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昭挣脱乐视,走出至暗

张昭将过去一年形容为“至暗时刻”。他的人生并不顺遂,也多有选择时刻,但确实都“没这么难过”。经历一场乐视的风波,相当于上了10个哈佛。

Portrait - - 第一页 - 文|姚胤米 编辑|朱柳笛 摄影|尹夕远

他的人生并不顺遂,也多有选择时刻,但确实都“没这么难过”

抉择

火还是烧上来了。张昭,原乐视影业董事长兼CEO望着窗外,“老贾借钱,我今天躲了。”办公室里另外两位高级副总裁,黄紫燕和陈肃,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说话。

2017年4月18日深夜11点,三人聚在外墙贴着白色窄条瓷砖的三层小楼里。这是乐视体育曾经的办公地,楼下是六里屯多年拆不掉的棚户区。2017年春天,为了节省开支,整个影业从乐视大厦搬到了这里。

几小时前,贾跃亭在楼下待了很久。他想拿走影业的最后一笔钱,数目是3亿,用以抵押乐视在某证券公司的债务缺口。他坚持要见张昭,张昭没有出现。

马路斜对面,大批前来讨债的供应商聚集在乐视大厦楼下,红底白字的条幅上写着“乐视还钱”,与黑色的“LeEco”标志形成对比。20公里外的中关村,易到用车总部被多位要求提现的车主围堵,易到创始人、曾经的CEO周航发布声明,称乐视挪用了易到的13亿资金,致使易到资金问题严重。这让贾跃亭的处境更加艰难,他唯一能求助的,只有张昭—影业是乐视七大子生态里唯一一个能持续赢利、不断供血的公司。张昭很纠结。他和黄紫燕、陈肃猜测未来的各种可能性:如果易到发生群体性事件,作为实际控制人的老贾是不是面临坐牢的危险?3个亿,对于乐视的资金漏洞而言,也许只是杯水车薪,但也有可能成为压倒贾跃亭的最后一根稻草。

为老贾考虑要借,可3亿也是影业账面上最后一笔现金流,借出去,公司下个月正常运转都成问题。借或不借,都会让一方陷入生死攸关的境地。

直到凌晨3点,张昭都没有吃晚饭,将近60个烟蒂堆在面前的烟灰缸里。“哎呦,他特别痛苦,特别痛苦,他觉得自己……你知道那种感觉吧,面对一个曾经对你很有帮助、很有支持,甚至有恩的一个人,但因为你要考虑未来更多、更大的责任,不得不拒绝的时候,那种劲儿特难受。”黄紫燕说。她既是张昭的下属,又是妻子,个性上几乎是张昭的反面,开朗、活泼,梳着精干的短发,非常健谈,“平常他一吵我,我会跟他抗衡一下。但那天,我没敢。”

整个晚上,张昭的手机持续不断地在响,打进来的电话有贾跃亭的,也有孙宏斌的。有些话,张昭不好意思说,就手指不停地打字回复。下午,孙宏斌发来一条微信,想阻止贾跃亭继续从影业拿钱。孙宏斌看好影业,这一点,张昭心里清楚。2017年1月,融创中国入股时,孙宏斌从乐视生态里选了三块“最值钱”的业务:乐视网、乐视致新和乐视影业。

张昭被推入了一条夹缝,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帮还是不帮,必须尽快做决定。

第二天一早,陈肃一到公司,直奔张昭的办公室:“最后怎么定了?”张昭整个人靠在椅子上,眼睛看向一边—“还是得借。”

借款的流程是贾跃亭与孙宏斌的融创协商,签订股权协议及还款承诺书,贾跃亭承诺在4月24日将这笔钱如数归还。理论上,股权可以在证券公司反复质押,乐视也曾多次这样操作,可这一次,收到还款后,上述公司并未立即快速放贷,这让贾跃亭在孙宏斌和张昭面前失信了。

这样的处境,是张昭没有料到的。2011年,在亮马桥的昆仑饭店,他第一次见到贾跃亭,双方聊了很久,相互欣赏。贾跃亭要做互联网公司,生态想法在那时已具备雏形,张昭也想借助互联网的力量,打造“中国迪士尼”,二人一拍即合。

