嘻哈起义

中国早有了嘻哈,只不过现在是从地下到了地上。

Portrait - - 特 写 - 文|谢梦遥 采访|谢梦遥 翟锦 编辑|赵涵漠

地上地下

Rapper(说唱歌手)并不是从石头里突然蹦出来,或者在秘密实验室的无菌器皿里培养而成的。在变成活力十足的饶舌机器之前,他们是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回顾自己更年轻的岁月时,也多少会有点不好意思。

对于21岁的 Vava来说,早年时光简直不想再提。她长着一张娃娃脸,有些角度看起来像安室奈美惠,她因此取Vava这个艺名,与“娃娃”谐音。她是个特别有主见的四川姑娘,还没满18岁,就瞒着母亲去了北京,成为一家唱片公司的签约歌手。她想唱嘻哈,但公司说,“第一张专辑必须得唱我们给你写的歌,第二张专辑你就可以唱你自己写的歌。”她什么也不懂,就答应了。那当然是个空头承诺,至少在当时而言,让市场为说唱音乐买单非常困难。

那时,她已经中了嘻哈的毒。第一次尝试写歌,就翻唱了Bobby Shmurda 的《Hot Nigga》。原版是一首匪帮说唱,歌名极具冒犯性,MV里一群黑人兄弟站在街头对着镜头手舞足蹈,不断摆出开枪的手势。Vava的合作者是一个美国人和一个韩国人,每人唱一节。他们都是在北京认识的公司之外的朋友,“经常一起玩,自己说自己国家的语言,反正大家听不懂,你要是说得烂,也不会有什么尴尬。然后说,合作一首歌吧。”

那首歌从没表演过,甚至没有正经录制,做得极为粗糙。“我现在都不敢听我之前的歌,真的。”她对《人物》说。

Vava没有等到第二张专辑,就与公司解约了,还差点招惹来一场官司,因为签约时她未成年,对方放弃了索赔。她先是去了深圳,后来落脚到上海。在这过程里,她遇到了现在的团队。那位制作人很早以前与台湾说唱组合大喜门合作,因为说唱难以挣钱,他后来这些年主要为流行艺人服务。他们成立了一个工作室,既做潮牌也做音乐,Vava是唯一的艺人。

现在,Vava准备成为一名rapper了,但她还不在 rapper的圈子里。等等,还有圈子存在?是的。中国玩说唱的人互相吸引,早已形成了一个大体而言的闭环。Underground,他们这么称呼自己的位置。在被主流认知之前,这确实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描述。

嘻哈(Hiphop)诞生于美国黑人贫民窟,对中国而言,本来就是舶来品。几乎每一个 rapper 都有一个英文名字。一些词用英语说出来,似乎才更能充分展示其原汁原味的内涵。Flow指的是个人的腔调、押韵、节奏叠加在一起的总和,是评价一个 rapper 最重要的标准。Hook可以是副歌旋律,也可以是某个不断出现的口号,总之就是那种能够抓住听众耳朵的

“钩子”。Respect、Real、Peace、Love,这是 rapper 经常挂在嘴上以及写进歌里的词。Respect不止是尊重,是比尊重更深一层的东西。以上每一个词都如是。至于 underground,直译是地下,但唯有用underground,似乎才能体现出那种来自街头的骄傲感。

要赢得地下圈子的认可,靠“地上”的荣誉可不行。去年夏天,低调组合用近乎完美的弹舌技巧,在《中国新歌声》里大放异彩,但在《人物》对一些 rapper 的采访中,他们没有多说几句的兴致。“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们是谁。”Jony J 说。PG ONE倒是知道,不过他表示,从没听过他们的歌。

至于近年来逐渐闯入主流视野的新街口组合(很多人知道他们是因为2015年他们有8首歌被下架),几乎所有地下rapper都对其表达了鄙夷。除了被认为flow“普通”,另一个主要因素是,新街口组合过于迫切地表现出贴靠热点的意愿,从未试图向地下靠拢。

