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两河流域的驴

Popular Archaeology - - 目录 - 文 图 / 晁雪婷

两河流域,驴在新石器时代就被人类饲养,在日常生活生产、军事战争和丧葬文化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诸多考古发现和文学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探究竟的重要线索。

古代西亚两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相对肥沃的土地不仅孕育了辉煌灿烂的人类早期文明,也是当地动植物的天然乐园,包括羚羊、野牛、野驴等在此栖息。其中,驴在古代两河流域先民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农业耕作、生产运输,乃至早期战争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922~1934 年,由大英博物馆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联合资助,英国考古学家乌雷主持的乌尔城考古发掘取得丰硕成果。考古学家共清理了100多座王室墓葬,大部分属于早王朝后期, 王陵主人多已无从考证。其中一座王陵出土的一块镶嵌板(即“乌尔军旗”)吸引了亚述学家的注意。它可能是一种乐器音响的装饰,长约 47 厘米,高约 20 厘米,分为A、B两面,在A面描绘的战争场景和B面刻画的生活场景中,都出现了作为驮运工具的驴。另外,在可确定身份的王后普阿比(Puabi)的陵墓中,发现了陪葬的拉车野驴。除了乌尔王陵的发掘,伊拉克博物馆现藏有一件公元前2600 年的青铜双轮战车雕塑,出土于今阿格拉卜(Agrab),用失蜡法浇铸,高约 7.2厘米,由四头野驴拉动,驴的眼睛由贝壳镶嵌,现已遗失。所有这些考古

发掘及泥板文献中的记载,使得我们能够一窥当时驴子在社会生活中的用途。

为什么是驴?

古代两河流域先民驯养动物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进入农耕定居生活并开始饲养动物。他们驯养的家畜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主要用于农业耕作和生产运输,以牛和驴为代表;另一类主要提供肉、蛋、奶、毛等衣食用度,以绵羊和山羊为主,辅以鸭、鹅等家禽。猪肉在当地并不是主要的肉食品,鸡也是直到公元前一千纪才普及起来的。此外,当时的很多家庭也会养狗,用于放牧牛羊和看家护院。

在公元前五千纪,犁的发明催生了饲养大型牲畜的需要,牛首先被用来犁地,并成为早期唯一的拖曳牲畜。公元前四千纪晚期,出现了用驴拉车的例子。与牛相比,驴的饲养成本更低,圈养空间也不大,因此尽管应用于农业的时间晚于牛,却逐渐成为田间播种犁地、家庭拉磨驮运的主力。古代两河流域的驴属于亚洲野驴,体型介于家驴与家马之间,毛色浅,楔形文字写作 (读作 ANŠE)。当时的人们利用野驴与驴杂交,将前者耐力强、体能好的优势与后者温顺听话的特点结合,培育出适 宜拖犁、拉车及驮运货物的驴,并将之大规模用于生产生活,甚至战争当中。

至公元前两千纪,马被引入两河流域,其在楔形文字中的一种写法为 (读作ANŠE•KUR),意为“(来自)山中的驴”,可见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马与驴的渊源颇深。而后,当地居民将马与驴杂交,培育出了骡子。鉴于骡子不能繁育下一代,培育成本高且奔跑速度较慢,因此数量少,用途很局限,主要用于交通运输业。虽然马的速度快、耐力好,但是由于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的制约,饲养难度大且成本高,因此马只是取代了驴在战场上的功能,日常生活中的耕种与运输仍以驴为主。驴不仅

可以用于短途货运,公元前

两千纪初在亚述地区(今伊拉克北部地区)与安纳托利

亚地区(今土耳其)的长途

商业贸易中,骑驴的商队是当时商路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之后公元前一千纪亚述的皇家交通通信系统中,信使们骑乘的主要也是驴,在颠簸的山地或多石地段,骑驴比骑马更具安全性。

