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全部人生都用来减轻孤独

Portrait - - Editor's Letter 编者的话 - 副主编赵涵漠

在《人物》封面几乎最显著的位置上写着一行字,“Nothing but storytelling”,这本杂志一直希望向读者提供能被记住,能与自己发生共鸣,甚至能够值得反复回想的故事。我们相信故事之于人们的意义。最妙的判断或许来自于一位普利策调查报道奖的获得者—并非特稿奖—在他看来,“没有故事,所有发生了的事情都会四处飘散,彼此之间毫无差别,没有任何东西会有任何意义。但是,一旦你对发生了的事情有了某种故事,所有其他跟人之为人有关系的好东西也就会出现:你会笑,会敬畏,会充满激情地去行动,会被激怒,会想去让什么东西改变。”

换言之,故事令人体察世情,反照自身。因此在我的特稿阅读经验中,我常会想起一篇并不算著名的报道,主角是一位第一天上班的快递员,在那篇文章的开头,快递员看着写字楼电梯前“朝上”与“向下”的两个箭头犯了难,“按那个向上的,表示自己要上去呢;还是按那个向下的,表示让电梯下来呢?”这是他第二次搭电梯,前一天则是第一次,公司一个老快递员带着他来这片区域熟悉业务,但却忘了告诉他面对这个嗖嗖上下的新鲜玩意,究竟该按哪一个箭头。整个故事在日常的、鲜少戏剧感的、快递员的一天中平静叙述,但却提示我在此后的时间里,屡屡回想起自己第一次搭电梯时面对“上”“下”两个箭头所感到的几乎与快递员相同的疑惑和慌张。

很多人会对所看到的故事做出简单的分类。比如,在《人物》的微博下,常会出现提示编辑部的评论:最近的明星报道太多了。这当然是一种分类方法,业内人也常这样做,娱乐报道、商业报道、社会报道、时政报道等等若干。但当回到这本以提供好故事为目标的杂志,我们也可以使用另一种分类方法(几乎是我们寻找选题的标准)—一种故事是横向的探索,承担着描摹时代的功用;另一种故事是纵向的层层深入,指向无限广阔的内心世界。

在这样的坐标系中打量,你会发现我们最近一期对崔健的封面报道,与去年对张维迎、林毅夫的双封面报道,其实具有着相同的指向。尽管他们的职业身份毫不相关,崔健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摇滚乐手,张、林则是最为著名的经济学家,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故事共同描述了转型期中国的某一个侧面。

又或者是另外两个故事—明星黄磊,在《人物》的报道中,他谈到了自己丰沛满足的生活,但与这种生活共生的,是人至中年不可避免地面对种种遗憾与别离;接着是北京的老太太李文荣,她一边在街 上卖馒头,一边被不可遏制的写作的冲动驱使,写着薄情的、荒诞的、家长里短的故事。黄磊与李文荣的生活或许并无交集,但他们的故事展开了隐秘的内心世界,如前所说,那是故事的纵向深入。正如特稿写作这一行的标杆人物盖·特里斯曾经说过的那样,“事实上,在我年轻的时候—那时我在《纽约时报》做记者—那些私人生活、那些我想要深潜其中的私人生活并不总是会被承认、被认为具有进行新闻报道的价值。不过,当时我的想法却是:对于这个世界上到底在发生什么或者发生了什么,他们其实也有一种感受和理解。在我想来,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人的感受报道出来,对于发生在我们周围的种种潮流,我们也就能有一种更好的理解。”

一些杂志怀抱塑造大众话题的期望,另一些,则以反应大众话题为己任。《人物》大概并不在二者之中。约翰·斯坦贝克写给一份地方报纸的一段话曾经令我印象深刻,“他(作家)试图建立一种意义的联系,情感的联系,观察的联系。我们都是孤单的动物。我们把全部人生都用来减轻孤独。对此,我们有很多古老的策略,其中之一就是讲个故事,启发听者去说,或者去感受。”在这一刻,我开始希望记者与作家,能够承担相同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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