Vava 融入 underground 的机会来了。2016年初,她来到上海还没几个月,首届“Listen up”说唱歌曲创作大赛报名启动了。她非常兴奋,拉上工作室的制作人,连夜赶制了3首歌。时间卡得很紧,在报名截止的最后一天,作品才通过网络递交上去。

到了比赛现场,她谁也不认识,女选手仅此一个,感觉是 “突然间冒出来一个小女孩”。她感觉那些人不好接触,都不怎么理睬她—“因为rapper比较难搞,比较酷”。

令她自己也颇感意外的是,从上海分赛区突围后,她竟在总决赛拿到了冠军。那一刻,她戴着一顶棒球帽,双耳挂着一对巨大的耳环,从方文山手中接过奖杯。评委中除了地下说唱的前辈,也有方文山这样来自主流音乐圈的人,Vava认为正是后者的存在—会更多考虑台风、形象等综合素质,令她赢下比赛。在很多圈内人看来,在underground 颇有名气的满舒克才应该是那个冠军。

这一役为她赢得一些respect。满舒克把她拉进了自己的网络粉丝群。当时还未爆红的海尔兄弟给她发来私信,“海尔兄弟爱你哦。”她逐渐认识越来越多的圈内人,彼此邀请参与各种 live house 的演出。

她还认识了成都说唱会馆的TY,把写好的词发给心目中的前辈指教。“写的太烂了,什么鬼啊,你这些韵都押得不对。”TY很不客气。她生气了,每天都拼命地写,拼命地练,一个月后再发给 TY。“进步蛮大的。”TY说。再后来,他向她发出邀请,两人有了合作曲目。

就这样,曾经“地上”的18线歌手Vava,真正走进地下了。

Freestyle

地下自有地下的生态。在音乐领域,靠作品说话是一条普适真理。但说唱圈有点不同—至少在几年前是这样,那时还没有太多的网络平台为独立音乐做宣发,“Listen up”这样的比赛也没有出现,Rapper更为通行的成名方式是:Freestyle。这是与 studio rapper 完全不同的成长路径。“你想要出名,你就必须要拿一个 battle冠军。”西安说唱厂牌红花会旗下的PG ONE告诉《人物》。

Freestyle(即兴说唱),可分为 cypher 与 battle。Cypher 气氛友好,大家围绕某一主题—比如今天的生活,或者刚刚发生的事情—一个接一个地说。而 battle 是一对一对抗,具有攻击性,也更受欢迎。Iron mic是有着16年历史的圈内最出名的 battle比赛,就像一场华山论剑。“一年只有一个冠军,大家会头破血流地去争。”新疆 rapper黄旭对《人物》说。

很多rapper都有类似经历,先是玩了一段时间的freestyle,才开始创作音乐并获得演出机会。即便你不识谱, Freestyle 也能带你踏入嘻哈音乐之门。

PG ONE与黄旭均是 freestyle 的好手,都曾斩获 Iron mic的分赛区冠军。但两人路径不同。PG ONE是东北人,那边说唱氛围不浓,从2012年起,他通过YY网络平台找到一批同道 中人。YY上面有一个麦序时间,调成60秒,在一个聊天室里,三个人排队,“你60秒完事我60秒,挨个排,一直唱一直唱”。有次为了备赛,他持续练习了一个月,从早上八九点一直唱到晚上12点,除了吃饭时间,基本没有休息。也正是由于网络,他受邀加入红花会厂牌,并在2016年搬到了西安。

黄旭在北京读大学,专业与音乐无关,大四时一个偶然机会看了场 battle比赛,他的兴趣被激发出来。他开始练习,感到 freestyle为自己开辟了一个新的空间。“比如今天老板批评你,你很不爽,你回家洗着脸,对着镜子,用说唱的形式喷回去,你就会很放松。”但他从不依赖网络,“几个小伙伴拿个音箱、麦克风,每天提到学校校园里一瓶啤酒,然后走哪儿晃哪儿。我真的是在街头说出来的。”他也正是通过 battle 比赛,结识了同样来自新疆的艾福杰尼,两人组成沙漠兄弟的厂牌。

