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博物馆里微服私访的国王

Portrait - - S Econd Life 第二人生 - 文|张月 编辑|刘斌 摄影|尹夕远

陶东冬自称是个不逛夜店、也不喜欢喝酒的中年单身老男人,尽管他才35岁,离老去尚有一定距离。他最大的爱好是逛博物馆,尽管他就在北京一座陈列古老农具和陶器的博物馆工作,似乎早该对类似场所司空见惯。

迄今为止,他打卡过38个国家、442座城市,逛了2090座博物馆,每年保持着150至200座博物馆的增量,人生目标是逛够10000座博物馆,为此常有“人生苦短”的担忧。

他钟爱历史留下的死物件,穿得也像一件历史的遗留物:黑色贝雷帽,灰色毛呢大衣,还有一只略显巨大的公文包。说话带着知识分子咬文嚼字的严谨,举手投足像一个活在现代的古人。

他说自己的打扮模仿了契诃夫小说《套中人》的主角别里科夫。那是一个在现实生活里总是心怀不安的小人物,老想给自己包

上一层壳,用竖领的衣服、雨伞、鞋套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安全的套子。

陶东冬似乎也在制造这样一个“套子”, “(穿成这样)是一种仪式,表示我与我的日常生活告别了。从现在开始,我进入到一个向历史致敬的环境中去。”

陶东冬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通常会做三件事情:看当地的博物馆,找一趟最长的横穿市区的公交车从头坐到尾,然后再去当地最大的百货商店,但并不购物。

他的电脑里有一长串以地名命名的文件。出发前,他把当地的博物馆在 word 里做一个列表,仔细地标上地址、开放时间和联系电话,打印出来,逛完一个就在后面打勾。

他逛过很多城市犄角旮旯里的博物馆,平时访客寥寥,连管理人员都会诧异他的到来。接受《人物》采访时,他带了一摞博物馆的门票和城市地图,对着地图寻找博物馆的位置,聊起背后的故事时滔滔不绝,激动处还会手舞足蹈。

博物馆界有一句口号,为未来收藏过去,但是收藏什么样的过去,不同博物馆做出了不同选择。2009年,他和父亲在俄罗斯旅行了50天,参观了200多家博物馆。在这场被他称之为“空前绝后的大旅行”中,他看到了这种选择的结果。

“从苏联到俄罗斯,整个社会彻底地发生变化了,它的博物馆该怎么办呢?怎么描述?我们在俄罗斯不同的博物馆中,看到了这些变化。”

不同的叙事背后代表着什么?历史的真相是什么?博物馆呈现的应该是真相的部分还是部分的真相呢?他不确知这些问题的答案。

逛过了很多很多博物馆后,他做出了总结,“博物馆就是你需要用一天的时间做功 课、在里面度过一个小时、学到一辈子再也用不到的无用之学、一个月后再把它忘个精光的地方。”

他总是能从历史的切片和现实的对照中找到乐趣。在英国伯明翰科技博物馆里参观完吞云吐雾的蒸汽机械,出门拐角就遇到了纪念品商店里的“中国制造”。博物馆外,伯明翰已经从工业革命的起源地变成废弃的工业区,中国流水线上的商品却在源源不断地出现在全世界的货架上,历史的巨大变迁和微小细节在一个博物馆里相遇了。

“无论你是一个千万富翁、一个县委书记,又或者是一个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在博物馆面对数十个世纪的恢弘历史,在这宏大的叙事面前,我们现实的个体差异在这一瞬间全部消失了,被抹平了,这就是我所说的博物馆的平等化与民主化。”他说。

然而,这种抹平有时候无法实现,更像个一厢情愿的愿景。在某地参观博物馆时,他遇到了清场,原因是当地的行政长官前来视察,他沮丧地离开了。

在想要告别的日常里,他是一名博物馆工作人员,穿梭在摆满瓶瓶罐罐的库房和展馆,对着沉默的器皿和陶俑进行记录研究,钻研着一门需要“慢慢熏出来的手艺”。

“与其说是博物馆塑造了我的性格,不如说是我的性格决定了我更适合于博物馆。”他有轻微的强迫症和整理癖,着迷于收集一些琐碎的事物,图书、邮票、博物馆门票等,博物馆本身就是收藏与整理癖好