张昭从零开始做乐视影业,贾跃亭给予他最大的自由度,并承诺影业未来会独立上市——这是张昭最看重的部分。当初他从一手创办的光线影业离开,最大的诱因是证监会要求光线影业并入光线传媒共同上市,“当初我说得很清楚,这是一家独立的公司,你并进去的话,我就没有办法按照产业发展来进行布局了。”

张昭感念这份“知遇之恩”,乐视影业是他第二次创业,也给他带来了事业第二春。两个人私交也不错,关系最好的几年,曾经一起在美国过年,还各自带着家人一起到三亚旅行。

正因为如此,时至今日,张昭都回避谈论和评价贾跃亭。《人物》第一次采访张昭时,曾试图让他从朋友的角度聊聊贾跃亭,他明确拒绝:“我觉得要把朋友不朋友放一边,还是那句话,乐视一定是一本教科书,你需要花时间去跟随,看它沉淀,不要因为一时一事给出很多结论。”他也从不否认生态的构想:“生态的梦想是没错的,但难度极高,处理好了也是九死一生。”

嗅觉

张昭早就隐约嗅到了危机,以一个商人的敏感。2016年,整个电影市场第二季度增速放缓,第三季度仍持续低迷,乐视大生态内部也发生着外人甚至大部分乐视员工不可察觉的变化。张昭一向对风险敏感,之前离开光线的选择被他形容为“避免成为盘中餐”:“如果是个鸡蛋,你从内部破壳而出,就是一只小鸡,新的生命;可如果别人把你敲碎,你就是一个蛋黄。电影行业过去有点像一个鸡蛋,看上去很美,但互联网一来了,这个太危险了,未来把它从外面打碎,你就变成盘中餐了。”

10月,他把原本入职互联网影视研究院的负责人叫到办公室,旁边是陈肃和分管人力资源的副总裁。此人拥有近10年的央视工作经验,曾供职于财经口,行业和人脉资源不错。张昭开门见山:“我觉得接下来公司会发生一些变化,很可能会遇到一些危机,我特别希望在这个危机中能够保护好公司核心的品牌资产。”他希望对方转岗,负责品牌公关工作。这位负责人回忆起,当时的张昭很忧虑,但是,“他可能没有想到会那么严重”。

事实上,没有任何人,包括张昭、孙宏斌,甚至贾跃亭自己在内,能预料到之后一年乐视遭遇的艰难。

仅仅一个月之后,贾跃亭的内部信公开承认乐视生态发展节奏过快,导致资金链断裂,后续融资能力有限。这封信将乐视和贾跃亭推到舆论前,成为话题旋涡的中心,大幅裁员、供应商讨债、股权结构变动……只要和乐视沾边的事,都轻松成为焦点。

火顺着生态的藤蔓蔓延,七个子生态里,影业的业务是最 独立的,被波及的速度也最慢,但影业也在想办法自保。年底,乐视影业的11部影片实现了“片片过亿”,这在影视市场低迷的2016年实属不易。张昭也特意接受了一个名为《十问张昭》的访谈,剪成了总计接近一小时的片子,这么长时间的采访,张昭很久没有做过了。

但影业很难独善其身。从成为乐视生态的一部分起,为生态负责,是张昭对贾跃亭的承诺。2014年,贾跃亭因故滞留香港,为了提振股价,乐视影业放弃独立上市,注入乐视网。这违背了贾跃亭最初的承诺。此后,谋求独立上市的计划,张昭不再提及,他的解释是:“坦率地讲,我们都在成长当中。”

那场危机渡过之后,2015年,乐视一路风生水起,影业也被带着加速向前。“能感觉到,那个时候乐视的光环非常大,大家都在‘生态化反’上很有热情,你好像也分不清,这是乐视的能力,还是乐视影业的能力,又或是你个人的能力,都分不清了。”现在回过头看,陈肃认为,“这三年里,本来影业是可以有自己独立道路的,但那时候,我们说要和乐视生态一起。”

2016年5月,乐视网宣布以98亿估值收购乐视影业全部股权,影业背负了三年的业绩对赌:承诺2016年、2017年、2018年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5.2亿元、7.3亿元和10.4亿元。