他们均承认,鄙视链条确实存在。“街头派”瞧不起“YY派”,认为电脑屏幕前的rapper,与那些坐在五彩斑斓的房间里请求打赏的主播没有两样。Battle战中少不了前者对后者的奚落,“他们觉得不real,他们觉得说唱应该来自ghetto(贫民区)。”PG ONE 说。

两派的另一区别是,“YY派”注重韵脚的积累,会收集大量的双押、三押甚至四押词汇,Freestyle 根据韵脚倒推,组词造句,但有可能逻辑显得比较生硬。“街头派”讲究flow 的连贯性与情绪的真实表达,不预设韵脚。“我想说的内容牵引着我的脑子,而不是已经有两百个词在牵引着我的脑子。我们是真正的自由freestyle。”黄旭说。

Battle比赛通常放在酒吧或者live house,一晚上要鏖战3小时,十几个人站在一起抽签配对,捉对厮杀,单轮淘汰。配着 DJ播放的节奏,每人说上45秒。当然有些人是背好说辞来的,但这类选手完全没有走到最后的可能。

Battle既然是对抗,不可避免具有攻击性。懂得花式羞辱对方,在气场取得压倒优势,用韵脚轰炸赢得观众喝彩的人,往往能赢得胜利。这类比赛几乎没有语言限制,没有政治不正确,任何脏话与歧视都可以说出来。身高、地域、民族、性向,这些都可以作为“炮弹”。某些时候,Battle就像带着伴奏的辩论,但有些时候,完全无异于骂街。

黄旭来自新疆,总会有对手告诉他,哪个地方的人滚回哪里去。他觉得这种攻击非常低级,“你给我说这些,我有无数条路还给你。比如说别忘了新疆是中国版图的六分之一,我站在我的国土上,可以把概念绕得很大。”在battle的经验越来越丰富后,有时他反而希望对方进入这个话题。在离开舞台后,一个默认的规则是,没有人会把这些话当真。

慢慢地,曾经的那条鄙视链条变得松动。PG ONE记得,有一年 Iron mic比赛,十几个分赛的冠军,超过半数来自网络。“后来就没有人再去嘲讽我们网络上的,那你赢不了我们,你说这个有什么用啊?” “最后,我们网络上的也都变成了现实的。”他说。

困局

Iron mic battle比赛虽然历史悠久,但从未实现真正的商业化,更多像地下圈子自娱自乐的聚会。因为内容本身的问题,媒体不会主动播出,大的商业品牌也很难给予赞助。主理人几经变迁,地方演出场所若想承办分赛区的比赛,拿到授权并不难。深圳的嘻哈平台“嘻哈融合体”是“Listen up”说唱歌曲创作大赛的组织方,其创始人ComeLee 说,他没有考虑承办Iron mic。

“我希望推大众嘛。它不能上合作媒体,也不会得到政府支持。”他说。

ComeLee 跳街舞出身,以嘻哈创业,完全出于兴趣。这绝非一门容易开展的生意,尤其在嘻哈仍算小众文化的中国。“嘻哈融合体”成立超过10年,如今规模并没显著扩大,只有10个人。“Listen up”的比赛虽然争取到了百度与当地政府部门的赞助,但赞助并没有覆盖200万元的成本。ComeLee还举办着每年一度的嘻哈颁奖礼,与其他颁奖礼不同,没有奖金,但受邀的rapper几无缺席。因资金乏力,这个颁奖礼曾有过几年中断。

有一些机会,当时看来非常美好。2010年,“嘻哈融合体”与国家音乐基地合作,创立中国嘻哈榜,每周剪辑一个几分钟的音频,送往全国160多个电台播出。嘻哈音乐的受众面大大扩张了,很多音乐人为此感到兴奋,投稿积极。

但麻烦也随之而来。不同的电台有不同的标准,某些歌不能通过对方所理解的政策要求。比如有首歌主题关于炼仙术,有电台认为在宣传封建迷信。送审的剪辑版会将粗口消音,但仍不可避免,某些词句被认定为敏感。最为糟糕的是,这份榜单没有拉到任何广告赞助。

