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 剥去浮华的壳

因为由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在 2016 年引发广泛讨论。30 多年来他敏锐地观察着中国社会,以荒诞的叙述剖析中国逻辑,将身份和权力的外衣一一剥去。也因为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严肃作家如何与时代相处。

Portrait - - 年度面孔2016 - 文 |刘磊 采访|刘磊 卢安琪编辑|张薇

敏锐的触觉

第53届金马奖颁奖典礼上,因《我不是潘金莲》获得最佳导演的冯小刚首先感谢了坐在台下的作家刘震云先生:“如果没有他给我们指明方向,我们不可能拍出这样一个电影。”此次入围名单中,根据刘震云两部同名作品改编的《我不是潘金莲》和《一句顶一万句》总计获得了包括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在内的6项提名。这两部电影在2016年11月先后上映,媒体因此将11月称为“刘震云月”。关于他的报道以极其密集的频率出现在从八卦自媒体、门户网站、时尚男刊到时政新闻杂志的各类大小媒体上。

他是当今中国与影视联系最紧密的作家,被称作“影视与文学结盟的亲历者和受益者”。这里存在着两个刘震云。名编剧刘震云与这个国家最著名的导演和演员合作,在名利场中游刃有余。冯小刚的多部作品—电视剧《一地鸡毛》、电影《手机》《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等都改编自他的小说。作家刘震云曾与莫言一起获得中国文学界最高奖茅盾文学奖,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我不是潘金莲》在11月18日上映前 就已引发热议,在众多讨论中,编剧兼原著作者刘震云不时地被提及,在一些观众心目中,这位持续保持着相对稳定的高质量作品产出的作家起到了为影片“背书”的作用。腾讯网文化中心总监、曾多次采访过刘震云的原南方周末记者张英觉得,刘震云是在文学品质、大众认可、影视娱乐几方面做到了平衡的“非常少有”的作家之一—“这种能力太难了,几方面都能够游刃有余,多难啊。多少人是昙花一现?……红过一刹那,明天谁也不认识你。你看他红了多少年?”

刘震云在影视圈和严肃文学界的双重影响力可以追溯至20多年前。金丽红是业界著名的畅销书推手,她是刘震云多年一直合作的出版人。金丽红记得,她在1992年策

《我不是潘金莲》《一句顶一万句》,由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在2016年引发广泛讨论。他敏锐捕捉时代脉搏,用荒诞的叙述剖析中国逻辑。—奥迪说

划“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新作大系”时,这套书的主编—作家王蒙和从维熙都“特别推荐”了刘震云。那时刘震云的中篇小说《一地鸡毛》刚发表不久,在读者中引起“很好的口碑”,已经与池莉、方方等一起作为“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作家开始为评论界所重视。金丽红对后来热映的电视剧版《一地鸡毛》也印象深刻:“应该说刘老师当时比较早地触电了,你想当时的电视剧和现在不一样,当时它是主打天下,影响力巨大。所以刘老师当时应该是非常红极一时的作者了。”

在《一地鸡毛》《单位》等中短篇里,刘震云通过主人公小林的故事写出了1990年代初普通市民生活的酸甜苦辣,当时上海一家电台找刘震云做了一场直播,名字就叫“小林们谈小林”—小林成了时代的缩影。“他最早写的那个小林系列,基本上就是一个大学毕业生留在北京,留在机关里头,磕磕碰碰,这么一个角色。租房子,谈恋爱,结婚,找单位分房子,送礼,到后来孩子出生到上学,他这种叙事来说是很容易受欢迎的。”张英分析,刘震云早期依据他自身经验写成的小说,因为“符合了这个时代的脉搏和强音”,让他拥有了第一批读者。

时隔多年,刘震云依然保持着对时代的精准把握。电影《我不是潘金莲》让同名原著的故事再度受到了关注并引发中国社会的广泛讨论。这个荒诞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名叫李雪莲的农村妇女,她为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的清白而坚持上访20年,并因此将官场搅得鸡飞狗跳 。有人从中看到了“当代中国的一出官场现形记”,也有人看到“两个断裂的阶层最终无法进行良性对话”,有人说它“折射记录了中国实行了整整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甚至连湖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晓东在一次讲到政府系统干部作风问题时,也以《我不是潘金莲》举例,连问五个“为什么”:为什么一件小事情会变成一桩大事、一个简单问题会变成一个久拖无解的复杂难题?为什么群众和干部相互之间缺乏信任?为什么上级的意见在层层传达执行中变味、走调,甚至与初衷完全背离?……这部小说的德文 版译者、著名汉学家阿克曼评论说:“这本书从一个政治统治体系内部对这个体系进行的描述,是我看过的最精彩且最精确的此类描述。”他认为,刘震云的小说“表面上是在讲故事,实际叙述手法又很像动物学家对昆虫的研究和解剖”。

