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奏萨克斯的村庄

在这座作为萨克斯世界工厂的村落里,人们大多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看待这样乐器。但仍有一些人会感到,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喜欢上了萨克斯,它会陪伴自己一生。

Portrait - - 第一页 - 文|杨宙 编辑|赵涵漠 摄影|尹夕远

年轻的时候喜欢上了萨克斯,它会陪伴一生

“全都是萨克斯”

舞台上走来一支略显奇怪的小学生乐队。第一排上来,他们抱着足有自己身高一半长的萨克斯;第二排,萨克斯;第三排,还是萨克斯。这时,指挥老师走到他们面前,抬在半空中的双手停顿了几秒,用力落下,所有萨克斯管在一瞬间由左向前摆正,响起铿锵有力的合奏曲—37支萨克斯共同演奏的《我和我的祖国》。

戴着圆框眼镜的胖男孩站在第一排,圆圆的肚子被衣服紧裹着,随节拍起伏。为了让自己能够紧紧盯住指挥挥动的双手,队伍两侧的孩子们不自觉地将身子微微转向了舞台中央,这让37个萨克斯的管口看起来像一大簇朝指挥绽开的金色喇叭花。在天津市学生器乐节的比赛上,这支唯一来自农村的小学乐队,连续几年获得了一、二等奖。

其他参加比赛的重点中小学乐队有的穿着统一的水军服,有的穿着时髦的小裙子和小靴子,有的还打扮成嬉皮士的模样。唯独这支来自静海县蔡公庄镇四党口村的乐队例外,在穿了几年校服比赛之后,这次他们换上了一身(类似校服的)红色队服。比赛前老师提前通知他们,回去把白鞋洗干净。每当其他队伍走过,他们总是会听到一些好奇的声音:哎呀,你看你看,全都是萨克斯!

除了用来打节奏的三面鼓和一个镲,全都是萨克斯。最重要且唯一的原因很简单,这所小学所在的四党口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在村里的乐器厂制作萨克斯。对于当地人来说,萨克斯既是工业产品和收入来源,又作为吹奏乐器以及某种艺术象征而存在。

乐队的前任指挥周福平老师坐在台下,听着激昂的合奏,心里感到欣慰。56岁的他一手参与了乐队的组建过程,到现在10多年了。他还编写过一本小学的音乐教材。在四党口中心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有机会加入萨克斯乐队,只要符合几个要求:手指要长、牙齿不漏风……

学期初始,学生们从家里抱来一个个装着萨克斯的大箱子,用粉笔写上自己的班级姓名,存放在学校的音乐室里。在这个称为音乐室的房间里,前方摆着钢琴,后面却放着跑步机和健身器材—这里也是老师的健身房。一到艺术节和诗词比赛,把桌子搬开,又变成演出的舞台。由于隔音效果不好,排练与正常上课时间只能

错开。

每天早上7点半,音乐室的门一开,学生们就会一窝蜂地涌进来,50多个人掏出萨克斯,哔哔哔地试音。一支萨克斯的声音已经足够大了,50多支的声音简直难以想象。辅导老师邢萌萌听见他们试音,总想出去躲一躲。3年前怀孕时,她一听到这些声音,肚子里就叽里咕噜地乱撞。

对于乐队的老师们,成就感的时刻常有。开始时学生们吹的方式不对,原本两颊应该略有凹陷,鼓腮是不对的。合奏时总有几个小不点“噗噗噗噗”地鼓腮,“像小青蛙一样”。但进步很快,比如吹《小星星》,之前以为学生们要学个10分钟, “结果5分钟这些小不点就学会了。”邢萌萌还发现,小朋友打招呼,叫其他老师都是“语文老师好”,“数学老师好”,唯独叫自己“邢萌萌老师好”。

在音乐室之外,这种19世纪由比利时人发明的乐器似乎与当地格格不入。在这个距离天津市中心40多公里的小村庄,一切都看起来朴素落后,时间像拨回了20年前。一排排灰扑扑的平房边上,村委会楼顶上的喇叭广播着失物招领和天气预报。乐器厂都聚集在村子的北边,对面是一大片荒地。只有早上8点或中午1点的时候,工人们上下班,村子才热闹了起来。

工厂

但在这座村庄里,你总可以找到萨克斯的声音—村里人的手机彩铃,是萨克斯名曲《回家》,小学的放学铃声也是《回家》。只有萨克斯的乐队,当然也不例外。天气暖和的时候,村民们会拖着音箱到玉米地边,跟着伴奏吹萨克斯。

关于制造萨克斯的起源,村里几乎没有文字记载,但村委会、当地老师都说起了30多年前那段相同的故事。坐在办公室里的周福平转正了椅子,用手指点了点桌面,提醒记者做好笔记—大约在1974年,村里来了一批知识分子,那时正处于“上山下乡”运动,天津管乐厂的领导们不愿让自己的子女分配到内蒙、甘肃等偏远地区,就将他们安插到了天津近郊。当时四党口村的老书记董凤山提出要求,人扔这儿来可以,但要给村里的人带些活干。于是,村里的农民一边耕地,一边给天津器乐厂磨起了乐器配件。