合作项目在2012年终止了。ComeLee 将这份榜单完全转为网络传播。歌曲的挑选不再受到太多自我设限,标准变得简单—内容黄暴的歌不予采用,但刚刚浮现地面的嘻哈音乐,又重归地下了。

上一代进入主流视野的Rapper,很多已经转行。黑棒乐队 的小狮子在美国经商,跟圈内人断了联系。功夫乐队的杨帆如今主做潮牌。2015年,“嘻哈融合体”想做一场将“这些老炮儿全部重组”的歌会,杨帆倒是颇为积极,但其他成员意兴阑珊,最终作罢。

虽然钞票、法拉利、Gucci是说唱中的高频词,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做一个 rapper很难赚钱。黄旭说,这些年他投入大概20万元做音乐。在辞职前,他靠着在外贸公司的工资,来填这个坑。2013年全国各地到处去打 battle,“光路费就花了4万多。”如果赢下冠军,就能挣个2000块钱。“在地下的圈子里面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来找你演出。”Vava说,“我已经推了很多演出,因为他们的演出价位实在是太低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去。”2000块钱已经算多了,有些场次只有几百元。

算起来,黄旭总计有过上百场演出经历。但前面大部分是没有收入的。“钱不重要,我要把经验和舞台感练出来。”他在网络发布第一张专辑后,做了一场全国10城的巡演—提前联系好各地的live house就行,观众多则上百人,少则八九个。毫不意外,巡演赔了钱。

这些年他投入大概20万元做音乐。在辞职前,他靠着在外贸公司的工资,来填这个坑。

变化

Jony J从未有过 battle 经验。他大学期间就签了个音乐公司,时常被发到各个酒吧做驻唱。2010年毕业,他对同学说,我打算要做音乐了。同学说,那你可能要穷个10年。

这位南京歌手属于典型的 studio rapper,放在几年前是有些吃亏的,2011年,他写了一首旋律动听、态度积极的歌,描绘身处的城市,发到豆瓣上,几年下来才累积几百的点击量。直到后来为这首名为《My city》的歌拍了MV,才引起反响,本地的报纸和电视都纷纷报道。

《My city》被收录进他2013年发表的专辑,卖了1000多张,对于 rapper 来说这是个惊人的成绩了—黄旭的首张专辑销量只有100多张。这为他带来信心,于是同年,他请相识的 live house 朋友为他统筹,开启了全国巡演。

赔得精光。离开了南京,认识他的人很有限。卖专辑赚来的钱都投进去了。合肥的演出结束后,场地方甚至把所有票款给了他,不好意思要分成,因为只有十几名观众。

不能把 Jony J视为纯粹的 underground 歌手,他创作了大量 jazz乃至流行风格的说唱—一些人看来那太不地下

了,他甚至对于地下的状态有所反思,“以前会觉得流行歌手,他们谄媚市场。后来发现,好像我们也在谄媚啊,我们在谄媚地下。”他说,“为了不同而不同嘛。都没有深入去了解,他就已经提前做了判断。他觉得那个东西变得越来越受欢迎了,就不酷了,就不Hip-Hop了。”

他持续保持音乐的输出,题材广泛。他像个诗人一样写词,用比喻与文字游戏贯穿,总能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组合韵脚。2016年,虾米、网易云音乐等适合独立音乐人入驻的网络平台兴起,他感到自己得到了很多的关注。眼看着作品点击量的上涨,他想,可以再试试巡演。

这一次,他感受到不同。首先,演出场所愿意把周末这样的黄金期给他用了,其次,观众真的多了。有些场次是爆满。他们喊着他的名字,跟着唱他的歌。

在 ComeLee 看来,Rapper 们比以前更懂得运营自己了。“他们会建很多群,在网易云音乐里面经常回复留言。”嘻哈音乐不止是听的了,越来越多的人采用视觉手段辅助,“比如说你今天录歌,就有个人拍,然后给你剪片子。”Vava说。