刘震云对技术给人带来的影响也有着敏锐的触觉。2003年,手机刚刚流行的时候,他出版了一部题为《手机》的小说,并且在当年被冯小刚搬上了银幕,以5300万元成为当年的票房冠军。“他作为一个作家,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通讯工具对于人的异化。……当时刘老师说了一句话,就是说当手机里藏着鬼的时候,手机就变成了手雷。这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发现。”电视剧版《手机》编剧宋方金对《人物》说。现在,刘震云又注意上了微信朋友圈:“有人说低头族是浪费时间,我不同意。如果那么多人都把时间浪费在了同一件事情上,那这件事肯定有意思也有意义,无非是没有人把这个意思和意义找出来,等我找出来的时候,我就去写朋友圈。”

动静之间,自如切换

对一个严肃作家来说,与影视圈过从甚密很容易收到质疑和批评的声音。刘震云清楚这些争议的存在,但他不以为意。他无数次地解释过自己与影视圈的关系。关于过从甚密:“其实一年365天,我一个晚上在电影圈,一个晚上在电视圈,剩下的363天,我还是在书桌前,跟我书里的人物在一起。”关于“不够严肃”:“客串个电影有什么呢?出席个活动,参加个新闻发布会又有什么呢?这就跟去菜市场买菜,小贩说,‘大哥,麻烦您给递个秤。’捎带手的事儿,怎么就掉了你的价儿了呢?”

公众场合的刘震云总是讲着慢条斯理的河南普通话,表情介于微笑与严肃之间,他一开口,很容易产生戏谑的氛围,因此他讲的故事常常听上去更像一个个真假莫辨的段子。但这位有着相声演员特质的作家在私下里完全是另一个状态。他身边的家人、朋友对他的印象都是诸如—情绪不外露,“不太愿意跟人说话”,最爱做的事儿是冥想,经常处于出神的状态……

这是一个老夫子式的人,生活方式近乎隔绝于这个时代的喧嚣。“他这人我就觉得活得可能太苦了,就是那种单一的生活状态,就知道写东西,看书,写东西,一天一天地就这样”。妻子郭建梅说,他成天关在书房里,“一天一天不下楼,不出门”。刘震云平时从不休假,2016年春节被家人“硬拽着”去日本玩了7天。他定力极强,手机放在旁边,“一天都不带看一眼的”。而且他在动静之间有着极其自如的切换能力。电影《一句顶一万句》杀青后从片场回家,他立刻把自己关在书房,继续写他的小说。郭建梅问他,你不躁嘛,刚经历那种风风火火。他答,我昨天在那儿,今天在这儿,一点不影响。

老夫子的一面在很早的时候就已显现。十几岁当兵时,刘震云特别喜欢站岗,流动哨他不流动,在路灯下看书。除了看很多小说,他还自学了大学微积分课程——这无意中在1978年的高考中帮了他大忙,其他考生数学成绩很多都是个位数,他89分的成绩与他们大

大拉开了距离,他因此考出了当年的河南省文科状元。郭建梅回忆,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人家谈恋爱都是去香山、圆明园,但他们总是去一教、二教或者图书馆,“他就会跟我说,我们去图书馆看书吧,这一天要不就浪费了。”

从外在身份看,刘震云的人生在这几十年里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一个当初为吃上馍,娶上媳妇儿发愁的农村少年成了登上中国作家富豪榜的著名作家。但在刘震云自己看来,他的生活从没变过。上 午6点半起床、晚上9点半睡觉的农人式的作息不曾变过,每天两小时的跑步也几乎从未中断。甚至不变的也包括“年龄”—他说自己的心理年龄停在了20多岁,有时听说别人30多了,第一反应是,呦,挺大的了。

写作之于他的意义也从未改变。他牢牢记住一辈子赶马车的舅舅的话,如果你

是既不聪明也不笨的人,一辈子只干一件事。对他来说,这件事就是“编瞎话”。多年前接受一家杂志采访时,刘震云将写作对他的意义概括为四点:“第一不孤单;第二治病,不然会得忧郁症啊!第三有话跟作品里的朋友说,作品里的主人公也有话告诉我;第四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在能够温饱的前提下,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一辈子就挺好。”几个月前,刘震云在接受《人物》采访的时候,将自己此前反复讲过的话又强调了一遍:“喜欢写作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就是,你写作的时候,这个人物啊他很专注和专心,他不像生活中的人,一会儿有这个事儿,一会儿有那个事儿,你跟他聊天有时候也聊不成。你跟书里的人总是能聊得成嘛,就坐在那儿慢慢聊,慢慢聊,说说东,说说西,说说你,说说我。我不觉得写作累,写作对我充满着趣味。”