对古代两河流域的个体家庭来说,驴是他们重要的私有财产,是衡量家庭富足程度的标志之一。在苏美尔语文学作品《吉尔伽美什、恩基都与地下世界》中,恩基都与吉尔伽美什讨论多子多福的问题时,提到“拥有四个儿子的人,像拥有四头套上轭的驴子一样开心”。对古代两河流域的国家和神庙等大型机构而言,驴是他们所经营的牧群中重要的一项。在乌尔第三王朝(约公元前 2112~ 前 2004年)乌尔城的一份牲畜账簿中,记载了王室贡物中心在 5年多的时间里调拨了“360 头野驴,727 头驴与野驴的杂交驴,2204头驴”,其数量之多仅次于牛羊。因此驴是地方进献给中央的主要贡物之一,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甚至经常作为战利品出现在胜利者的战利品清单中。

除了古代两河流域,作为古代近东较早驯化的动物之一,驴子在整个古代西亚和北非地区的生产、运输乃至战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古代埃及保留下来的壁画就有描绘驴子驮运武器等场景。

驴背上的战争

战争是古代两河流域人民的生活常态,开阔的平原及发达的内河和海上交通为战争的展开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古代苏美尔人最早发明了轮子,公元前三千纪战车的发明与发展极大 地改变了战争的形态。在战车发明之初,由于没有马匹,聪明的苏美尔人使用当地的野驴作为牵引动力。驴子拉动战车,在战场上驰骋,配合步兵冲锋陷阵,一度成为战场上耀眼的明星。驴拉战车主要用于苏美尔人统治时期,公

元前两千纪时,被从中亚引进的优良马匹取代。之后的历史时期,驴子退居幕后,继续为战争服务。

对古代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人来说,战车无疑是最精良、最高端的武器。苏美尔人使用的战车主要有两轮的通信车和四轮的作战车,前者用于在战车上指挥命令和传递军事情报,后者是用于实际作战的重型战车。作战车由四匹野驴拉动,能承载持长矛的士兵和驾车手各一名,在战车前部有一个类似箭箱的装置,可用于装载武器。苏美尔人发明的这种四轮作战车坚固稳重,但由于车轮安装在轴心上,且前轮在转弯时不能旋转,所以移动不够灵活,加之驴子牵引的动力有限,导致战车行进速度缓慢。尽管如此,驴驾的战车在冷兵器主导的战场上还是黄金标配,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配合步兵冲击敌方队形,也可用来直接攻击敌军统帅。

另外,由于古代两河流域缺乏石料及木料,战车的制作和装备非常昂贵,非寻常百姓所能负担,因此苏美尔人的战车部队通常由贵族提供。战车和车手在时人看来,都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在国王和达官显贵的陵墓中,战车通常 是最耀眼的陪葬品。《乌尔那穆之死》中提到,乌尔第三王朝的开国君主乌尔那穆(Ur-nammu)将驴与战车作为自己的陪葬品,以期自己死后仍然能够继续骁勇善战,英勇无敌。古代两河流域很多描绘地下世界的文学作品中,也提及人死后,驾乘由驴拉的车子进入亡灵世界。对车手来说,能够驾乘驴子拉动的战车出现在战场上,也是值得夸耀的事情。驴拉战车的实际作战效果如何我们已无从知晓,战场上驴子不听使唤、畏惧不前或不进反退的情况时有发生。但根据文献及历史遗存的刻画,拉引战车的驴子无不昂首挺胸,英气十足,有的将敌军的尸体踏于脚下,尽显胜者摧枯拉朽的气势。驴拉着战车雄赳赳气昂昂地出现在战场上,本身就是对敌方军队的震慑和对己方士气的鼓舞。

驴还在战略后方做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工作,保证了军队战略战术的正常实施、战情战报的迅速传达,在马引入后,更是完全转入幕后。通信兵在古代两河流域出现得很早,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可以帮助没有亲临战场的君主了解战争动态,也能够保证军事将领在指挥作战时,及时下达战斗命令。往来于战场及后方的通信兵骑乘的主要