作为乐视几十个高管里企业管理经验最丰富的一个,张昭对怎么把控风险更有方法,这出自于长久的企业经历的训练,也和他的危机意识相关。“在烈火烹油时刻,也不会挣一个花仨”,黄紫燕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乐视影业在每一次或大或小的体系波动中始终维持稳定。但整个乐视体系在不断变动,集团整体战略非常不稳定,加之贾跃亭不断从乐视影业抽钱,张昭想要维持平静也很难。“这也是实话,虽然我在企业经营上是非常可控的,但我们是生态的一部分,我控制不了它的风险,实际上,它的风险最终爆发以后,对我这份职业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后来,张昭回忆说。他从业20年,遇到的困难很多,但从来没有这么棘手和艰难:“这个涉及到太多人,银行、股市、员工、合作者、股东、行业,这么多人……不确定性非常高,它不是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而是全部缠在一起。确实是好复杂,非常非常复杂。”

此后一年,融创入股,贾跃亭辞去董事长职位,赴美造车,国内业务留下一地鸡毛。曾经的乐视明星高管刘建宏、雷振剑、梁军相继离职,只有张昭还在。

有媒体将张昭解读为“乐视最后的守夜人”,但他自己并不喜欢这样的说法,这个标签让受惠于贾跃亭和孙宏斌的他处境变得微妙。也不是没有人劝过他离开,但他思来想去,觉得还是不能走。他记得,“当时我们做这个公司立下过宏愿,为了这个

宏愿,不管多困难,也要坚持。你作为一个公司的领袖,到底要为这个宏愿负多少责任,就是这些事。”张昭说,“我不认为我内心有这种时刻,觉得我可以找一个借口说,因为这不是我的问题,就可以放下这片该负的责任。”

从另一个维度来看,继续坚守乐视影业,对于张昭来说也可能是当时最好的选择。影业是他最后的阵地,也是底牌。他从不认为自己是“职业经理人”,他要做的是电影产业,只有留在这里,才意味着最大的控制权和自由度,拥有实现产业梦想的最大可能性—和贾跃亭一样,孙宏斌对于张昭的能力同样报以信任。

这是他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带着影业,蹚出泥潭。

至暗

现金为王,为了应对危机,张昭对影业经营层面上的把控越来越细。

为了确保资金链运转健康,几年前,张昭会每个月专门和财务总监开会过账。去年起,频率提升到每星期一次,细到财务报表上几万块的现金流都要追踪:什么时候进账,什么时候出账,这个星期账上多少钱,能不能从这儿挪到那儿,承诺片方的5000万是一次打完,还是先给500万再分批次给全。

资金紧张时,黄紫燕被张昭“逼着”去院线收账。到了对方公司,她坐着不肯走,放狠话:“不给钱我就死给你看。”两千多万,来来回回磨好多次,硬是把钱都要了回来。“以前我不干这事儿,还是要点脸嘛。”黄紫燕笑,“但那时候,他需要我冲锋在前,这种事儿给老张,老张不会干的。”

黄紫燕的妈妈,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三天两头给女儿转发乐视的负面新闻。2017年6月初,乐视被爆断缴员工社保。影业的多个项目也因为资金问题延期,主控的片子明显变少,实际业务量是前一年的一半。为了稳定团队,乐视影业保全了员工每个月的公积金和社保,但也不得不收紧经营,差旅标准降低—这些对张昭而言都是有形的压力。

整个公司沉浸在低气压里。为了向市场证明品牌价值,也为了提振士气,张昭决定在上海电影节期间召开一场发布会,他来主持并主讲,品牌公关团队紧密准备了三周,PPT内容一页页地过。

出发前,张昭和孙宏斌说了这件事。孙宏斌听完,主动提出去上海给影业站台。6月19日,包括郭敬明、李仁港在内的多位合作导演都来了,投资人也专门从各地飞到上海。孙宏斌坐在第一排,几乎全程在场,上台讲话时,也是惯常的“孙氏风格”,开口直白:“只要影业方向对,钱不是问题。”那一刻,台上的张昭情 绪突然触动,声音哽咽了—这是他绝无仅有的公开场合下的情绪暴露。

“实际上那个发布会,是我们想要挣脱出危机的一种方法,是一种求生方式。更多的是……你也不知道别人会不会认这个事儿。”孙宏斌的话,意味着双重认可,既是对张昭的产业构想给出肯定,也是对公司最棘手的资金问题给出保证。当晚,两人在融创位于上海的滨江壹号院别墅宴请了投资人。那顿晚饭,让张昭感受到一丝难得的轻松。