如果非得找他的变化,那就是他从青涩的文学青年变成了有着丰富写作经验的资深作者。他曾经花8年时间写成的实验性极强的200万字长篇小说《故乡面和花朵》,现在被他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一个特别装模作样和装腔作势的后现代的那种东西”。“我这个创作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一开始写作的时候,人最容易犯的毛病是什么呢?特别容易装腔作势,装神弄鬼,装模作样。”刘震云回忆起在北大读书时的“五四的老先生”,“他们开讲座基本上不讲课本的内容,就是说说这个,说说那个……我当时也未必知道,我现在想起来是很有魅力的。那《一句顶一万句》不就是说说这个,说说那个,说说张三,说说李四,我会变得越来越,就是写作上变得会越来越质朴。”

刘震云不相信“天才”。他在一次访谈中说:“世界上本不存在才华这个字……存在的是琐碎。重复的事情在不停地做,你就是专家;做重复的事特别专注,你就是大家。就这么简单。我觉得细节是考量一个民族和一个人做事的特别重要的或者是最重要的标志。”他在另一次采访中说:“所谓的‘天才’,无非是找到了一件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在很早的时候就找到了。……对一件事情的‘喜欢’,就是不断地重复,不断地专注其中……”他对“资深”的骄傲远大于对才华的骄傲。当《人物》记者抛出“有没有这样的可能,一个新作者写得跟你一样好,但是由于这个时代变了,他没有机会出来”这样的问题时,他立刻笑着对问题本身作了否定:“这个缺乏常识,一个新作者,不可能写得跟我一样好。就好像说吧,刚毕业的大学生,写新闻稿能写得跟你一样好吗?它不符合事实啊。”

他的身上完全没有这个时代里很多“老人”在年轻人面前的焦虑。他不认为新旧可以用时间和时代划分。“从思想认识论上比,老子的认识要比很多90后、00后新潮。像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法自然,这都不是那些年轻人能说出来的。和这些观点相比,他们反倒显得很老。”他不谄媚年轻人。

他在时代面前有着属于他的自信。《人物》记者问他怎么看如今影视大热但文学在逐渐边缘化的现象,他又一次毫不犹豫地否定了记者的问题,因为他“没觉着文学是边缘化的”,他拿自己的 作品举例—《一句顶一万句》卖了180万册。“所有人提问题都是特别爱用一个整体的概念来代表一个事物,这是非常麻烦的。……那我告诉你,在清朝的话,能够卖到180万册的也没几个人,那个时候是不是文学边缘化?就是是个个体(问题),他写好没写好吧。他写好了的话,不就不边缘,没写好就边缘了?”

剥去身份和权力的外衣

一方面,影响力从未减弱的作家刘震云从未感到过被时代边缘化;另一方面,他最重要的人生转折都与时代有着紧密关联,它们都源自“集体无意识”。14岁离家当兵是因为“我们村里所有人都这么想,它是个公众想法”。那时当兵是农村孩子仅有的出路,在部队能吃上馍不说,而且军装上有4个口袋、成为军官之后,就好找媳妇了。当作家是因为“北大都在写,中文系的都在写”,在1980年代的北大校园里,“每个人都想成为作家”,“无非的话呢,我呢是坚持下来了。”

也许正因为此,这位乡村长大的作家近乎谦卑地将自己获得今日体面生活的决定因素归于机遇和命运。他有时会回想起少年时期在“人生的拐点”上与他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伙伴们。“十四五岁的时候,我也有一帮少年的朋友,包括当兵的时候,确实里边有几个特别绝顶聪明的人,但是他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就变成农民,或者是变成了一个到城市打工的人。他们的变化有时候也对我有很多的触动,他们很聪明,但是就是在人生的拐点上,比如讲那个时候我就考了大学,他呢,可能到城里去打工,他就没赶上考这个大学,他人生就发生了一些变化。”说起这些昔日小伙伴们的时刻是这位说话滴水不漏的作家在《人物》数次采访中为数不多的微微袒露内心的时刻。他讲到一个做瓦工的表哥,特别懂建筑,同样是打工,他盖房子会“带点设计感”。他感慨—如果上了大学、留了洋,“他不就是贝聿铭嘛。”

