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景芳 击中中国社会痛点

因为她是继刘慈欣之后,又一位获得“雨果奖”的中国作家。在获奖作品《北京折叠》中,她以科幻作品的恢弘想象表达对现实世界的关切,击中了当下中国社会的“痛点”。

Portrait - - 年度面孔2016 - 文 |刘磊采访|刘磊 吴睿编辑|王晶晶

北京折叠

直到雨果奖颁奖典礼之前,郝景芳女士都没有对自己能够获奖抱有太大的期待,她甚至已经准备好参加由《冰与火之歌》作者乔治·马丁每年例行举办的“雨果奖失败者派对”。雨果奖是国际范围内最为权威的科幻文学奖项之一,有“科幻界的诺贝尔奖”之称,入围的作者包括美国著名作家斯蒂芬·金。最终,郝景芳在2012年用几天时间写完、最早发在清华BBS上的《北京折叠》获得了第74届雨果奖最佳短中篇小说奖。

《北京折叠》原本是郝景芳构想的一部长篇小说的开头。主人公老刀是一位生活在第三空间的垃圾工,为了帮女儿筹措幼儿园学费,冒险帮第二空间一个研究生给他在第一空间实习时认识的上层人家的女孩送信。在这里,北京是一个分为三个几乎相互隔绝的空间的折叠城市,时间被分为一个个48小时的折叠周期。大地的一面是住着500万上层精英的第一空间,他们拥有其中完整的24小时;另一面是住着2500万中产阶层的第二空间和容纳了5000万底层人群的第三空间,另外的24小时他们分别使用其中的白天和夜晚。

小说里,三个空间的设定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现实世界的社会分层与阶层固化。从某种程度上说,郝景芳为“折叠”这个普通的词语赋予了新的现实含义。深圳“传说中的6平米小户型”刷屏网络时,一位去实地考察的网友,看到折叠在墙壁上的电动床后说,“我看到的是‘深圳折叠’”。有人详细分析了“上海折叠”的几种可能方式—沿着黄浦江折叠,内环线折叠,或者,按照房价折叠。 甚至一个北大学生还仿写了一篇《北大折叠》,折叠后的北京大学里,权贵的孩子和外籍学生住在第一空间,自主招生录取的学生住在第二空间,高考进来的学生住第三空间。

这是郝景芳写作生涯的第10年。对她来说,这个奖“就像你买彩票买了10年,总

作为第一个获得科幻雨果奖的中国女作家,郝景芳用《北京折叠》中的丰富想象力征服了评委,也让全世界读者认识了她的科幻世界。—奥迪说

归中一次,但也仅此而已”。但如今距离获奖已经过去4个月,《北京折叠》的辐射依然没有消失。在这个人们已经接受了阶层固化的现实、安于各自的阶层、鲜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年代,这个理工科出身的作家依然还在关心社会现实。在她看来,正因为这是一部直接书写社会问题的小说,触及到了社会痛点,才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2016年10月底,郝景芳回母校清华大学参加了一场与社会学家李强、作家格非的对谈。李强曾经与博士生合写过一篇论文,文章在研究分析两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后指出,中国社会日益分裂为城市—农村、中小城市—超大城市四个世界,“不同世界之间社会分层结构迥异,并且差异有加强的趋势。”这位社会学家在现场评价郝景芳的《北京折叠》时说:“我觉得景芳她写的《北京折叠》,应该说显示了目前我们社会现实很强烈的一个东西,就是社会分层现象……她设想如果人类社会真的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其实是很可怕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是对社会的一种警示。”

格非则认为《北京折叠》最精妙的地方倒并不是对社会分层的呈现,而是对分层以后不能自由流动、阶层固化的形象描述,“我认为她写的不仅仅是北京,实际上包含了我们整个世界非常多的问题。”

也许正因为这篇小说与现实之间密切的呼应关系,以至于它在国内与国外引发了非常不同的反馈。美国读者将它视作科幻小说,他们由它想到的是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可能在未来产生的失业问题;中国读者最多的一个反应是:这是科幻小说吗?这更像是现实。

遥远的距离

郝景芳并不否认《北京折叠》在文学上存在的问题,比如,“其中的很多人物并没 有塑造得完全丰满和立体”,但她不认同“这不是科幻小说”的质疑。在她的作品里,这也是她“比较喜欢”并且对她来说“很重要”的作品之一。“我想要呈现的是不同人群相互之间的隔离,在同一个城市生活,但是彼此看不见。这样的一种感觉发生在未来社会,因为社会发展导致的社会的巨大鸿沟,这样的感觉我是表达出来的。”郝景芳对《人物》说。