6·19之后,舆论对于乐视影业的质疑开始缓和,员工们也暂时松了口气。陈肃将这次发布会形容为“一次心脏起搏”。可实际上,困难还在后面排着队。乐视危机对品牌损伤带来的影响越来越严重。

他们听说,一个之前与乐视影业合作了四五年的伙伴,接触了其他影业公司,商谈合作事宜。初秋,张昭结束在香港的一次出差后,绕到深圳去那家公司拜访。饭桌上,他说话诚恳:我们的情况会逐渐好转,希望合作能够继续。在那个环境里,他必须主动争取机会。

一两个月后,黄紫燕和陈肃带着一个项目经理,从北京特地飞往深圳,做最后一次努力。全部计划陈述完,对方说:“哎呦,紫燕,你们提案特别好,我觉得你人也特别好,跟你合作特别高兴,但是你能不能让乐视网把欠我的钱先还了,我再跟你谈这个合作。”

“确确实实因为这些问题,你没有办法去解释,在人家心目中,你们都是一个姓嘛。”黄紫燕既沮丧又无奈,“这种压力特别特别多。还有一些签了约,马上要进行实际市场操作的项目,来找我说,我觉得你们要倒闭了,你们要死了。我想,这不还喘着气儿呢吗?但对方就是那副状态,那种不信任感,你会特别难受。”

这些事,黄紫燕并不会跟张昭说太多,她看得出对方内心已经很焦灼。那段时间,张昭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失眠的次数越来越多,床头的书一本也看不进去,黄紫燕在旁边,看着这个50多岁的男人,“在小书房里一圈一圈一圈,转啊转”。

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夜晚,凌晨3点,黄紫燕手机上弹出张昭的一条消息:“出来陪我待会儿。”她在楼道的台阶上找到了张昭。他闷声不响地抽烟,脚边堆了20多个烟头。“什么情况啊?”她问,张昭不说话。黄紫燕只好给自己也点了一根烟,坐到了旁边,默默陪着。凌晨6点,天亮了,烟盒空了,两个人拾起地上的烟头回家。

张昭说这是他去年一个标志性的场景。一向喜欢谈战略和未来的张昭,不愿意把那个时刻和具体某件事情联系起

来。他说,像四五点钟在楼道里抽烟这种情况,更多的是在琢磨自己。看着烟头在黑暗中一闪一闪的,“一个寻找自己内心力量的时刻”。

他的人生并不顺遂,也多有选择时刻,但确实“没这么难过”。他那天想的最多的还是,到底人生是选择对的事情还是合理的事情。在整个采访中,他一直在提“right”和“reasonable”。

在黄紫燕看来,她察觉到丈夫“心里头应该是搁了挺大一件事儿”。张昭一向淡定,相识11年,即便遇到危机,他也总是说:“这才多大点事儿啊。”把太太叫到身边陪伴,是前所未有的:“他从不在我面前示弱。”

那时已临近2017年11月,乐视影业的几个项目:张艺谋的《影》、李仁港的《刺局》、郭敬明的《爵迹2》,都在制作过程中,徐克的《奇门遁甲》也面临宣传,个个都等着用钱。贾跃亭从影业拿走的钱数额共计17亿,巨大的资金缺口,公司陷入危局,员工们心里也没底。大家都看得出张昭的焦虑。走在公司里,他不会像以往那样和人打招呼、说笑了,人也迅速变瘦,衰老了许多。

黄紫燕试图用玩笑化解丈夫的苦闷, “不干了行吗?你先歇着,我养活你们爷

儿仨。”

光亮

光亮出现在11月。孙宏斌和张昭聊到了增资,并计划召开一次内部融资会。影视圈里的明星股东是张昭亲自一个个打电话沟通的。电话一接通,对面第一句话:“哎呦,终于接到你的电话了。”他知道,这一年,这些人心里也不好过。

11月26日,内融会在乐视影业的大办公室召开,一张长桌子,坐了40多个人,每个股东都到了。张昭走进去,整个屋子都“热气腾腾”的,像是最后一场考试,关乎生死,他心里紧张,也没有底气。

