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地区新石器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现代考古学在山东地区的发端即是以新石器时代考古为揭橥的，历经近一个世纪的艰辛跋涉，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成绩斐然，建立了基本完善的文化发展谱系。近年来伴随着中国考古学的转型，山东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文化起源与发展的研究中又有了新进展。
早在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考古学家在山东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从后李文化历经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一直到龙山文化，从公元前6000 年前后，一直延续到公元前 1700年左右。其后，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从考古学文化体系的搭建开始转入社会史的研究，聚落考古作为一门有
效的方法迅速应用并发展起来，同时伴随着现代科学理念和技术方法的广泛运用，很快产生了显著效果，山东新石器时代考古进入了新的阶段。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突破
近年来扁扁洞遗址的发现为探索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起源及早期发展提供了明确线索。遗址位于沂源县张家坡镇北桃花坪村北山崖西壁上，海拔 389 米。洞穴虽然相对山下较高，但出入比较方便，周围环境宜人，山高林茂，洞口有多眼泉水，经年不涸。
洞内新石器时代早期遗迹主要是烧土面、灶坑和个别灰坑。遗物主要是陶、石、骨器，数量都很少。石器发现很少，包括 1 件磨盘和2个磨棒，为磨制，其他只有数片简陋的石片、石核和一些断块、残片等，不见成型器。骨器有锥、镖和针，磨制，针的尾端有穿孔。另有1件动物肩胛骨，翼端被平截，经过打磨，类似骨铲，可能也是一件有待进一步加工的半成品。除人工制品外，动物骨骼数量最多，但都很破碎，据观察应为人工敲砸所致，有些经过火烧。这些兽骨显然是人类猎获物，以中小型哺乳动物为主，常见鹿类。浮选的植物遗存种类少见，主要是一些可食的树籽之类，经淀粉粒初步检测，在石磨盘、磨棒上只发现一种淀粉粒，可能属于坚果类。
经过测年，扁扁洞遗存处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具体年代距今约 10000—9500 年间。
扁扁洞遗址处于洞穴内，遗址规模反映出当时人类群居的单位还很小，穴居的习惯显然是从旧石器时代继承延续下来的，这也是其不同于北方大部分同时代遗存，而与南方地区相似的地方。
遗址中大量兽骨、与采集经济相伴的石磨盘和磨棒、骨镖的发现有两种可能：一种暗示鱼类可能也是被利用的食物资源之一，二是这种工具仍然是狩猎用的。农业遗存虽有发现，仍需进一步确定。即使这时已经开始了农业活动，作物的驯化程度、种植的规模、农业技术等初期条件也限制了农业作为食物来源的比重。同时，由于扁扁洞位置较高，距山下能够进行农业活动的地方较远，不太适合农业生产，其选址说明当时并不是从农业生产的角度考虑的。所以，对当时先民来说，狩猎采集仍然是其经济活动的主要方式。
扁扁洞遗址的洞口文化层的发现提示我们以沂沭河流域为代表的鲁中南浅山丘陵区细石器遗存可能与扁扁洞早期阶段共存。这说明更新世与全新世之交，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山东地区这两类代表不同人类行为方式的遗存可能曾经共存过。那么在后继的新石器时代文