是驴子,在马被引入后,驴子仍未停止使用。通信兵使用的驴子应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虽不能日行千里,也能够大大节省时间。除了通信兵,还有侦察兵和间谍,他们需要深入敌后,其情报工作的开展也需要依靠驴子的帮助。亚述时期还有专门的工程部队来修建道路、营房、战壕及各种防御工事,为保证建筑施工的正常进行,需要牲畜来运输沉重的石头和木头等建筑材料,驴子便是不二之选。在行军过程中,大量粮草、武器的运输往往也需借助牛、驴等牲畜拉车。驴子还可能是一些军事统领的坐骑,在战争结束后,清理战场、驮运战利品的主要也是驴子。可以说,驴子与通信兵、侦察兵、间谍和工程兵一样,忙碌在战略后方,默默地为战争的前期准备及最后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时人论驴

相较于牛、羊等其他牲畜,驴的个性更为突出,既有吃苦耐劳的一面,又有桀骜倔强的一面,因此驴经常出现在古代两河流域的各类文学作品中。不同文学题材刻画的驴子形象不尽相同,反映出时人对驴子的复杂感情。

古代两河流域的文学包括寓言、谚语、训诫等,其中有很多关于动物的寓言,涉及狗、牛、驴、狐狸等三十余种动物,每种动物都拥有各自鲜明的性格特征。驴在这些文学作品中一般以反面形象出现,其叫声大且难听、懒惰、不听话等特点经常成为抱怨的对象。在《舒如帕克的教诲》中,父亲向儿子传授人生经验时说: “不要买一头乱叫的驴,那会撕裂你的腹部”“不要在收获的季节买驴,那会使你一刻不得闲”“不要买一头野驴,它只能活一天”“品行不端的驴子会挂着它的脖子(不干活)”。谚语中出现的驴包括“驴是要听命令的”“我的驴子不是注定跑得快,而是注定会叫”“驴主人刺穿乱叫的驴的鼻孔,让它站起来快跑”等。

谚语中还经常以驴喻人,比如以“驴的速度离开了它”比喻一个人精力的衰退;以“舌 头像逃跑的驴,不会再回来了”比喻说出的话不可收回;以“年轻的活力离开我的腰,像逃跑的驴”比喻青春不再;以“一个人不能像驴一样娶一个三岁的妻子”告诫世人。一些谚语还会将驴拟人化,比如“驴在卸下货物后说‘现在我可以忘记之前的负担了’”。有些谚语还有别的动物角色,但意思难以理解,像“当驴在河里游泳时,狗在收集食物说:‘他什么时候上来吃东西?’”“一头驴在河上漂浮,一只狗在岸上看着他说:‘我亲爱的父亲,你要到哪去?当你靠近时,我会为你流泪’”。

在神话传说、赞美诗和史诗中,英雄人物经常被比作驴。在最早的苏美尔语文学作品《恩美卡与阿腊塔之王》中,形容往返于两国之间的使者时,说他像“一头年轻的驴一样出发了,发出驴挣脱缰绳似的呼喊”“健步如飞,似疾驰在旷野中的野驴”。在《山洞中的卢旮勒班达》中,创作者将乌鲁克国王卢旮勒班达( Lugal-banda)比作“沙坎神的野驴”“强壮有力的驴”“渴望奔跑的驴”。在《舒勒吉赞美诗》中,诗人们在赞颂乌尔第三王朝第二任王舒勒吉( Šulgi)时,称他“是大道上最快的健骡”“像野驴一样飞驰”。在史诗《吉尔伽美什与阿旮》中,吉尔伽美什( Gilgameš)用“驴腿将军”来称呼自己麾下的战将。

正是因为流传下来的各种关于驴的文学记载及考古发现,使得我们对古代两河流域的驴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日常生活中的驴与现代社会人们对驴的认识相差无几,有趣的是其所代表的正面形象。由于古代两河流域特殊的地理环境及气候条件,马出现得较晚,给了驴在战争舞台上充分表现的机会。其他地区马匹享有的殊荣,古代两河流域的驴子也全部享有,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们是早期战场上拉着战车所向披靡的战神,是后期往返于前线后方传递消息的使者,战争开始及结束整理战场的幕后英雄,更是全军战士心目中速度与耐力的完美化身。A

(作者为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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