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而为人,并没有什么容易的事情

Portrait - - F Emale 女性 - 文|卫诗婕 编辑|赵涵漠 摄影|邢铁军

预产期是2017年8月4号,但女儿在7月20号就迫不及待地降临了。那天下午,刘旻昊坐在电脑前整理材料,按照计划,几个小时后她将主持一项重要的会议。突然— “啵”的一声,羊水破了。

在去往医院的车上,她接连打了几个电话给同事,其中包括她的老板—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先生。此前一年,还在施一公实验室工作的刘旻昊 主动向施一公请缨主持西湖教育基金会的工作,后者主要服务于西湖大学的筹措计划—由施一公联合多位学者牵头,将落实在中国创办一所新型研究型大学。由此,刘旻昊成为了西湖教育基金会的执行秘书长。当时她32岁,完全没有商科背景,转型的难度并不亚于此前一路攻读生物学博士后。“施老师,我应该是破水了。” “什么意思,你这就要生了吗?”

“是的,我要生了。工作方面不用担心,我已经安排好了。今天的会议将由小平主持……”在去医院的出租车上,刘旻昊接连又打给几个同事叮嘱工作,直到施一公发来一条短信:旻昊,你不用担心,你要好好地生小孩。丈夫在一旁,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她,“You’re insane(你疯了)”。

“蛮好玩的一件事情。”她回忆的时候笑了起来。大女人,刘旻昊这样形容自己。无论孕期还是产后,她从不认为自己需要被“特殊对待”—直到生产前,她没有减少过丝毫的工作量。“我并不觉得需要(为此)排空一切。”早年间,即使在结婚注册当天,与丈夫登记完成后,她还赶回了实验室,因为“细胞需要培养”。

最初接手西湖教育基金会的日子,“每天睁眼就是200亿的压力”。西湖大学筹办委员会算了一笔账:当西湖大学全容量聘请300位教授时,一年所需要的行政运营资金大约是10到12个亿,这需要依靠捐赠基金的收营来支撑,那么在大学稳定期,基金会需要有至少200亿的永续资金。

为此,刘旻昊需要不断会见各类潜在的捐赠人,基金会正加速运转的时候,新生命到来了—刘旻昊也迎来了迄今人生中“最challenging的一个阶段”。

当母亲的新身份与事业相叠时,她还是感受过压力。产后的日子,在经历过最初迎来新生命的喜悦和新鲜感之后,更多的是突然离开高强度生活节奏的不适应。2月的一个下午,在清华大学郑裕彤医学楼的办公室内,《人物》记者见到了产后8个月的刘旻昊,她气色很好,口气轻松地回忆那段产后最艰难的时光,“从念研究生到后来做科研,一直都是每天很大的信息量。虽然很enjoy有孩子的moment,可是personally还是喜欢工作。”

丈夫Rex察觉到了她急切回归工作的心情,他是香港人,两人都少年出国,在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攻读博士期间成为师兄妹。对于Rex来说,最初他并不赞成妻子过早回归工作—“我真心说,一开始我挺不同意的,不是说女儿有没有人带,我考虑的可能是她的状态,身体还是心理上……(但)我能看出来她也是挺想尽快投入工作里边,可能荷尔蒙方面的作用,也可能那段时间她有点想要有其他东西恢复她的心情,我就尊重她的想法。”

产后一个多月,刘旻昊即已重回工作,哺乳期自然是将工作难度提升了等级。出差,她不得不将三四天的行程压缩至一两天,马不停蹄地赶多个城市见投资人、捐赠人。旅程中,她需要背着泵奶器,每隔几个小时的涨奶必须及时处理。一次,她误入一间男厕,直到听到隔壁男士的声响才意识到,最后落荒而逃。那是她记忆深刻的“不那么graceful”的经历,“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沦落至此)”。而事实上,更令人尴尬的瞬间时有发生,哺乳期的她不能再像平常一样通过咖啡提神,只能靠意志硬扛,常常在深夜回到家,她坐在沙发上泵奶,一会儿就睡着了,醒来时,泵奶器还连接着自己的身体,偶尔她还会把奶弄洒,“那感觉真的很尴尬。”