关于龙山文化年代的下限，一般根据中原龙山文化最新测年数据定为公元前1800年。实际上山东龙山文化可能要延续到二里头文化一期，下限较中原龙山文化还要向后推，约当公元前1700 年。
化阶段，它们分别留下了怎样的印记呢？
扁扁洞遗存中的陶器主要是平底器，这与普遍以圜底器为主的后李文化有异，并且根据测年，两者之间还存在上千年的时间差，所以目前就把扁扁洞类遗存作为后李文化的来源还为时尚早。近几年鲁北地区在诸城六吉庄子、临淄锡腊营、济南张马屯等遗址发现了不晚于后李文化的遗存，多是平底素面陶器，与扁扁洞很相似。考古人员在张马屯遗址发现了一座半地穴房址，其中浮选植物种子经过测年，年代数据是距今 9000多年，恰好可以弥补上扁扁洞与后李文化之间的缺环。据此我们是否可以设想，在后李文化之前鲁北地区是一种由扁扁洞发源而来的平底器文化系统，这是我们今后工作中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后李文化与农业初兴
后李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前段，正是农业初兴、聚落勃发的阶段，文化开始繁荣，走上加速发展的轨迹。目前后李文化遗址发现约有 30处，主要分布于泰沂山地北侧山前黄土带上。经过发掘的遗址有章丘西河和小荆山、长青月庄、济南张马屯、临淄后李、潍坊前埠下等。其中西河遗址经过两次大规模发掘，揭露了聚落内部一处基本完整的社区。小荆山遗 址经过全面勘探和试掘，对聚落的整体结构有了全面了解。长青月庄和曾经发掘过的张官遗址都位于一条名为大沙河的河边，隔 220 国道相望，调查证实两者实为一个遗址，沿着大沙河从下向上，遗存的时代越来越晚，从后李文化逐渐过渡到北辛文化。
后李文化聚落一般滨河而建，面积往往很大，沿河迤逦上千米者并非罕见。这可能与当时农业生产技术尚且原始、耕地轮耕间隙小、聚落往往需要经常搬迁有关。因为当时的人群规模不大，采食经济比重依然很高，耕地面积有限，所以迁移的距离不会很远，往往在数百米之内，时间长了，这样反反复复在周围就“拼凑”起了很大的聚落孑遗。如果将之联系在一起，常常可达数十万平方米，远远超过同阶段的其他文化，但就共时的聚落来说，面积并不大，可能还要略逊于同时期其他文化。然而，这毕
竟是后李文化一个相当独特的标签，从中可见山东地区早期农业阶段环境适应的特点。
在这里我们也不要排除另一种情形 当时可能确实存在大规模的聚落，在一些合适的地点，若空间足够，有可能聚集更多的人口。在这种前提下，也要注意到这种大规模的聚落文化堆积单薄、聚落内部社区相互间隔的事实，所以后李文化大型聚落所能聚集的人口仍然是十分有限的，不会产生后来那种聚落中心式的集中人口。还有一种解释，这种大范围的聚落可能是一种临时的季节性遗存，当合适的季节来临，平时分散在各处的不同人群就聚集在一处河滨地带共同取食，一旦过季，就又重新散居各处。当人们离开这些临时的季节性聚落时，那些笨重的容易损坏的陶石器，就放在原处了，而那些容易携带的石骨角器等就会被带走。这也是为什么后李文化房址基本都没有柱洞，活动面也不清晰，像是临时性建筑，而房址中往往能发现很多完整陶器的原因。
后李文化聚落空间上的功能分区一般由居址区和墓地两部分组成。目前居址区的发现比 较普遍，多有成片房址组合成的社区。而墓地主要见于章丘小荆山遗址，其中一处残存 3 列整齐的墓葬，基本不见随葬品，显示了一种平等有序的社会关系。房址按规模分两类：大房址一般有灶和成组陶器，建筑较好，面积往往在四五十平方米，最大的可达七八十平方米，室内功能区划（如休息、炊饮、物品置放区等）较明确；小房址建筑较次，没有灶和完整陶器，室内功能区划不明显，面积往往不到20 平方米。大小两类房址在空间布局上也有一定组合，整体呈弧形，大的基本上在外围，小的在内。这种空间布局似乎与其功能分化存在直接关系，每座大房子都是一个生活单位，小房子只能附属于大房子，或为储物，或为手工操作间，或为成年未婚子女的临时住所。如此，则可有十余个生活单位共同组成一个社会单元，在聚落内相当于一个社区，显示出紧密有序的生活画面，具有共同的经济生活。如果每个生活单位是一个家庭的话，这样的社会单元则由十多个家庭组成，人口估计几十至上百人不等，规模显然超过一般家族，可能与一个小型氏族相当。