1980年代,全国掀起了中外合资企业的风潮。几年后,四党口村也有了中国、西班牙合资的乐器厂。厂名放到如今也相当洋气,叫科布雷西纳—但似乎没有人能解释“科布雷西纳”的具体意思(一个当地厂长称可能是西班牙语的“铜制品”)。当时乐器厂主要以生产小号为主,生产大队解散之后,科布雷西纳分出了几个小厂子,制作的乐器种类也越来越多。到1990年代肯尼基的《回家》等萨克斯乐曲风靡全国后,几家乐器厂又造起了萨克斯。

“真好看啊。”周福平睁大眼睛说,那时候面对这样一个弯着“脖子”、亮澄澄的外来之物,工人们都觉得很新奇。没有人知道这东西怎么吹,插在嘴里也吹不响。有的工厂派车到天津乐器厂门口守着,师傅一下班就把他们接到村子里,一晚上100块,让他们教授制作技术。有的厂自己买回了两支同样的萨克斯,一支用来拆,一支用来照着组装回去,依样画葫芦。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制作一支萨克斯的利润能到10倍。学会了技术之后,乐器厂里的工人、会计,甚至司机都出去开工厂。现在,四党口村有七八个大型乐器厂,三四十家小作坊零散地分布在一排排平房之中,加上开网店卖萨克斯的人,村子里从事乐器制作的就有5000多人,占了当地人口的80%。

村里生产的95%的萨克斯最后都漂洋过海去往了德国、美国、法国,躺在琴行的展示架上,吹响在音乐厅和学校的礼堂里。在那里,兼具木管乐器的轻柔和铜管乐器的明亮的萨克斯被用于古典、爵士和流行音乐里。但在一条条车间流水线

辅导老师邢萌萌听见他们试音,总想出去躲一躲。3年前怀孕时,她一听到这些声音,肚子里就叽里咕噜地乱撞。

上,还没成型的萨克斯脖管像一株株被压扁的针菜,看似“毫无尊严”地堆放在塑料框里。在没有抛光和上漆之前,工人做的萨克斯被叫做“黑活”,据常年进行抛光的工人比喻,脏脏的黑黄色铜件散发着一种和钱币一样的铜臭味。

只有到后期组装部分的“白活”,萨克斯才像是一件等待组装的精美玩具或者是美妙的艺术品。奥维斯乐器厂的女工王秀告诉我,她工作了6年,还没有过厌倦感。看到了她的工作流程之后你或许也不会怀疑她说的话。在这个车间里,十几个工人每天的工作就是把36个键子分别装在萨克斯的大身和脖管上。为了防止刮伤,先用保鲜膜把萨克斯包好。这份工作没有底薪,装一个萨克斯能挣50元,每天能装

2到3个。

王秀每天最享受的时刻就是检验完毕后,拆开保鲜膜的那一刻,锃亮的萨克斯呈现在眼前,“看着心里敞亮”。她不会吹萨克斯,也不知道它们会运去哪个国家,只是有时候在电视上看到有萨克斯的时候就会想,这是什么型号的,有没有可能是自己做的。只要萨克斯成为商品走出这个只要半个小时就能走完的村庄,它们的舞台就变成了世界。

周福平从1979年开始在村里的小学教书,那时教师还是一个薪水较高的职业,他喜欢音乐,常代表学校到静海县参加春节文艺晚会。他还记得在静海县的影剧院里,他站在台上唱《霍元甲》,台下坐着上百个人。那时大家都没有车,从剧院回村,他一路骑着自行车回家。1984年之后完全变了,他渐渐发现生产大队的人开始到厂里上班,刚开始收入差距不太大,后来身边的人都盖起了新楼房,贴起了瓷砖,骑上了摩托车。那时候钱用麻袋装着一袋一袋赚回来。仿佛只有教书的自己还停在原地。

这时候的萨克斯与周围村子里钢铁厂的钢铁没有太大区别,同样都是一块块发财致富的金属。下班后的工人们也很少有意愿去琢磨这个乐器如何吹奏。到了萨克斯制作最后的校音部分,厂里要专门请城里的专业老师过来帮忙调试。

大多数时候,他们会举起一支支萨克斯,把“do re mi fa sol la si”几个音都试一遍,听起来嘈杂无趣。只有极少数的几个工人会像付广成那样,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被悦耳的旋律打动。当时付广成还是一名干“黑活”的抛光工人,每天接触的都是抛光前黄黑色的丑陋的萨克斯前身,干完活身上沾满了洗不掉的污垢。但是有那么一次,城里来的老师在检验萨克斯时吹起了一首《北国之春》,他悄悄站在一旁,紧盯着老师,哪个音对 应的是哪个键,他认真记在脑子里。原本就有一些乐理基础的他记准了歌曲开头那个“mi”的音,回去之后先找到这个音的位置,再发散开去找其他音符的位置。靠着这样笨拙的办法,他用了7天学会了吹《北国之春》。