说唱圈不像摇滚,没有乐队这个概念,但 rapper 需要环境去创作与交流,厂牌起到了这样的作用。理论上,几个人组到一起就可以自称某个厂牌了。近年来,各地涌现厂牌,大多有专属制作人,这令音乐品质大大提升,Beats可以做到原创,而不限于从国外下载他人的曲子做remix(混音)。

整个市场也在发生变化。充斥大量碎拍、更适合夜店狂欢的 trap 取代偏重技巧的 old school 风格,形成风潮。Trap用一种含糊的声音演唱,有时很难听清歌词,但对听众来说,它是意义之外的存在。它很爽,有力量,能为体内的躁动提供一个出口。擅长 trap 的海尔兄弟(对,就是几个给Vava 发私信的家伙)在美国引得大量关注,从国外红到了国内。越来越多的音乐节有了嘻哈表演的舞台,出场费较为体面,能达到几万元。若干风投机构找到“嘻哈融合体”,表示愿意投资。主流唱片公司摩登天空,在年初一口气签下了红花会等三组嘻哈艺人。

处于金字塔顶端的那批地下rapper,生活明显发生变化。以 PG ONE所在的红花会为例,签约后他们把工作室搬进了一座加上地下室有4层的别墅,“GTA(游戏《侠盗猎车》)那种感觉”,里面有录音棚、健身房,游戏机也必不可少。他们有了每月的津贴、演出以及推广机会—后者对他们而言更重要,变多了。

敏感的综艺节目圈,也有人嗅到了这股风潮。今年2月底,爱奇艺 CEO 龚宇决定投下超前规模的2亿元,启动《中 国有嘻哈》的 rapper 选秀。“我以前做音乐选秀,周边总会偶尔夹杂着几个不同品类的色彩歌手,为了让我们的选手来源、歌曲品类好像很丰富。”《中国有嘻哈》总制片人陈伟告诉《人物》。“一季节目里面最多一两首嘻哈。跟葱花似的,甚至连甜点都不是。但是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做成主菜。”很难想象传统电视综艺会做这样的尝试,你不能无视追求老少咸宜的的电视逻辑,中老年人是嘻哈音乐难以征服的群体。但爱奇艺是一个互联网平台,用户人群本就是年轻一代,80% 的用户在35岁以下。

选手倒是充裕,如何确定三组担当导师角色的“明星制作人”,节目组犯了愁。有些人在地下算传奇,但到了大众领域同素人无异。同时具有认知度又有嘻哈标签的明星实在太稀有。在本来就少之又少的人选里,像陈冠希、MC仁这样的人,又根本无法通过审查标准。好在,“为数不多的那几个人选都答应了,”陈伟说,“缺了任何一组我们都麻烦。”虽然颇具争议,吴亦凡、潘玮柏以及热狗和张震岳坐进了评委席。

本质而言,这是一个选秀为主线的剧情式真人秀。高峰期,90个移动机位同时拍摄,第一集的原始素材超过1500小时。节目主创团队虽不是嘻哈圈内人,但他们请了很多顾问。流行音乐人刘洲领衔的制作人公会,吸纳进多位underground 的优秀制作人,专门为选手做 beats。

对于广告客户来说,这个节目依然是场巨大的冒险。直至第一期上线即取得上亿点击后—很难说那些观众到底是冲着嘻哈音乐,还是冲着流量巨星吴亦凡抑或是像美国综艺一般推进的竞赛真人秀而来—节目才获得了冠名商。

酷的,个性的

他们都来了,Vava、黄旭、Jony J、PG ONE……5月初的海选现场,近千位 rapper应邀而来。脏辫、大尺码衣服、纹身,到处可见,无须奇怪,这些本就是嘻哈文化最直观传达的视觉元素。

如果是电视综艺编导看到这一幕,大概会很头疼。某卫视综艺的工作人员告诉《人物》,在广电总局重申不得奇装异服后,该节目的后期制作非常辛苦,一帧帧把大张伟染着绿色的头发手动改为黑色。但网综的自由度更高一些。除了一些不明来历的图案或者文字,并不是所有纹身要像电视那样用马赛克遮盖起来。但很快,问题来了,有些家伙似乎不是那么“听话”。海选出现了安排上的混乱。一些选手没有获得表演的机