考古揭示，后李文化聚落是由多个社区组成的，当时一个聚落包含了多个氏族级别的社会单元，整体上或可称为部落。因此，后李文化这类较大规模的聚落显示的应该是一种多个氏族共存的部落社会生活，但由这些聚落的结构来看，其统一性并不强，没有发现强有力的中心，应该是比较松散开放的状态。这也许是由于他们只是季节性的集合罢了，随着季节改变，就又恢复成小型游群觅食去了。
后李文化与同时期江苏洪泽湖地区的顺山集文化以及淮北的小山口与石山子类遗存有较大的相似性，而与河南裴李岗、关中老官台、河北磁山、内蒙古兴隆洼诸文化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显示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山东地区就与长江流域形成的较为密切的互动关系得以延续下来。而后李文化中水稻的发现，证实了上述说法。
北辛文化与海岱历史文化区的形成
与后李文化只发现于鲁北山前地带不同，继之而起的北辛文化已经遍布全省，包括胶东半岛，此时海岱历史文化区初步形成。这个阶段对海岱历史文化区来说，也是一个调整时期，外来文化因素涌入，本地文化第一次形成统一全区的局面，也形成了以鼎为主的文化传统。
北辛文化的起源一直是个问题，其与后李文化、裴李岗文化都有很多相似之处，一般认为在前者的文化成分中后两者都占据了重要位置，所不同者只是后两者在其中的主副位次。有学者注意到泰沂山南北的北辛文化可能存在不同渊源，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栾丰实教授认为在鲁北地区北辛文化与后李文化关系更加直接，而在鲁南地区则与裴李岗文化关系更加紧密；王守功先生在承认鲁北地区北辛文化来源于后李文化的同时怀疑北辛文化与裴李岗文化之间的联系，认为鲁南苏北地区北辛文化来源于一种尚且未知的与后李文化类似的文化。
分歧一直持续到张官遗址与月庄遗址的发 掘，这里找到了从后李文化向北辛文化过渡的地层，从陶器上发现了从后李文化釜到北辛文化鼎的过渡环节，似乎解决了北辛文化的来源问题。然而两者之间仍然存在明显差异，特别是鼎类三足器的产生受到裴李岗文化的影响似乎并非毫无根据的猜想。随着月庄、西河遗址发现水稻这种南方作物，上述推测的根据似乎有了新的支撑。并且水稻在北辛文化遗址中也是常见作物，有学者据此推测北方地区的农业可能是在南方地区的启发下发生的。
北辛文化聚落的整体情况并不清楚，房址多小型单室，以椭圆形、圆形者居多，另有少量方形者，以半地穴和浅穴式为主，晚期地面式建筑增多。墓葬分土坑竖穴和陶棺墓两类，存在少量石棺墓。多数没有随葬品，少数有1— 3件。墓中随葬品因性别不同而有所区别，男性常随葬骨镞、矛等武器，女性主要随葬日常生活用品。
单从陶器来讲，北辛文化的陶质、陶色和器形都与淮河流域的双墩文化很像，特别是陶质、陶色方面相似性更强，很多方面几乎完全一致，表明两地在陶器制作方面存在很强的相互渗透。比照前一个阶段，海岱地区与淮河流域的文化交流线索更加明确。
近年来，随着济宁玉皇顶、即墨北阡等遗
址的发掘，我们对北辛文化晚期有了更多了解。除了像早年王因、大汶口等遗址揭示的那样，北辛文化与大汶口文化之间存在前后相继的源流关系外，更进一步，这两处遗址还在聚落上展示了前者向后者转变中连续不断的环节。这表明，从北辛文化向大汶口文化的过渡是在平稳的状态下进行的。
以目前资料，我们还难以对北辛文化社会做出全面描绘。不过不像后李文化只发现于鲁 北山前地带，北辛文化到其中晚期阶段基本覆盖了整个山东，包括苏北地区，至此，通常所谓的海岱历史文化区基本形成。胶东半岛沿海分布的所谓白石类遗存，实际上是受到北辛文化强烈影响的一种适应了海洋环境的地方文化。目前来看，无论是把它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还是一个北辛文化的地方类型，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大汶口文化
