现在,它们已逐渐成为“传说中的”至宝。

在清代,这些古代名瓷就已经珍稀难得,尤其在雍正、乾隆两代,它们被大量仿烧,皇帝对它们的追慕之情也清晰地体现在了“瓷母”上。

之所以说“瓷母”是集大成之作,是因为它把宋代四大青瓷窑口的瓷器都仿了个遍:大瓶色彩富丽纷繁,口沿下部及足部的几道纤细的粉绿,展 现了哥窑、官窑、汝窑的素简雅淡;颈肩交接处的那一圈玫瑰紫,展现的则是钧窑的浓重。

这种玫瑰紫的瓷色最具有迷惑性,明明钧窑是纯正的青瓷窑口,为何会烧出这样浓艳绚烂的颜色呢?

其实,这得益于钧窑的釉水中夹杂的微量的氧化铜,就这么不着痕迹的一丁点元素,经过高温时,却可以幻化出难以想象的姹紫嫣红的色彩——紫有玫瑰紫、茄色紫、葡萄紫,红有海棠红、鸡血红,当然它的底色便是雅正莹润的天青月白……你看,单单摆出这些颜色的名字,都让人沉醉。

钧窑的这种出人意料、全由天成的釉色变化,被称为“窑变”。

再细看“瓷母”的那一道浓艳的钧红,会发现它的色彩有深有浅,并不均匀,这正体现了钧釉不可控制、不可预知的妙趣,所以才有“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红一片”的说法。

钧窑的烧制过程也带上了一种莫名的神秘感——出窑之前,谁也不知道最后那些器物是青是红,所以等待就显得更加漫长而揪心。

值得一提的是,“瓷母”上颈部还有一片明朗的青花。自从元代烧出纯正明朗的青花瓷,它就和中外商队一起远赴西方。无论是西亚、非洲还是欧洲,都闪动着这一抹幽蓝的神采。迄今为止,它仍然是中国瓷器的最佳代言人。

除了这些高温釉,“瓷母”上之所以呈现出如此五色绚烂的效果,绝大部分是低温釉的“功劳”。

那些彩色的纹饰和图案以及描金的部分,包含着十几种低温釉彩。在工艺上,须先高温烧好青瓷、青花部分,冷却后再用彩料画好纹样和画面,再次入窑烧制,温度就要低得多,因为这些色彩缤纷的彩料经不住800度以上的高温。

并且,不同的釉彩包含着不同的化学元素,它们在不同的温度下才能呈现不同的效果。而十几种釉彩需要的温度叠合起来,温度的容差区间就相当小了。

不夸张地说,温度是瓷器真正的决定性因素,是瓷器的生命。

集历代之大成

“瓷母”为何呈现出这样“堆砌”的形态?这就不得不提清朝的瓷器生产了。

能够在瓷器上实现的色彩,清代几乎都烧造了出来。只说烧造难度极大的红色,便有霁红、豇豆红、宝石红、郎窑红、珊瑚红、胭脂红、海棠红等等。

到了清代,皇帝对瓷器的爱好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康雍乾三朝的皇帝都直接参与到瓷器的创造当中,甚至还亲自设计样式。

能够在瓷器上实现的色彩,清代几乎都烧造了出来。只说烧造难度极大的红色,便有霁红、豇豆红、宝石红、郎窑红、珊瑚红、胭脂红、海棠红等等,最传神的是,根据颜色深浅,又分为美人醉、孩儿面和桃花片。

康熙年间,西方颜料也被纳入到了瓷器当中,烧成了秾丽富贵的珐琅彩。珐琅就是人们常说的景泰蓝——本是用来填烧铜胎的颜料,却促成了一种新的瓷器种类。

清代皇帝中,雍正的审美格调颇受推崇,他喜欢雅致清丽的色调。为了柔化五彩过于直白通俗的气质,雍正时期的瓷器釉料中加入了玻璃白——玻璃粉、牙硝、白信石等矿物研磨成的粉——这样,色彩就不那么浓艳,而变得“柔软”起来,因此被称为“软彩”,学名叫“粉彩”,粉润轻软。

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九桃天球瓶,正是此时的珍品。桃尖的一抹浓红渐渐过渡到底部的浅黄,宛若天成。枝干上未褪尽的桃花,也是粉白过渡,格外真实自然。这正是粉彩独特的表现力。

与雍正不同,乾隆皇帝则偏爱花团锦簇、热 火朝天,集历代之大成是乾隆时期工艺美术的特点,这时的瓷器画面上还融入了西洋透视和阴影的画法,对器型的设计更是不遗余力,转心瓶、交泰瓶等等几乎不可能做到的样式都被发明出来,可以说是瓷器烧造的“奇技淫巧”。

乾隆时期国力强盛,大家有意愿和能力去搞“研发”,由此把瓷器的烧造技术推向了顶峰,这才有可能烧成“瓷母”这样结合十多种釉彩、每一种釉彩都能完美呈现的“大家伙”。

这是中国瓷器的最后一座峰顶。

瓷器的支撑是国力

当然,以我们现在的审美眼光来看,这件让乾隆皇帝志得意满的“瓷母”并不十分受认可,甚至还有不少人拿它开玩笑,嘲讽乾隆皇帝趣味不太高雅。

但是,没人能拿它的技术开玩笑。想要烧造“瓷母”这样的作品,烧造技术的空前成熟是前提条件,而真正支撑它的是当时空前强大的国力。

一种瓷器品种的烧成需要进行大量试验,为皇帝烧瓷更是如此。“瓷母”的烧制,需要具备三个条件:最优质的材料、最优秀的窑工以及经年累月的时间。

即使备齐了当时能找到的最优质的材料、最高明的技术人员,想要烧成这样的完美作品,仍然困难重重,它似乎需要某种奇迹般的运气才能完成。

我们都知道瓷器的器型越大,烧造的过程越困难,而且成品率越低,加上这件瓷器上釉彩多达十几种,想要完美呈现效果,就更是难上加难。

不仅如此,这是为皇帝烧制的御用物品,容不得半点瑕疵,一旦有丝毫的不完美,就会被悉数销毁,所以最后真正呈现在皇帝面前的,都是千挑万选的精品。在它身后,被砸碎的残次、瑕疵品恐怕是难以计数了,真有点“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意思。

乾隆之后的朝代,再没有如此盛大辉煌的作品烧成,因为它实在是太难了。在中国瓷器史上,它像是一曲激昂的赞歌,最后只剩下了短促又苍凉的收梢。

(作者系北京大学艺术学博士、艺术推广人)

“瓷母”

清乾隆年间的粉彩九桃天球瓶《大清乾隆年制》款(宋振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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