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的使命

这个村庄最重要的财富是儿子,至于女儿,蔡亚楠回忆起,“从小我爸就说,他说你只要会生孩子就行了。”

Portrait - - Feature | 特写 -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蔡水生为化名)

蔡亚楠脑海中总是闪回童年时的片段—村里的孩子嬉笑着从兄妹俩身边跑过,“60多岁的老头没本事,买了个傻子打傻子,傻子又生了傻子……”顺口溜在嘴里念叨了一遍又一遍。她回头望向哥哥蔡水生,哥哥说不用理会那些嘲讽,“我们学习好,超越他们,让他们瞧得起。”

2017年“五一”,24岁的蔡亚楠怀抱吮吸着乳头的女儿,从河南濮阳一家每晚70元的小宾馆房内探出头,矮小的身子后面是42岁的老公。产后不到半年,蔡亚楠的身材还没有完全恢复,一件宽松的套头衫罩在身上,掀起来便能给女儿哺乳。她的脸上有一双小而发亮的眼睛,一条辫子懒散地搭在脑后。

童年时村里孩子取笑这兄妹俩的顺口溜,几乎可以讲完蔡亚楠一家的故事—她有个患精神病的母亲,被拐卖到当地后嫁给了50多岁的父亲。哥哥蔡水生在高考前半年,像母亲一样疯了。等到2013年,正当蔡亚楠在苏州打工的时候,疯母亲离家出走,两年后,81岁的父亲离世,哥哥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暴力且力大。

她的老家在濮阳下辖濮阳县的一座村庄。西北角没有院墙的孤零零的三间红砖房里,仅剩的家什是两张木板床,和两把漆黄又褪色泛青的小木椅。除此之外,只留下满墙的奖状。曾相依为命的兄妹俩从小有个愿望:治好母亲的精神病,让家庭得到正常的认可。但那些奖状终未将他们的命运载向光明之地。

这是蔡亚楠外出打工后第四次回老家,给住在县精神病院的哥哥重新办手续后,她想再去寻找失踪的母亲。为人母后,蔡亚楠寻回母亲的欲望更加迫切。她在“中国人口失踪档案库”中发布了母亲的信息,还设置了上万元的酬金。

身份特征中写到“左手小拇指被铲畸形,患有间歇精神病”,信息中还描述了其曲折的个人经历:“1990年被姓潘的人卖入婆家,当时被卖时怀有身孕,生下男孩被打死,后又生了三男两女,因贫穷卖的卖,死的死,只剩下一男一女……”

宾馆昏暗房间中的蔡亚楠急躁难耐,逻辑混乱地表达着家族对母亲的种种不公。

父亲骂母亲“腌臜”、“不检点”,母亲偶尔会还嘴“你不要脸”,父亲就拿棍子打她。蔡亚楠和哥哥从未阻拦过,“我们那里老公打媳妇,这种事儿很常见啊。”而女人,似乎只是被当做生育工具而存在。

“在我们那儿,女孩儿就是用来生孩子的……从小我爸就说,他说你只要会生孩子就行了。”蔡亚楠说这话时显出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像是认了这与生俱来的使命。

母亲就是这样。1980年代末,母亲周二荣被拐卖到蔡吉村,村里人都知道。三堂哥蔡保金也未对此事避讳,“那时候兴买卖婚姻,就是买个媳妇一千块钱。”这是村里老光棍组成家庭的一种重要途径。父亲蔡春成当年55岁左右,他此前有过两个媳妇,都离家出走了,周二荣是第三个,那年30岁出头。

蔡保金学着周二荣的样子在蔡亚楠家杂乱空荡的门口来回扭动,双手缩在胸前,两脚在原地上下交替地颠着,“啥也不会干啊,光这个劲。”蔡亚楠说母亲心情不好犯病时就这样扭着光溜溜的身子在家里晃,“我说妈妈你坐那儿吧,别走了,别晃了。不听。”

周二荣的娘家在陕西安康,大哥周发海在电话中告诉《人物》记者,17岁的二妹在“文革”期间因升学未果成了精神病,有时会把裤子脱了,站到无人的地方,一站就是半天。周发海说她,“不知羞丑”。

此前周二荣嫁过两次。第一任丈夫是老家陕西本地的单身汉,酗酒后家暴,失手打死了出生不久的女儿,又转过身去打周二荣,她跑回了家。第二任丈夫是个唐山的老实人,体弱多病,儿子出生后,周二荣因不能自理更不能照顾丈夫,被公婆送回了娘家,后来便被人卖到濮阳。