承继北辛文化以来的发展趋势，大汶口文化继续向周围扩张，不仅遍布山东全境，还向北跨海扩展到辽东半岛，向南已经越过淮河到达苏皖两省的腹心地区，向西顺着淮河一线进入豫东以及豫中，甚至到达洛阳地区。无论是覆盖范围，还是遗址数量，相较北辛文化都可以说是产生了飞跃。同时，从文化遗存来看，大汶口文化也比北辛文化前进了一大步，社会复杂化开始加速，丰富的墓葬资料对此有充分的表现。不过，对大汶口文化居址的发掘一直是薄弱环节，我们对当时的聚落了解很少，其背后的社会形态因此也是模糊不清的。随着近年来大汶口、北阡等遗址的发掘，这个缺憾开始得到补救。
大汶口遗址曾进行过 3 次大规模发掘，基本都是墓地，聚落资料很少。2009 年和 2012— 2016 年，为配合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大汶口遗址进行了全面勘探和发掘。勘探发现大汶口遗址包括汶河两岸在内总面积约45万平方米，其中北岸包括北辛文化晚期和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遗存，面积25万平方米；南岸主要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遗存，面积 20万平方米。由于大汶口遗址文化堆积的时代与空间的这种巧合，我们推测其中必有某种原因。后来在地质调查基础上的环境研究结果显示，早前认为的大汶口遗址被汶河冲掉一半，原来面积有82万平方米甚至可能达到百万平方米的猜测是错误的，整个遗址原本就是隔河而对。大汶口人之所以从北岸迁到地
双墩文化 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文化，年代在公元前6000—前 3500 年。因首次发现于安徽蚌埠双墩村而得名。发现于1985 年，此后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蚌埠市博物馆对其进行了数次发掘。典型器物有罐形鼎、钵形鼎等。
势更高的南岸，可能与汶河的水位变化有关。
早期遗存
新的发掘地点位于大汶口遗址汶河北岸部分的中部，是勘探发现的一处居址区，位于聚落的核心区域。发掘揭露10余座房址，处于整个居址区的东部，再向东是一片被填平的洼地，作为该处居址的活动广场。这处居址布局严谨，房址分布规律清晰可循，展示了极强的整体性。从形制来讲，各个房址几乎完全相同，均为近方形地面建筑，面积都在 4.2平方米左右，房址间的空地面积亦相当，说明当初应该有较严密的规划。房址倒塌堆积中和室内地面上发现了大量遗物，包括陶器、石器、骨器和兽骨等。陶器包括鼎、罐、釜、钵、壶、缸等；石器多发现于房址上层烧土堆积中，大都残碎，器形有石斧、磨棒、磨盘等，还可见一些形体较大 并未加工过的片状石块。
每座房址上面都堆积着大量红烧土，范围与房址大体相合而略大，红烧土内也夹杂一些陶石残器。根据保存状况和一些二次过火的痕迹分析，这批房子毁于火灾。灾后对现场进行了整理，将整个居址区重新铺垫了一层，形成了新的活动面。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当时没有再继续利用新的活动面，而是整个聚落都迁移到汶河南岸去了，可能是水患，因为汶河南岸地势显著高于北岸。
这些房址规格较为一致，面积都不大，出土遗物虽然都是残留，难以完全反映真实情况，但也没有明显差别，显示出一幅平等的聚落生活画卷。而这与早前墓葬发掘资料所表现出的剧烈的贫富差距反差强烈，这种矛盾让我们十分困扰。不过，2016年新的发掘揭示了同一居址区内也存在面积较大和较小的房址，大的约
30余平方米，有很好的室内地面；小的仅 10 平方米左右，建筑很随意。看来随着发掘区域的扩大，居址区也越来越显示出不平等的迹象，与墓地看到的状况渐趋于一致。