会,另一些被导师选中的人等到了夜里3点,才被告知因为超编其演出要被裁掉。事后,这导致了一大波对节目的diss(指用歌曲表达不满)。这是中国综艺节目录制史前所未有的状况。

“像以前一些大众的选秀,那些人遇到不公平,或者就算了。但这一个群体,觉得不爽我就要说嘛。”ComeLee说, “像《中国有嘻哈》不是这个圈里面,他们太低估这个群体的攻击性。”

每个选手努力表现出鲜明的个人特色,并笃定地认为自信与保持自我是制胜的品质。“说唱歌手的确太有个性了,而且他们还要更加强化自己的个性化。他有时候要塑造一种形象,说唱歌手好屌的。”ComeLee说。

无论是接受采访还是 battle,PG ONE似乎永远带着一种波澜不惊的表情,他从不慌乱。他的歌都是那种懒洋洋里带着些凶狠的trap,他说喜欢嘻哈就是因为它帅、酷,所以他也要这么去表现它。

只有一首例外。那首名为《他》的old school 风格的歌写于2013年,是写给自己的,当时他受困于人际关系,情绪低落。但写完就压箱底了,他认为太矫情,不够帅。直到最近一个夜晚,他和队友小白聊起往事,突然动了念头,把这首歌找出来播给他听。“你觉得这首歌好吗?”他问。“好着呢。”最终,在小白劝说下,他把它录了出来。

“我们其实都一样,都是喜欢张扬那一派。说出来就必须要帅,不帅的话,就没有它那个魅力。但是有时候,可以写一些real talk,写一些自己心里真的想说的话。”小白说。但 PG ONE不愿再写这种歌了,他觉得还年轻,还是要“酷炫地去吹牛逼,把那些幻想、想要的一切写出来”。

什么是帅,没有一个明确定义。很多rapper 似乎是这样认为的,像美国街头的黑人那样。他们使用手掌向上伸出的握手礼,他们摆出假装端着一把枪的姿势,他们喜欢在说唱中加入拉长的“skirt”—那是模仿兰博基尼的刹车声。作为《中国有嘻哈》的音乐总监,刘洲和选手们有深入交流,好几个人对他说起类似的话,“刘老师,我觉得我的心里面住着一个黑人。”

这种外放的黑人街区文化,在中国偏保守的社会里,难免会带来异样眼光。但“keep it real”的信条为 rapper 保驾护航。如果你想变成什么样子,听从你的内心,不要回避。

“外在很重要,”戴着一副金牙的艾福杰尼对《人物》说, “挺真实的,我觉得得表现出来,我是很爷们儿,我很硬,我很难搞,别给我耍什么阴招儿、坏招儿。”他嘴里的只是个随时可装拆的金牙套,没有人傻到会换掉自己的一口好牙。

Real的,黑人的

据 ComeLee 估计,有1/3的 underground rapper 在模仿美国匪帮说唱。就像90年代青少年对港片《古惑仔》系列的迷恋,大多不过是荷尔蒙驱动的角色扮演。但有时候,那感觉有点失控了——尽管没有人会承认这样做是对的,如果你不在歌词中谈论大麻,如果你不喊出“bitch”等词汇,好像就会有个声音告诉你,这不够黑人。

某种角度看,这是一种自我赋能的底层骄傲。但中国的绝大多数的 rapper 并非来自社会底层。留着一头脏辫的成都rapper Jarstick成长在知识分子的家庭里。曾经几年时间,他向往那种“很野的生活”,他竟然为自己没有那种流离失所的经历而感到痛苦。他想写的歌词与现实有了脱节。如今回首,他感到那种想法很幼稚。他觉得还是应该务实一点,“需要去上班,跟家人定期沟通。”