周二荣在清醒时可以准确地说出老家地址。她给老家写过信,近20年前,母亲和妹妹来濮阳看过她,见她已生了两个孩子,就留她在这里长远地生活了下去。《人物》记者根据旧

地址找到了周二荣大哥的电话,得知周家与她已经失联多年。

周发海并未对妹妹被卖的事做出评价,只是反复念叨着那个时候卖人成风,“她一个神经病,没得信息。”蔡亚楠的大嫂和村会计蔡丙端都记得这个“瞎”媳妇来时是怀着孕的,孩子生下来死了。

1991年,蔡水生出生。两年后,蔡亚楠出生,作为哥哥的附属品。“俺爹经常跟我说,‘你哥将来娶不上媳妇咋弄啊楠楠?’我就说我管。”蔡亚楠知道给哥哥换亲是自己的使命,因为家里没钱给哥哥娶媳妇,只能用自己出嫁的彩礼去换。

母亲又怀孕了,正值计划生育严控期间,她被拉到医院做引产,但孩子出来后是活的,儿子。蔡亚楠和哥哥站在医院里看见父亲跟一个男人说了几句话后,弟弟就不见了,村里人说,那是被卖了。

母亲生的最后一个孩子是个女儿,没被送走,蔡亚楠不知道是父亲出于对幼女的喜爱,还是因为怕哥哥娶媳妇太贵,她一个人靠不住。但这个妹妹并没能被留住。母亲的病情越发严重,小学生蔡亚楠和哥哥用凉水冲奶粉喂妹妹,妹妹的头却越来越大,越来越畸形。堂哥蔡保金记得这个小闺女胖嘟嘟的不长牙,软骨一样。几个月后妹妹死了,后来她知道喂给妹妹的是含有三聚氰胺的毒奶粉。

隔壁亲戚做了个小木箱把尸体放进去埋到了房后的荒地。“我母亲总把她抢回来,抢回来抱在怀里面。那孩子已经死了,她就抱在怀里面。”蔡亚楠平静地回忆这个故事,她怀里正抱着自己的女儿。

蔡亚楠印象中,母亲曾试图离开,被亲戚发现,父亲示意她去把母亲拉回来,“你拉不回来你就不要吃饭。”“我就阻止了我母亲的逃跑计划。”蔡亚楠说自己从小没思想,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现在后悔得要死。母亲被拉回来后,被父亲用铁锹打,在地上打滚儿时,被一铲子铲折了左手小拇指。

小学五年级,蔡亚楠初潮,她不懂,染了一裤子红回家。“我爸还特别高兴,他还给我煮南瓜吃(笑)。”难得讲到父亲时蔡亚楠是开心的,“他说‘谁月经来了,好事来了’(笑)。”蔡亚楠说现在明白了,可能父亲觉得女孩养这么大终于可以嫁人了。

重担

2012年,蔡亚楠奔赴苏州打工。那是她打开另一个世界大门的机会。工厂同宿舍的女孩们又要出去聚餐了,没人邀请她。

“叫她干啥?她舍得花那个钱?”蔡亚楠从不参与同事之间的聚会,她要省钱。但在苏州,她意识到少女们是可以为自己而活的,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她那样不断填补家庭的窟窿,“甚至是比我年纪小很多的小女孩,她都可以穿得比我贵,穿得比我好,但是我没有那个钱。”蔡亚楠口中的“贵”衣服,一百块一件。

蔡亚楠从来不是个快乐的女孩子,在学校和村里没有同龄的朋友,也得不到老师的喜爱。她说了很多记忆中的小事—自行车胎无故被扎,同龄的小孩不愿跟她一起走,在学校座位被安排在一个沉默且身体有残障的男孩旁边,老师的冷漠对待—她在人际关系上总是很敏感,觉得别人会因她的家庭情况而针对她。

哥哥蔡水生的经历与她几乎一样,她问哥哥这是为什么,哥哥总是答:“那咱好好学习,叫他将来看得起。”

村会计蔡丙端记得自家儿子比蔡水生小一两岁,被他带着一起玩儿过。偷电缆时,蔡水生会先用手背碰一下看有没有电,“精着,俺那个小儿小时候跟他玩过两回,但是一般的小孩不好好跟他玩,因为他整个家庭,在这个村为人不好。”