北阡遗址位于即墨，地近大海，属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海洋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以致形成了贝丘。但这很可能并不能完全满足食物需要，从丰富的动物遗存中发现家养的猪和猎获的鹿等陆生动物也是动物蛋白质的主要来源。
尽管北阡先民渔猎经济占据了头等位置，农业经济还欠发达，但已经有了初步发展，种植的作物以黍、粟为主，兼有少量其他类农作物。同时对野生的植物资源也有充分利用，他们采集禾本科类、坚果类和水果类植物果实。
北阡遗址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堆积，现存面积 2000多平方米，连续多年的考古发掘基本上将之完全揭露，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地处胶东半岛区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小型聚落的面貌：聚落中部西北—东南向分布着两处椭圆形小型广场，面积分别约 100平方米和 200 平方米，其间相距约 15米，广场周围分布着居址区和墓葬区。
居址区房址从层位上可以划分为连续的四个阶段，共90余座，从大量无法归纳的柱洞来看，实际数目当远不止此。这些房址分为地面式和半地穴式两类，面积大小不一，大的可达20 多平方米，小的不足10 平方米。
墓地位于两个广场的西侧和南侧，发现墓葬 196 座，合计 300 多人。墓葬分两类：二次合葬墓和迁出墓。这个现象比较特殊，因为同时期其他地区还流行单人一次葬，在这里却踪迹难觅。二次合葬墓墓内人骨多为单层放置，也有分两层和三层的，通常摆放得十分凌乱，没有清楚的规律（后期的整理和鉴定发现，每一个体的人骨缺失十分严重）。极少墓葬有随葬品，种类包括鼎、鬶、罐、觚形杯等陶器和少量石、骨器。迁出墓数量较多，长度较短，多在1.5 米之内。墓内往往遗有少量零碎骨骼，有的还有个别随葬品。烟台午台龙山文化早期墓地就普遍采用屈肢葬而墓葬长度均在1.5 米以内，北阡遗址大汶口文化先民迁出墓比较短可能也是采用这一习俗的缘故。
北阡先民经营渔猎采集和农业家畜饲养相结合的营生方式，虽然前者的比例远远超过后者，考虑到当时的环境资源和人类的技术能力，这样一种比例应该是比较均衡的。这处聚落滨海滨河，规模较小，同时期人口可能不过百人，分成一大一小两个社群。由于居址区环绕中心小广场，所以呈现一种向心式的聚落结构。与之相应的，对墓葬的处理也是同理，集中埋在聚落的西南部，单人葬均为迁出墓，表明最后他们终将都要迁到合葬墓中。看来在这里社会的基层细胞还没有开始分化，以合葬形式为代表的较大的血缘圈子才是大家依归的目的，说明私有财产还没有发挥其历史助推剂的作用，这也与墓葬中寥寥无几的随葬品形成了直接呼应。
比较大汶口、北阡这两个同时代而规模等级都不同的聚落之间的异同，会发现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社会发展出现了新的趋势 社会的分化在聚落之间和聚落内部可能是同时展开的。
大汶口遗址的发掘证明，早期阶段其已经成为中心聚落。不过沿着大汶河的调查，无论是大汶口文化早期还是中晚期，都没有多少遗存发现，这不得不让我们怀疑作为中心的大汶口遗址究竟有多少区域基础。也许继续放大观
察的范围，可能有新的发现；也许有点类似凌家滩，大汶口成长为中心更多的靠的是区位优势 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和交通要道上的节点位置。
中晚期遗存
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考古工作除了章丘焦家遗址的新发掘位于山东腹地之外，主要在省外：一是苏北的邳州梁王城遗址，一是淮北的尉迟寺遗址和垓下遗址。