Vava也觉得自己“内心里住着一个小黑妞”,但她承认,当她听到说唱歌词里对女性的不敬——她的一位好朋友曾写过一首《婊子是个麻烦》,她非常反感。她拒绝参与这类歌曲的合作。“那其实就是他们幻想的一种酷”,她认为好的说唱应该是传递正能量的。她也曾写过这种所谓的幻想的酷,但现在觉得特别傻,“为什么别人会是主流,我们不是主流,这就是这个东西卡在那儿了。”

“黑人在过黑人的生活,他们歌里面在唱我的朋友贩毒被抓了,我在夜店天天把钱往空中撒,他们有人确实是在过那样的生活。”Jony J说,“有段时间我很听不得中文说唱里面说我来自街头,然后你看他是那种小康家庭长大的那种。你是在街

头干吗了?可能最多在街头玩玩滑板。除非你是真的在街头,你有灰色收入,然后你想为这个族群发声。我觉得只要是你在过的生活,没毛病。”

“我的歌里面从来都没有提到过那些东西。”他说。这是对 keep it real的另一种理解。

放狠话与吹牛不算,这些并无大碍。那些脏的、粗俗的东西,几乎在《中国有嘻哈》消失了。即便选手没有自我审查,节目组也会删减。总导演车澈告诉《人物》,Nigga这个词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就连它的变种chigga 也绝不允许。节目的battle 环节只保留对抗的形式,内容与在灯光昏暗的地下场所举办的 battle完全不同。青春、阳光、正能量,节目希望为嘻哈正名。

嘻哈音乐重要的一个功能是批判与反思,有一个专门的类别为 conscious rap。中国说唱圈不乏此类作品,叹惋胡同的消失,为同性平权呐喊,抨击拜金主义,甚至一些无法公开讨论的话题也会涉及。并不意外,该类型的歌曲在《中国有嘻哈》没有出现过。有位 rapper在60秒演唱环节唱了一首讽刺社会现象的歌,后来,播出整段跳过了那首歌。

节目组对《人物》表示,一切编排剪辑只是为节目的精彩程度服务。截至第六期,《中国有嘻哈》在网络获得了11亿的播放量,一度微博热搜的前20位话题,过大半与节目有关。“你有 freestyle 吗”变成一个无厘头但无所不在的流行语。节目令很多人变成了嘻哈爱好者,一个夏天之前,他们可能还是摇滚与民谣的粉丝。

Underground 的 rapper正在走向地上。在这个世界上,你 总要不断寻找并确认自我,而有些人的方式不过刚好是成为rappper。Rapper只是一个称谓,每一个人是如此不同。“就像一个万花筒,我们只是中间的一束光。”黄旭说。取决于你怎么用,hiphop本身有着积极的力量,跟着节奏点头,它不止是一种轰隆隆的音乐形式,也是一种提振内心的信念,这是很多人爱它的原因。

在7月底一个夜晚,《人物》记者与重庆嘻哈厂牌gosh 的成员们一起收看《中国有嘻哈》。Bridge刚从外地归来,坐在他们中间像个凯旋的英雄,他代表这支十几人的队伍在节目中赢得了名气。他们感慨后期剪辑手段的高超,Bridge演唱时有句“巴黎的 model陪我睡”,竟然删掉一个音节,“睡”字变成了不那么敏感的“醉”。

工作室藏在一个破旧的工业大厦里,已经租了3年,大家凑钱交房租,购买设备。2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物件零乱,20年前死于枪击的美国说唱歌手2Pac的海报贴在墙上。厕所没有门,只有一个破破烂烂的布帘。有人红了,团队里每一个人的微博涨了很多粉。商演机会接踵而来,gosh打算换一个更大的工作室。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享受这种状态。最近,gosh的成员Tory 删光了所有的微博。某种程度上,他才是这队伍里真正的老大,每一个人都尊重他的意见。他看起来是个酷酷的狠角色,话很少,脸上纹着一个“力”字。音乐之外,他是一名平面设计师。在与《人物》记者短暂的交谈中—他并没有接受采访的意愿,他说他只想在地下做音乐,不喜欢被太多人评判。

从左至右依次为选手Jony J、Vava、黄旭、PG ONE

评委张震岳、热狗、吴亦凡以及潘玮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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