没有隔断墙的三间房大小的屋子,对兄妹二人有着避难所和战场的双重属性。他们在这里躲避外界的流言,直面父母的争吵。父亲嫌弃母亲此前的经历:嫁过两次还怀着别人的孩子被拐卖。干活回来心情不好时总用谩骂母亲来撒气,“下贱”、“肮脏”、“配不上我”……母亲不吭声,拿根棍子在地上不停地砸,砸出一道坑。蔡亚楠和哥哥很烦,喊他们不要吵,哥哥“就是那种可生气的样子”。母亲曾试图喝过洗衣粉,被兄妹俩拦了下来。

蔡亚楠在心里怨恨自己的父亲和家庭,“但是怨没办法啊,他是唯一爱我们的人啊。”而这爱的集中体现是“他给我们饭吃”。母亲给予的温暖,是清醒时在夜里搂着她睡觉,在冬天接过她手里正用凉水洗着的衣服。

蔡亚楠七八岁的时候,父亲蔡春成已经年近七十,村里人说父亲该养老了。父亲的衰老是肉眼可见的,更何况他从未忘记教导这两个膝下子女报答自己。

中原油田的抽油机分布在镇上的各个地方,蔡吉村里的村民经常去收集废油,蔡亚楠说通常要用手把油和粪便分离开,为这一袋百十块的废油,村里人经常起冲突,每当这时,回到家的父亲就会跟蔡亚楠兄妹俩念叨:“你看看,我为了养活你们,我

“俺爹经常跟我说, ‘你哥将来娶不上媳妇咋弄啊楠楠?’我就说我管。”

受了多大的屈辱!我受了多大的罪!你们要报效我,明白没有?别人都瞧不起我,别人给我罪受,你知道吗?你们要给我争气,尤其是你,蔡水生,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你一定要争气,你知道吗?”蔡亚楠在宾馆昏暗的灯光下学着父亲的口吻。

那时候的蔡家除了一台只能看戏曲和新闻两个台的黑白电视机外再无其他电器,兄妹俩的衣服都捡着堂哥家里孩子们剩下的穿。那时候的蔡亚楠总是穿一身垮垮的男装,因为家里其他女孩都比她大太多。村会计蔡丙端记得上学时的蔡亚楠,连同学剩下的方便面调料包都舍不得吃。

学习被兄妹俩视为命运的突破口和被认可的唯一方式。因为听别人说考上好学校,有政府奖金,毕业后来钱快。奖状一张张飞向三间砖房的墙上,兄妹俩学习好也在村里出了名。堂哥家的儿子蔡振国比蔡水生大6岁,小时候也经常被爹妈拿来跟蔡水生比,没少挨打。

蔡亚楠想起墙上一片一片的奖状,觉得那是一种病态的发展。“我就病态到什么程度?病态到我不能对不起我爸,我父亲这么辛苦,这么劳累,我要对得起我爸,我们两个都是。”但后来她发现,其实这是不对的。

蔡水生被视为家中的希望之星。父亲会把攒的钱都给哥哥,让蔡亚楠去给哥哥洗衣服,说她只是给哥哥娶媳妇的陪衬品, “反正一切以我哥哥为主。”但蔡亚楠说自己与哥哥是知己型兄妹,无法获得伙伴和家庭温暖的两人成了彼此的支撑,相依为命地成长。蔡水生有了钱就会让蔡亚楠拿去买吃的。

蔡亚楠记得清楚,哥哥12岁时就会开浇地的三马车,13岁已经会干家里所有的农活。但同时,蔡水生开始出现轻微的幻听和幻想,他不停地问蔡亚楠,自己有没有对不起爸爸。

拯救家庭的重担把蔡水生压趴下了。考入当地重点中学濮阳县三中的蔡水生,在距离改变命运的高考还有半年时,辍学了。

蔡亚楠记得那天自己在家薅草,哥哥回来用水洗了把脸,告诉她自己不想活了。“我说你为什么呀?家里做这么多事,都是为了让你有出息,你怎么能这样呢?”哥哥说自己活得太痛苦了,不想再煎熬下去了。“我说你怎么能煎熬呢?你努力学习,你考上好大学,就像爸爸说的一样。”

放假回家后的蔡水生迟迟没有返校,班主任如今接受《人物》记者采访时还记得自己到家里劝他上学。但蔡水生就白天到学校,晚上到坟地里站着,蔡亚楠说他这是练胆儿,“怕别人瞧不起他。”几天后,蔡水生就彻底消失在了校园中。“我受不了这种刺激,我一出门,我就感觉我受刺激。你要么现在就弄死我,要么我就不出门。”父亲的锄头也没能把他打回学校。

蔡水生像鬼魂一样在屋里游荡的夜晚,问从床上爬起来的蔡亚楠:“我对不起爸爸吗?我做错什么了?”