梁王城遗址和尉迟寺遗址的发掘证明与淮北地区相比，苏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特征更接近海岱腹地，无论聚落布局还是出土遗物与枣庄建新遗址均极为相似，但也有自身的鲜明特征，比如浅穴式房址占明显优势。相较于早期，大汶口文化晚期向南的态势更加明确，已经占据了淮河沿线和洪泽湖北岸，由南京北阴阳营遗址来看，其强势影响更是进抵长江，达到良渚文化的外围区域。
大汶口文化在淮北地区的传播则更具强势，
梁王城遗址 新石器时代至宋元时期遗址，位于江苏邳州代庄镇李圩村。最下层是大汶口文化层，发现房址1座、墓葬 6座。尉迟寺遗址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晚期环壕聚落遗址，距今约4800—4500年。位于安徽蒙城县许疃镇毕集村东。1989年以来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对其进行了两次发掘，遗址主要包括环壕、房址和墓葬。它是黄淮地区大汶口文化一个新的类型。垓下遗址位于安徽固镇县濠城镇垓下。2007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发掘，发现大汶口文化时期聚落、龙山文化时期城垣。城内有新石器时代的红烧土和陶窑等遗迹。
到晚期阶段基本完全占据了整个淮北，其遗址密度甚至远超后继的龙山文化，并在淮河北岸近处建筑了垓下城址，也是目前海岱地区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大汶口文化城址。我们知道，黄河流域史前城址普遍晚于长江流域，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长江流域以城址为代表的文化发展水平处于领先位置。海岱地区城址建筑比长江流域晚得多，技术传统上也是脱胎于后者的堆筑工艺，因此前者的筑城技术很可能由后者传入，作为最接近长江流域的垓下应该是筑城技术输入前沿。巧合的是更靠南地处江淮之间的孙家城遗址也发现了史前城址，其位置更在垓下与长江流域诸城址之间，时代也不晚于垓下，这样便在这条传播路线上，补缀上了中间的缺环，成为一个由南而北的接力点。
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研究的新进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年代学，一是龙山城址的发现与研究。
山东龙山文化遗址的测年数据并不充分，不过在桐林、两城镇等重要遗址发掘中，也进行了系列测年，与中原龙山文化一样，普遍向 后推移，但没有后者那么明确。据最近的研究，中原龙山文化年代大约在距今 4300—3800 年之间。比较研究表明山东龙山文化可能一直延续到二里头文化一期，其下限较中原龙山文化要晚，因此依照中原龙山文化的标准，调整后的山东龙山文化的年代应该在公元前 2300—前1700 年。
“龙山时代”是严文明先生首倡的一个考古学概念，用以概括各地面貌复杂的龙山文化所处时代的文化和社会发展状况，在学界得到广泛响应与运用。许多学者对龙山时代的认识是把庙底沟二期即所谓中原龙山文化早期阶段也放进去的，如此与庙底沟二期相当的大汶口文化晚期、良渚文化中晚期、石家河文化、小河沿文化等都被归入龙山时代，而根据我们对仰韶时代和龙山时代各自特征的辩证区分，这样实际上是不合适的，龙山时代应该基本是就龙山文化单独来讲的。
龙山城址代表了当时社会发展的最高形态，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各地陆续有不少新发现，其中山东是学界普遍看重的地区。
海岱地区目前经过可靠田野工作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址有以下几处：章丘城子崖、邹平丁
公、临淄桐林、寿光边线王、阳谷景阳冈、五莲丹土、日照两城镇、费县防城、连云港藤花落、滕州庄里西、日照尧王城。这些城址只有庄里西、防城、景阳冈是独处的，余者可分成两个带状分布群，一个是鲁北山前地带，有边线王、桐林、丁公、城子崖四处；一个是鲁东南苏北沿海，包括丹土、两城镇、尧王城、藤花落。由此可以看出龙山城址的分布特点就是成群落分布，其群落不是依面的纵深铺展，而且沿着线性组合的。这些城址都处于区域聚落群的中心位置，掌控着各个地区社会。