这篇小说的创作灵感来自她的现实生活,小说中的很多细节都是她现实所见的实景描写。她在北京清河住过一段时间。城中村里住着很多外地民工和北京本地生活困难的底层居民,附近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垃圾处理站,“每天都能看到有很多人骑着三轮车,蹬着一个像山一样的垃圾车。”她同时身处另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北京办公室实习时,她每天穿着小裙子和高跟鞋,在室内恒温、窗明几净的国贸大楼里参与讨论中国的宏观经济。

郝景芳1984年生于天津,朋友眼中,她是“资深美女”、“真女神”,喜欢自拍,特别爱美。她现在的身份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一部项目主任,这是一家兼具公益组织和政府智库功能的机构。她的工作仍然让她有同时接触“第一空间”和“第三空间”的机会。她会和同事一起到各地的偏远农村考察“贫困地区婴幼儿营养改善计划”的实施情况,也会组织各种论坛会议与经济学家们交流讨论,给从地方到中央的政府部门做宏观经济研究报告和财政制度的政策建议也是她和同事们的工作。

当她身处“第一空间”时,她在“第三空间”接触的人们—城中村里像老刀一样的垃圾工,出差下乡时“黑屋子里游荡的孩子”—都只作为“巨大的数字”出现。“在他们的论述里,几千万人,上亿人,就是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是这种强烈对比的感觉其实是给我很大的冲击……就是会让我思索,我并不是说这个事情就一定是邪恶或者怎样的,不是从这种道德层面来论述,而是说从这个国家命运的角度而言,能有权力决定命运的人和被决定命运的人相互之间的一个遥远的距离。”郝景芳说。

郝景芳对现实中“遥远的距离”的敏锐捕捉并非偶然,她对政治哲学的关注最早可以追溯到10岁的时候。小学四年级她随父母到英国待了近一年,在曼彻斯特的一个图书馆里,她第一次读了《双城记》。尽管年幼的她还无法懂得这部小说的深层含义,但小说中关于“正义”的争论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初中到高中期间,她开始读余杰,读鲁迅,读乔治·奥威尔,他们相继为她“打开了一个通往政治哲学的兴趣之门”。

《流浪玛厄斯》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也是一部探讨社会

制度的作品。在小说中,郝景芳设置了地球与火星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地球是彻底市场化的“完全交易”,像古典音乐、天体物理这样注定小众的事物只能毁灭;火星却是“一切共享”,完全消除了经济系统,是一个完全为了创造“公共价值”而存在的乌托邦。“对于我来说什么题材不重要,那都是一个载体,我想探讨的就是什么是好制度,什么是好社会,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公平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郝景芳说。

李欣是郝景芳2016年新作《生于一九八四》的编辑,在她印象中,郝景芳是“一天到晚都在思考”的人。她与郝景芳有共同的微信群,郝景芳在群里“很活跃”,经常同别人讨论,或者“发一个链接过来让大家看”。物理专业的教育背景训练了郝景芳思维建模的能力和习惯,平时她的脑子里会随时随地“蹦出来一些画面”,做起思维游戏,假如牛顿第三定律失效了,两个人打架会怎么样?假如一个社会将撒谎视为美德,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

郝景芳用物理建模的方式关注现实。她在参加雨果奖颁奖典礼之前接受凤凰文化的采访时解释自己为什么写起科幻小说:“在科学实验里面,总是会需要提纯或者是放到一个极端环境里才能研究出某个因素到底会呈现什么样的结果。在小说里面,我觉得这样的思维方式很有意思,现实中肯定不可能有那种纯粹的情形。但如果我把某一种因素推到极致,换掉现实中的一个因素的话,那么最后产生出来的结果它是能跟现实形成对比的,这种对比本身,我觉得很可能会让大家看到现实中平时没有特别注意到的东西。”

生命的体验

2016年6月,郝景芳出版了具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生于一九八四》,小说写了 父女两代人在1984年之后30年间的“心路历程和人生选择”。主人公出生的年份是郝景芳的真实出生年,也暗合了经典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中具有隐喻意义的1984年。“像《北京折叠》可能会比较关注平等问题,《生于一九八四》关注的是自由问题。自由和平等这两个主题是探讨一个制度发展的最重要的两个核心维度,然后这两个维度共同会组成关于什么是正义的探讨。”郝景芳对《人物》说。