家里的希望之星陨落了。蔡亚楠也从县三中辍了学,南下苏州打工。2013年“十一”蔡亚楠回来时,发现母亲不见了,蓬乱的及肩长发中蹦着跳蚤的蔡水生,像个小狗一样哈着她,“衣服穿得跟傻子一样的。”蔡水生疯了,曾经那些夸他聪明的人,都说是遗传,说母亲也是被他打跑的。二堂哥蔡保墩觉得就连蔡亚楠也不正常,“一会儿一会儿的,说话有时候不经想。”

财富

母亲周二荣失踪第五个年头了,除了蔡亚楠再也没有别人找过。蔡亚楠曾给三个堂哥留下500块钱帮忙寻母,却被退了回来。蔡亚楠32岁的堂侄蔡振国告诉《人物》记者,“要当时找也能找着,当时咋想的,心里想着咱找着谁养她啊?她个瞎种,没人要,还不如给她个活命,叫人家其他人把她养着呢。”

这个村庄最重要的财富是儿子。蔡振国领记者爬上通往

父亲蔡保墩家的楼梯时,突然回过身自信地说,“将来这都是我的”,因为他是四个子女中唯一的儿子。四十几天前,他也盼来了自己的儿子,“我是八年抗战,才生了一个小(方言,儿子)。”这对他来说太重要了,“那俺老家的传统都这样,必须得要啊。”

500人左右的村庄,所有男人都姓蔡,同宗同族,分了16门。男丁的数量决定着家族的势力,“谁家的门子大,谁当支书。”蔡振国的大眼睛滴溜溜转。“俺爹弟兄仨,还凑合。”一门三四十个男丁很正常,“光俺爹的亲表兄弟一二十个呢,到俺这更多。选支书都不用想。”蔡振国的父亲蔡保墩是理所当然的支书,也成了这一门的首领。

1983年到2005年,蔡保墩当了22年支书。“管着俺这一门啊,俺这一门,谁都听俺爹的。”包括家中仅存的辈分最大的蔡春成。蔡春成是那一辈人中排行第五的最小的儿子,被蔡保墩和兄弟们唤做五叔。“俺奶奶一个劲生,直到俺爷死了,把俺爹生出来算完球。”蔡亚楠抱着女儿站在哥哥病房外的树下摇晃

着说。

父亲蔡春成一直跟着他的二堂侄蔡保

墩混,2005年71岁的他还跟着这侄儿仨一起打群架,把同村人打成重伤,这伙儿人中最长的被判了七八年。蔡春成因为年纪大而免于牢狱之灾,被怀疑为主谋的蔡保墩因不在现场被拘留7天。蔡亚楠觉得父亲就像二哥的狗腿子。蔡保墩从坐了22年的村支书的位置上下来了,上台的村长和支书都是自己的仇家,蔡保墩转去市里开起了出租车。

村会计蔡丙端说村里嫌蔡保墩这一门的人霸道,不爱来往,小孩也一样。1990年代的蔡吉村正是蔡保墩“当政”期间,蔡春成仗势欺人总要捡最好的废油,不许别人捡。但他却依旧是村里最穷的户。在这个依靠农业为生的地方,上了年纪的蔡春成已经干不了太多活,挣下的钱很难维持四口人的开销。

蔡振国觉得自家这一门开始走下坡路,就源自生的闺女多了,“基本上都是俩闺女,俺这一门你看这一回从下坡啊,从俺这一辈,从上一辈,俺爹那一辈就不中,小的少。”蔡振国开始盘算,他两个姐姐一个妹妹,每一家的孩子都有三四个,但他们只算儿子的数量,“俺大姐家俩小,俺二姐俩小,俺老三家一个小,老四家一个小。” “那闺女怎么算啊?”《人物》记者问。“闺女,闺女就那样呗,算啥,早晚得嫁出去,嫁出去就 没地了。啥都没有,庄子没有。”蔡振国的大眼睛又骨碌碌转了一圈,“小给庄子不?给地不?啥都给。”