她坐在自己的办公椅上,靠墙是整柜的生物学者专著,自从入职基金会,她便空置了这间办公室,只在辅导研究生时她才回到这里,“既然我决定(继续)工作,我既需要对我的boss负责,也需要对我的孩子负责。那么我要很快地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

刘旻昊告诉记者,在英国,科研领域对生育女性有一些特别的照顾:在帝国理工大学念博士期间,她也见过许多女性科学家,在各自的领域有所成就—大学内有专 门的护理室,配备了专业的护理人员,女性科研工作者们将孩子托放在那里,便可以专心工作;另外,女性科学家在评职称的阶段,时间上也会给予一定的宽限。

刘旻昊认为,由生育带来的一系列挑战需要努力自行解决。被香港马会派驻到北京的Rex承担了更多照顾女儿的琐碎事务—比如,夜里喂奶与换尿不湿。“我们俩都是比较小的时候出国,受的教育上就是男女平等,谁比较有能力或者比较有时间去做就分配一点,我不觉得女性要多做一些或者哪些是妈妈应该做的。”Rex还特意在电话采访时讲到,妻子的付出是另一层面的,自己是比较安静的人,相比之下刘旻昊更擅长与女儿交流。

但Rex的工作也并不轻松,孩子在白天交由谁来照料曾经是个难题。刘旻昊从不认为父母有责任来帮助自己带小孩,“小孩这个事情是我自己的决定,我必须自己得想好怎么办。”那时她甚至做过打算,即便必须放弃工作,“也是我自己的一个选择。”

幸运的是,她最终找到了一位保姆作为帮手。“我选择了继续工作,但我并不觉得高知女性辞去工作照顾家庭会很可惜。”她说起自己的一位女朋友,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放弃了原本在投行的高收入工作,做起了全职主妇。生完二胎后,这位朋友试着办一所瑜伽中心,很快办起了连锁店。“从外貌到事业,都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女性,如果你看到她,一定不会觉得她放弃了投行工作是多么可惜。”

“Trust me,她们(高知女性)过去所有的学习经验,都会运用到生活中。即使她们选择呆在家里,也会是一位了不起的妈妈。”刘旻昊说。“人们通常低估了家庭妇女的价值,take care一个家庭不是那么容易的。”她几次在采访中讲出了“大女人”这个词,对于 已经成为母亲的刘旻昊来说,绝不仅是事业女性才与这词相匹配,“出生的背景或者是机会让每个人的生命有很大的分别,我尊重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不管他/她做的事情在社会普通意义上的眼光看来是多么的微不足道,我认为这样的人,都是大写的人,如果是女性,她们就是‘大女人’。”

家庭中同样需要“大女人”的智慧,像每个家庭都曾经历过的那样,长辈与年轻人之间,两代人免不了产生分歧。母亲是个十分有主见的女人,而丈夫在孩子方面很有主张与坚持。刘旻昊通常并不参与表态— “一些时候我就会私底下和我妈妈沟通:父亲的投入和参与是至关重要的,作为姥姥,某些地方该鼓励参与的还是要鼓励。如果姥姥总是否定,容易导致爸爸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太多参与感,就会变得没有那么上心。”

今年1月,在见完一波捐赠人后,刘旻昊坐上高铁回京。因南方大雪,列车延误6个小时,一路漆黑,凌晨3点,几天没有好好休息的她在北京南站下车,站台上的灯光恍如白昼。刘旻昊感到一种“莫名的力量”。她突然想起2014年的那个秋天,在北大博雅酒店,施一公、陈十一、潘建伟、饶毅、钱颖一、张辉、王坚等7位学者和企业家同桌商讨西湖大学的蓝图,“在一起谈愿景”。在一旁做会议记录的刘旻昊被震撼了,那天她意识到, “中国非常顶尖的一批人,他们的思想、眼界和高度(让我钦佩),他们在做一件为国家、为他人的,伟大的事。”这样的振奋让她满怀希望。有一天,丈夫在婴儿床前逗女儿玩耍。刘旻昊看见6个月大的女儿“很辛苦地把手够起来,努力地贴到爸爸的脸上”。

她突然被那一幕感动了。“你看,生而为人,其实从没有什么事情是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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