刘震云1958年出生在河南延津县城,几个月的时候被姥姥抱到一个叫西老庄的

村子抚养长大。他的小说经常以他的家乡为故事背景,人物也经常是他村里的那些乡亲们—钉鞋的、杀猪的、贩驴的、剃头的……这位在北京生活了近40年的作家日常话语里还是会经常出现“我们村”—西老庄村成为嵌在他生命里的罗盘。当有人说起40里地,他首先想到的是西老庄村到延津县城的距离;路上看到一个妇女拉着车往前走,“别人看到觉得很脏,但是我看到后,会觉得这个人特别像我表嫂。”

青年作家笛安在数年前的一次采访中谈起对刘震云作品的阅读感受,她对刘震云说:“不管是《单位》《官场》,还是后来的《手机》,到最新的《一句顶一万句》,我觉得您一直在写一样东西,就是‘人情’。这个中文词汇其实很微妙很难翻译。如果硬要表达的话,可能是人和人之间一种看不见的纠葛、角力,以及在这种纠葛和角力中产生的种种莫名其妙的情感和依赖。……人物之间各自有各自的小算盘,但是诞生的情感也无比真实。这样的描写和表达在您的小说里信手拈来。”

这位对中国世俗人情有着精准把握的作家也从“人情”(或者换一个更文学的说法就是人性)的角度看待这个世界,因而对他来说,世上的人没有城里人和乡下人、大人物和小人物之分。在他看来,希拉里和特朗普之间的政治斗争跟他们老家村里两个妇女争一个地边没有任何区别。解构权力、用荒诞的方式“剥去身份和权力的外衣”是刘震云作品中时常出现的主题。这在历史寓言小说《故乡相处流传》中达到了极致。这部小说中的时间跨度长达1000多年,人物死而复生、生而复死,历史“被赋予一种简单的轮回”。曹操、袁绍之类的“大人物”与“猪蛋”、“孬舅”、“白石头”这些村里的“小人物”不是并列而是轮回的关系。在小说的开头,作者就写:“一到延津,曹丞相右脚第三到第四脚趾之间的脚气便发作了……”他似乎要以此表明,叱咤风云的曹操不过是一个同样患着皮肤病的凡夫俗子。

在刘震云看来,人性不会因阶层和身份的不同有不同,见识也不会因阶层和身份的不同被区隔。11月8日晚上,刘震云在腾讯娱乐主办的一场明星主题演讲中又一次讲了他的姥姥和舅舅,他一直称他们为他的“人生导师”。姥姥割麦子,她割到地头,别人只能割一半。刘震云问姥姥为什么割得这么快,姥姥说,不要直腰,直了第一次,你就要直第二次、第三次。做木匠的舅舅,木匠活方圆几十里做得最好,他告诉刘震云,他木匠活做得好是花的工夫比别人多,更关键的是他喜欢做木匠活。在刘震云的眼中,他们都是有见识的人,有次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有时我听舅舅和表哥一席话,胜在北京读十年书。”

孤独是刘震云作品中的另一个重要主题。这既源自他的生命体验,也是他对中国社会的敏锐洞察。他反复说起过一个生活中的现象:几个中国人凑到一块,都是欢声笑语,但当他只剩一个人的时候,“你 会发现他们眉宇之间露着一丝忧郁。”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前半部里,延津农民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说得着”的养女巧玲,为了找她,走出延津;后半部里,巧玲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了寻找“说得着”的朋友,走向延津。一走一来,延宕百年,但人物依然在艰难地寻找那个“说得着”的人。

他多次谈起自己对“中国式孤独”的理解:“很多中国人不认为自己生活得孤独,这就跟酒晕子说自己没醉一样。中国人的孤独是体现在细节上的。西方是人神社会,人可以对神忏悔,对神倾诉。但中国没有上帝,就只能找人说话。但找一个知心朋友是非常不容易的。……神的嘴是严的,知心朋友却不一样,他可能会把你说的知心话说出去,知心话马上就变成危险的刀扎向你。”这位幸运的作家找到了自己抵抗孤独的方式。他书写孤独,同时也依靠书写抵抗孤独,因为对他来说,书里的角色就是他的上帝—“保险”,随时都在。

他有时会想念他在书里遇到的一个个“上帝”。比如,《一地鸡毛》里的公务员小林现在在做什么?老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手机》里的主持人严守一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

《人物》记者问:“作家刘震云感受到的变化是什么?”

“我对这30年的最大的感触,是我们外在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我们眼睛看到的距离,这个变化不是特别的大。30年前的话,北京的大街上没有多少车,现在的话,车就非常多;30年前的话,大街上没有手机,现在的话,人人都会有手机;30年前的话,没有互联网,现在的话,互联网每个人都在使用……确实这外在生活的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但)外在生活变化大的话,不证明人性,包括对人性的认识,它的变化会有多大。”接着,他慢条斯理地发问: “是不是在外在生活变化中,人的眼睛也能够发生一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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