制度是郝景芳感兴趣的主题之一,但并非她创作的“终极母题”。她的“终极母题”是人的意识和宇宙的本质—“我主要关心的是人的意识是什么,究竟是从何而来,应该怎样理解它,以及人和宇宙的关系,就是人怎么理解这个宇宙,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相当于母题是智慧在宇宙中的意义。”她说,她之所以选择先写制度,是因为制度“相对来讲更好表现一点,更容易一点”。

她最近在读的一本书是《大脑的未来—神经科学的愿景与隐忧》,脑科学是她的最新兴趣点之一。郝景芳的兴趣极其广泛:高中时,她和同学一起讨论波尔与爱因斯坦的争论、薛定谔的猫;在清华物理系念完天体物理的研究生之后,转到经管学院读博,研究宏观经济;在个人微信公号里,她每天原创分享的是育儿和心理学知识……但对她来说,这些都是同一的,她曾概括过它们的共通之处: “天体物理是研究‘万物之谜’,经济学是研究‘万人之谜’,文学是研究‘一人之谜’,这三者都是某种程度的解谜游戏,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分别。”

工作也是她兴趣的一部分。“出离世界做观察”和“介入这个世界做一些事”这两条路她都想走,但她从不将二者混淆。在她看来,作家从来都不应该通过写小说改变世界或“唤起某种声音”,小说就是小说,一件艺术品。工作因此满足了她写作之外的愿望。她在雨果奖获奖感言中说:“今天所有人都面对自动化、技术进步、失业、不平等等诸多问题。在我的故事里,我给出诸多解决方案中很黑暗的一种……我不知道真正的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我希望真正的未来比我故事写得更光明。”当《人物》记者问起她对未来的态度是乐观还是悲观时,她说,这取决于现在我们做什么,“人类的每一个命运都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

这也是她热衷于公益的原因。除了工作中参与单位的公益项目,在获得雨果奖之后,她还和朋友一起合作创立了一个具有社会企业性质的名为“童行书院”的公益项目。书院将选址风景优美的贫困地区,在节假日等旅游旺季做面向城市家庭的旅游项目,通过旅游项目赢利;在平时,书院变为贫困地区儿童免费接受课外教育的基地,旅游项目的收入用于支付公益项目派驻在当地的工作人员

的工资及日常开支。

这是郝景芳2017年最期待的事情,她宣传它的热情甚至超过了宣传新书。王俊一是郝景芳2016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孤独深处》(其中收录了《北京折叠》等作品)的编辑,他不久前邀请郝景芳参与一个宣传性质的线上交流活动,郝景芳在微信里回:“可以,但是书我能不能少讲点?我想讲讲我的公益。”接受《人物》采访时,她也解释了自己2016年底这段时间出来“接受一些采访”的原因:更多地介绍一下公益项目,让更多志同道合的人看到并且参与进来。

西西是郝景芳这一公益项目的合作伙伴。在她眼中,郝景芳是她认识的人里少有的“不焦虑的、不拧巴的人”。郝景芳每天 的时间被太多的事情塞满了—朝九晚五的工作,公益创业,各种采访、直播、演讲活动,但陪女儿的时间在其中得到了绝对的保证。每天晚上7点多到家后直到女儿睡觉的时间以及周末都是“家庭时光”。深夜成了郝景芳唯一的写作时间,要么是头天晚上晚睡,要么第二天清晨早起—四五点甚至三四点。

其实,郝景芳也不是没有过焦虑的阶段,《生于一九八四》中主人公所经历的迷茫和精神崩溃的痛苦有她个人经历的影子。女儿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她。郝景芳说,做了母亲之后,她更注重此刻的生命体验,对结果的焦虑渐渐消失了—“如果每一刻做的事情的感觉和我心里面那种期待的感觉是相符合的,那么其实我会觉得结果是一个,就是偶然性的、随机性的,像你撒色子一样,我不会因为撒色子撒了个6还是1而生气。”所以,她现在随时会想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此刻我在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符合我的意愿?

目前来说,答案都是肯定的。她正在做的—写作,上班,公益……全是她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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