博物馆就是你需要用一天的时间做功课、在里面度过一个小时、学到一辈子再也用不到的无用之学、一个月后再把它忘个精光的地方。

的一种极致。

这是一份他不讨厌但也无所谓热爱的工作,但在博物馆工作和逛博物馆是两码事,对逛博物馆的热情可以很高,在工作中强烈的浪漫主义激情却可能是有害的,“如果你满怀激情,过于激动,你可能啪的一下,把藏品摔碎了。”他说,“你需要按照恰到好处的力度,从恰到好处的角度来完成一件藏品的测量,这需要的是你长期的体力、精力和耐心。”

频繁的旅行总让别人以为他是一个“身家在2000万左右、至少拥有两套房子、说不定还有一套别墅、至少会有一辆很不错的车的小资产阶级”,但事实上他一直处于“能够糊口,但养家比较困难”的状态。

他的同学们很多在拍卖行工作,拿着更加体面的薪水,“以一般的世俗标准,我算不上是一个社会上的成功者。”他说。

为了打卡10000个博物馆,他过得像个苦行僧,把自己的恩格尔系数降到了很低的程度,一个月的饮食、应酬、通讯以及必要的娱乐加起来,总支出不超过1000块钱。剩余的收入除了储蓄,都用于旅行,以此保证了一年两到三趟的境外旅游,和每月一次的国内旅游。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巴黎伦敦落魄记》里写过,社会底层的流浪汉每天只吃得起面包加黄油,“资本主义所设想的最底层的社会生活状态,就是我出国旅行的状态。”他说。他甚至刻意模仿更贫困阶层的消费,并把这种行为解释为对消费主义

“微不足道的小小反抗”。

在家闲着没事儿,他会翻看收集博物馆门票的厚厚夹页,一个人偷着乐,“在北京市,你有千万或者说亿万身家,不是一件什么值得炫耀的事情,比你有钱的人数以万计。你有一辆价值百万的豪车,放到二环路上的话,没有人会正眼看你一眼。但是我去过2000个博物馆,或者说我能去10000个博物馆,在这个北京城里边有几个人可以做到呢?”

陶东冬是北京人,出生于一个祖父、外祖父、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的家庭。父母会在家里探讨安娜·卡列尼娜的人物形象,他从小在一种“比较开明、理性但稍微欠缺人情味儿”的氛围中长大。

10岁左右的时候,母亲带他去参观自然博物馆,希望能培养他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兴趣。年幼的他在那里看到了巨大的恐龙化石和鲸鱼标本,觉得“非常有趣”。全家买了北京博物馆的年票,很快就逛遍了北京的博物馆。

大学报志愿的时候,父母参谋着帮他选了计算机专业。在父母看来,工科是一门很难自学成才的学问,必须要接受系统的科班教育。父母告诉他,“文科是你的情人,工科才是你的合法妻子。”

遗憾的是,他很快和“妻子”分道扬镳。大二开始上专业课,整日的编程让他觉得很枯燥,不快乐,成绩也变得一塌糊涂,在及格和不及格的边缘徘徊。他困惑又痛苦。在那个迷茫的路口,他几乎是功利地选择了博物馆学这门无用之学,因为这是一门文理兼收的学科。

他并不确定博物馆对自己的影响都是正面的。在逃离日常生活的背后,他也会自嘲地说:“这(逛博物馆)是一种对生活的逃避,对于一个不逛夜店,也不喜欢喝酒的中年单身老男人而言,在旅游的时候,去博物馆,可以让他假装自己玩得非常开心。”

他近乎诗意地诠释了旅途带来的感觉, “好像是本雅明(瓦尔特·本雅明,德国作家)说的,远方的旅人在陌生的城市中流浪, 他的尊严如同一个微服私访的国王。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边你会抛开自己的日常,设想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仿佛一个微服私访的国王在视察自己的领地,一种奇妙的意淫,就像在玩儿电脑游戏一样。”

微服私访的国王身边没有王后,这事儿有时困扰他,有时能在博物馆中得到慰藉:他去了很多大人物的纪念馆,发现他们跟他一样都是单身汉。

他不信奉单身主义,但对婚姻持谨慎的观望态度,“如果你有一个很明确的、固定的生活目标,你会发现你的日常生活(婚姻)往往会对实现这个目标造成干扰。”他说。

他不曾遇到的爱情,别人在博物馆遇到了。一对情侣参观地质博物馆,看到了宝石,从宝石聊到钻石,从钻石聊到钻戒,从钻戒走入婚姻。尽管故事和他无关,但这可能就是博物馆的另一种意义。“多年之后他们可能不记得博物馆里红宝石的化学方程式,但他们会记得,我们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光。”他说。

陶东冬参观过200多家俄罗斯博物馆,这是位于圣彼得堡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他日常的打扮模仿了契诃夫小说《套中人》的主角别里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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