付广成来自黑龙江绥化,家里三兄弟现在都在四党口村的乐器厂工作,也都热爱音乐。以前在老家上学时,一到寒暑假,哥仨就去学校里抬脚踏风琴,用小马车运回家里弹,等到开学再搬还回去。四党口这片生产乐器的土地,对于他们来说就像个音乐乐园。他的二哥、萨克斯车间主任付广生每天要检验四五十支萨克斯,他要把荧光管伸进萨克斯的脖子里检验萨克斯管的严密度。如果某一天只要检验十来支萨克斯,他也会掏出抽屉里那本自己打印的简谱,或打开手机上密密麻麻的简谱截图开始吹奏。

头顶是漆黑的风扇,桌边放着清洗机油的洗洁精,还没擦拭的萨克斯,零件里沾满了机油,车间里到处都是污浊的痕迹。付广生用一块脏布垫在裤子上,把萨克斯搭在上面。翻到简谱里《新不了情》,开始吹了起来。冬天的阳光照进窗户,仿佛还能看到尘埃在飞扬。

靠着这样笨拙的办法,他用了7天学会了吹《北国之春》。

乐队

尽管被外人称作中国“萨克斯村”,但直到许多年之后,当地人才意识到“会做”和“会吹”的区别。四党口中心小学的萨克斯乐队,是村里第一个正经开始吹奏萨克斯的团体。对于最初组建乐队的由头,当地人说法各异,有的乐器厂领导说,是因为自己到了国外,发现国外的厂子里人人都会吹奏,国外的学校都有自己的乐队;也有人说,那是因为这些乐器厂想要给自己做做宣传。

四党口小学的特色教育发展史上,有第三种说法的明确记载—在2004年的“六一”儿童节上,一家乐器厂的乐队前来学校助兴演出。看完表演,大伙突然意识到,村里那么多乐器厂,居然没有几个人会专业演奏,如果孩子们能学一学,不是更好吗?前任校长王俊良、乐器厂从天津歌舞剧院请来的几个老师一致拍板决定,成立“四党口中心小学乐队”。开始筹备时,学校打算收费,但是贴出告示之后,报名的人寥寥无几,乐队组建不起来。歌舞剧院的几个老师听说之后,决定免费过来上课。校长亲自到各个乐器厂里说服厂长捐赠乐器,最后一共

“化缘”回来63件乐器。乐队终于成立起来了。

天津歌舞剧院的萨克斯演奏家江胜勇每周三会开一个半小时的车来到学校指导乐队。他从十几年前坚持到如今,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到现在小学换了三任校长,他们都来找自己帮忙。因为这个乐队,这座村小出了名,每一个校长都担心乐队会毁在自己的手上。

平日里,训练由周福平负责。过去他一直在四党口教书,教过语文数学和音乐,因为乒乓球打得好,又代过10年的体育老师,现在在离小学几十米外的幼儿园当园长。他爱好音乐,以前学过许多乐器,一边看老师吹萨克斯时手指的位置,一边照着萨克斯说明书上的指法表学会了萨克斯。他说虽然自己不吹,但就是能告诉学生们怎么吹。有一阵子,因为指挥时常常用力过猛,他的肩膀脱臼了,到医院一查,骨膜破了。医生建议他休息下来做手术,但他一想到“做一个胳膊要半年,两个要一年”,没躺一个星期就起来继续指挥。胳膊再掉了,就找村里的骨科大夫托上。

从14年前开始,他带领乐队到县里、市里去参加学生器乐比赛,连续几年都取得了一、二等奖。每年春节过后,周福平就会开始准备新一年的参赛曲目。他说,参加比赛的第一要素是扣准主题。就像参加政治课考试一样,他每年都要押题,比如建党90周年,他就挑选歌曲《歌唱祖国》,2008年奥运会,他就挑选一 首领导人进场时的进行曲。说到这里,他想了十几秒,没想出歌名,就开始“噔噔了噔噔,噔噔了噔噔”模仿起来。

训练过程中,乐器被吹坏了,垫子掉了,键子松了,周福平一个人骑着三轮车,把乐器送到村里的各个厂子里,掏钱让工人们修。因为乐器坏得快,后来周福平干脆让学生自己带萨克斯来,反正他们的父母大多数在乐器厂里做,或者至少有几个亲戚在厂子里。萨克斯吹坏了,他们还能自己让家里人带回厂子里去修。省钱又省力,他想。

原本乐队还有小号、黑管、长笛,乐器齐全,但是渐渐地辅导老师来不齐,这个出国了,那个回家带小孩了。最后江胜勇把乐队改成全都是萨克斯的。

这样的乐队也有不少好处,以往有小号、长号、黑管的乐队,每个声部可能只分到四五个人,如果这里边有一两个人吹错了,听起来就会很明显。全是萨克斯的乐队就不一样了,三个声部里每个声部能分配差不多15个人,就算有三两个吹得不好,也完全不影响整体的旋律。并且,有时大家在外边候场时比较冷,进场后比较暖和,冷热会影响不同乐器的音量。当只有萨克斯的时候,它们一齐冷,一齐热,这也是个优势。总之,江胜勇认为就是应该整齐划一,“我们那一茬全是,男孩女孩都一样服装,所以说一上台很亮丽,又整齐,高矮个排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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