再从城址本身来看，形状多数不甚规整，只有地处苏北的藤花落例外。已知者多呈长方形，长宽相差不大，景阳冈与庄里西呈长条形是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造成的。一般情况下城垣与城壕形成一体结构，城垣除了景阳冈外普遍较低，可能不超过 2 米，但城壕往往较深，多在 3 米以上，达到 4 米或 5 米者也较常见，特别是壕沟内沿修整得很陡，再与城垣叠加，防御效果就很突出了。
筑城方法一般是堆筑，但与长江流域不同，是在平地摊土分层夯打，用土一般来自壕沟的开挖。从龙山城墙与壕沟的土方体量对比来看，可能还有部分土用作他途。城墙建成后的维护包括修补、清淤也同时进行，城墙的加宽加高用的都是清淤的土。
多数城址由内及外存在两三层城圈，应为时代先后关系。这种情况在经过发掘的边线王、桐林、丁公、两城镇、丹土、尧王城遗址都是这样。通览上述城址，在时间节点上这种连续扩建的节奏还有一个规律：鲁东南沿海第一波高峰筑城是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然后龙山初期开始进行第一次扩建，龙山中期进行第二次扩建；鲁北地区第一波筑城是在龙山早期晚段，然后龙山中期扩建。可见，从鲁东南沿海到鲁北地区，筑城存在时间差，联想到大汶口文化晚期最初的城址都是在海岱地区南部首先建立起来的情况，其原因除了筑城技术由长江流域引入的之外，还可能存在更深层次的文化和社会变迁。同时这种城址由早及晚不断扩大的态势，应该 是海岱社会在长期承平、财富积累基础之上持续发展的反映。这也是海岱地区不同于中原的一面。
从区域聚落形态上看，城址与周围聚落自成单元，形成城市政体模式下的区域社会。这些区域社会都是独立的，没有发现统摄多个政体的超级聚落，因而也不存在跨区域的实体社会和政体。虽然各个城址的规模不同，有的大小相差还很悬殊，但所属区域聚落群的规模相差并不大，目前还看不出有超出区域政体之上的广域政体的存在。
这些城址，除了情况尚不明朗的防城、庄里西等少数独处者所在区域外，基本成组分布。最有特点者，其组合均呈线性排列，如鲁北山前地带和鲁东南沿海两地，共有 7 座之多，如果加上也可以编入组合的景阳冈、藤花落遗址，其数量所居之绝对优势尤为可显。究之，概因贯穿其间的交通线使然。实际上，那些目前尚且独处的城址如防城、庄里西，交通的重要性也是毫不逊色的。防城处于沟通汶泗流域与沂沭河流域的最重要通道 蒙山与尼山之间的泗祊走廊上，庄里西所处的泗河东岸是贯通鲁中南与苏北的主要通道。这显示出交通在地区社会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从侧面暗示龙山社会应该处于一个开放的、因交流充满活力的时代。因此，我们也可以设想这种因为交流充满活力的社会应当存在强烈的超越区域之限的跨区域的联系。这种联系并不意味着超区域的广域政体已经产生，而是在经济社会层面上存在的广泛交流活动，此亦为各区域社会得以协同发展的基础。可以设想，顺应经济水平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复杂化，相应的社会生活中其他方面也要同步跟进，政治和军事以及任何时期作为联络手段都很重要的族群关系也会日益发展起来，从而导致超越区域之上的更大范围内社会与政治的整合随之起步。
总之，经济总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诱因。如果从这个角度观察山东龙山城址，则更利于了解龙山文化的社会发展水平。
（作者为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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