蔡亚楠觉得这在当地太正常了,村里十户有八户人家都会有两个以上闺女和一个儿子。初中刚一毕业,闺女就出去在一些不要身份证的小饭店和服装厂打工,供弟弟。村里的一家媳妇告诉《人物》记者,和蔡亚楠同龄的闺女也在苏州打工,但她没有闺女电话,“俺妮没有打过电话,她打我就接,不打散伙。”

闺女在这里最大的价值,就是嫁出去,给兄弟换亲。蔡保墩也承认,女儿出嫁收到的彩礼会贴补到儿子娶媳妇的费用上。

父亲蔡春成去世时,蔡亚楠没回家,在急于挣钱的同时,她更加恐惧于被自己的堂哥所控制,“回去了,就完了。”怕被像母亲一样“卖掉”,嫁人,换彩礼。

按当地风俗,老人过世,起棺时要有人把盆摔得粉碎,给死者在阴间支锅做饭。三哥蔡保金抢着顶了父亲的老盆儿,蔡亚楠家里的一切他说了算,包括蔡亚楠的婚嫁。

三哥蔡保金抢着顶了父亲的老盆儿,蔡亚楠家里的一切他说了算,包括蔡亚楠的婚嫁。

自我

蔡保金给父亲顶完老盆儿就给蔡亚楠打了电话,让她抽空回去相亲。“就是想把我搞成第二个我妈。”蔡亚楠说。

一年多后,在苏州打工时,蔡亚楠背着家族里的人嫁了个比自己大18岁的二婚男人,气炸了蔡保墩和蔡保金两兄弟。

“咱有儿有女的,咱都60岁的人了,咱给她操这心,费那么大的劲,给他水生看病。她结婚、订婚,她都没跟咱说一句,她那么看不起咱,咱还管她的事干啥?”二堂哥蔡保墩告诉《人物》记者不打算再认蔡亚楠这门亲戚了,“这个事以后,水生那儿,我一次都没去过。我不再去了,我很生气,这个事。”

三堂哥蔡保金更是直接,找蔡亚楠老公要钱。他还有两个适龄的儿子未婚,光彩礼一人就要二三十万。会计蔡丙端知道,蔡亚楠被蔡保金骂得不敢进村。

走出蔡吉村的蔡亚楠早已不是那个脑袋空空、没有思想到会伸手阻挡母亲离家的姑娘了。到苏州打工成了蔡亚楠人生认知的临界点和命运转折点。

在濮阳,围墙上粉刷的苏州工厂的招工广告到处都是,包吃包住,月薪一两千的待遇让蔡亚楠动了心,她问了同学,说江苏那边能挣到钱。

拿上两件衣服和一条破了洞的单子,蔡亚楠揣着几十块钱坐上小客车一路南下到了苏州,在一个人才市场上被招进了一

家电子厂,做流水线上的操作工。她被安排在了最后一道工序上,组装零件装进箱子,再将箱子搬上叉车。

第二份工作又被安排成了应为男工操作的烫金,有妻室的小组长总是在教她操作时摸她的手,还想在下班后约她出去。“我就说能干就干吧,不能干我就再找一个工厂。”生产部的文员长得也不漂亮,但化着淡妆的她来找小组长要工时报告单时,却总是被笑脸相迎。蔡亚楠心里不平衡,她想,原来作为贫穷家庭的女儿要付出这么多的代价,原来读书的女孩地位就高。

她常年穿着厂里发的工装,脚下踩着那双带两个孔的小白鞋,每个在工厂中穿着自己私服的人都能抓住她的眼球。一套合体、能够显出好身材的牛仔套装曾是蔡亚楠的梦想,可是她舍不得花钱,哪怕在换工作的间隔期,没住处的她也不愿多花一分,而是睡到医院住院楼的椅子上。“人家钱都能自己花,而我90%以上都要往家里边寄。”

那曾是蔡亚楠思想动荡最剧烈的几年,曾经的对女性的定位在她心中土崩瓦解。

她看到苏州的女人有自己的汽车和房子,穿着好衣服来回跑;可以只生一个孩子,哪怕是个闺女;可以不出嫁往家里招女婿。蔡亚楠觉得这些女人怎么可以这么“大逆不道”?

“女人嫁过来就是生孩子,而且要生出儿子的……就天经地义地伺候公婆,把老公哄好……就是所谓的以前的那些三从四德嘛,而且之前我也从来就没觉得这些是错的。”蔡亚楠觉得也许父亲到死也从来没想过自己是错的,“到现在可能我大嫂她也没感觉到,甚至是我三嫂她们,甚至是我二嫂从来都没有感觉到,就是自己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家族中,二哥一家算是经济条件最好的,但就算生了四五个孩子,二嫂依然得不到尊重,会被丈夫呼来喝去。

蔡亚楠很生气,为什么别的女孩子有说“不”的权利而自己没有?“我比其他女孩子,从小就比别人努力,但为什么别人有的我全部都没有?我也是女孩子,为什么所有的不幸全部都落在了我身上?”她说自己太缺爱了。

2013年国庆七天长假,蔡亚楠觉得与其在苏州花钱还不如回家吃馒头。花一百多块钱,蔡亚楠坐了十七八个小时大巴到了濮阳,买了两袋土豆和几袋菜回村。哥哥甩着擀毡的长头发伸着舌头像小狗一样凑到身前,不停说着“楠楠回来了,楠楠回来了。”而父亲则准备弄菜吃。“我妈呢?”蔡春成答“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瞎”母亲不见4个多月了,但电话中,二哥蔡保墩一直告诉她“好着呢”。“走在车站里面,我想死的心都有。”但是她不能。蔡亚楠回到了苏州,因为哥哥还在,她还得为蔡水生活。

2015年春夏之交,蔡水生已经被蔡保墩送进市医院,每月 费用6300元。父亲过世后,三哥又不断催她回家相亲。蔡亚楠不想再重复母亲的命运,她想嫁在开明一些的苏浙地区。

但打工时谈的两个工厂里的男朋友,都在听说蔡亚楠的家庭情况后,消失了。先是拉黑,然后换号,搬离租住的房屋。

蔡亚楠在网吧遇到了正在寻求跳槽机会的现任老公,求职页面上20万的期望薪资勾住了她的眼睛,觉得这个人肯定有能力帮助自己的家庭,而旁边这位离婚不久的40岁男人则想尽快组成家庭要孩子。蔡亚楠想着,“可能这个人丑一点吧,可能这个人老一点吧,但是这个人他能缓解我的燃眉之急。”两人一拍即合。

在丈夫帮助下从二哥蔡保墩手里拿到哥哥蔡水生的监护权办了转院后,蔡亚楠很快怀孕了。女儿的到来似乎改善了夫妻俩的关系,蔡亚楠逐渐上升到了近乎与丈夫平等的地位,在生二胎的问题上两人有了商量。“我再也不会再做以前的那种女性。”蔡亚楠告诉《人物》记者,她要把女儿培养成可以跟男性有平等地位的女性,“有人格,有自尊,而且就是有自由,有权利,有人权。”

濮阳县精神病院的大树下,蔡亚楠一直抱着女儿不撒手,丈夫为给蔡水生办交接手续跑来跑去。

蔡亚楠来接哥哥出去补办残疾证,一见面便发现哥哥脸上、脖子上全是抓痕,说是和一个抢他杯子的老头儿打架了。她觉得哥哥的病情好了很多,眼睛里不仅有了光,还能正常地跟她对话,不再直勾勾地发愣。医院住院区的一工作人员曾告诉《人物》记者,蔡水生很勤快,爱帮着干些打扫卫生之类的活,病情也得到了控制。

蔡水生问妹妹在那边过得好不好,他向蔡亚楠的女儿伸出手想要抱抱,被拒绝后就一直微笑看着。他喜欢这个继承着妹妹基因的小生命。

直到他看到蔡亚楠的丈夫,眼神出现了片刻恍惚,他质问眼前这个男人:“你这么老、这么丑,为什么要娶我妹妹?”蔡亚楠告诉他,丈夫可以在金钱上帮助他们。“我死了就算了,你干嘛委屈自己?”

蔡亚楠曾在丈夫建议下报考了南京一所大学的自考本科,学了审计专业,她说应该会在年底毕业。之后,她打算与丈夫开一家公司,“自由,发挥力量,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我家的尊严。”到时候她打算把哥哥接过来做保安。蔡亚楠从未能在家庭的思想牢笼中挣脱出来,她总是在回想过去,想给自己的命运找一个答案,但好在,女儿降临后,她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新方向。

蔡水生曾告诉《人物》记者,他很担心妹妹,说她太脆弱了,怕应付不了这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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