会议分成三轮进行,第一轮,张昭把上海电影节上陈述的“IP垂直生态理论”又拿出来讲了一遍,公司未来计划和前景也亮了出来。第二轮,股东提问,更多的还是乐视的问题。“当然我也觉得很奇怪,一说到影业都没问题,是乐视有问题,可为什么就变成影业的问题?”张昭苦笑,“这么多年了,大家还不了解我?非常了解我,但是在大乐视的漩涡里面,大家看不清。”

僵局最终被孙宏斌打破,他站起来表态支持。股东们的话锋这才开始转变。张昭稍稍缓了口气,说:“你们还是要相信两点,第一,相信我们乐视影业,明确我们的价值,团队都在,孙宏斌也在,那你们还在不在?如果你们在,所有边际条件的变化,我们都有应对的策略。第二,我希望大家明确的是,我们有足够的隔离,隔离这个承诺是基本上的承诺……现在如果大股东支持我们,那就终止、剥离好了。”讲完这些,张昭不说话了,股东们开始相互讨论。

这一次,张昭展示了自己断臂的决心。他决定降低乐视影业的估值,“那时候估值多少都不重要了,我说,你们定吧,定成什么样我都接受……真的是归零了,这一定是归零的,解不开这个事儿,资金问题解决不了,合作关系解决不了,市场信誉恢复不了,逐渐逐渐大家都是零了,你别老想着你还是100亿,降下来之后,还有生机。”

最终的结果是,90%的股东同意增资,乐视影业估值从98亿降为30亿,公司名称改为“新乐视文娱”,与大乐视做区隔。从会议室走出来那一刻,张昭有点恍惚,好像黑暗里终于看到了一点光亮,“就像电影《至暗时刻》,丘吉尔在地铁里跟英国的民众聊天,然后再回到下议院时的那个心情,挺像的。”

他那天想的最多的还是,到底人生是选择合理的事情还是对的事情。

他说。

增资方案确定后,影业公关部邀请了少数几家媒体参加张昭的一个私人饭局,到场的记者记得,席间,张昭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以前经常需要乐视影业救主,现在不需要,也救不了了。”

3月,北京开始回暖。张昭公开了一封内部信,宣布“新乐视文娱”正式更名为“乐创文娱”,获得了融创中国及其他股东10亿增资后,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变成了融创中国。原属于乐视控股的股权将以转让、拍卖等方式逐步处理——这标志着张昭带着整个公司,正式与乐视剥离。

张昭把过去一年的经历形容为“至暗时刻”,能够从黑暗中走出来,一面源于一路下来,自己对经营的风险控制得比较好,免于跟整个体系一起崩塌;另一面,张昭觉得自己做到了“忘我”,在“忘我”中做了“对”的选择。话听着有点绕,他解释说,“对”的选择就是要回到事物的原点,要想一下自己一开始是为了什么才选择了这条道路。

张昭所指的原点,是他要构建的电影产业。“要把我放到电影产业里去看,而不是从企业的角度看。”对他的几次采访里,他都反复提及这一点。有这样一个细节,第31届金鸡奖颁

奖期间,张昭和影业的品牌总经理一起到呼和浩特出差,飞机落地已接近半夜,张昭觉得有点饿,拉着她在酒店门口的小摊上叫了两碗饸饹面。

已经是深夜11点45分,12点小摊就要打烊了。张昭就着10块钱一碗的饸饹面跟她说,“你看现在吃这一碗面,其实就挺幸福了,其他都是身外之物。但是你得想清楚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追求的东西是什么?”说着说着,他又眉飞色舞地讲起电影行业的未来。

“就在那么一个黑乎乎的面馆,老板在一旁昏昏欲睡,他在那儿讲中国内容产业的未来,我觉得这一年发生的事情没有影响他的内心。”

未来

至暗时刻过后,张昭变得柔软了。有和他相熟的媒体人感受到这种变化:“以前(他是)特别端着的一个人,也特把自己当回事儿,大老板嘛,电影圈里都抢着要他。和他聊天,你总觉得他认为你什么都不懂,那种感觉很不舒服。现在,他能照顾到别人的情绪了。”这种改变对他来说并不容易。张昭是几大影业公司里唯一一个受过专业系统性电影教育的掌门人,在香港导演李仁港看来,张昭也是如今电影市场圈子里为数不多“真正懂电影的老板”。两人都热衷于玩的一个游戏是:一人说情节,一人猜名字,比谁看的电影多。有一次两人聊起一部非常小众的电影《大亨游戏》,李仁港身边几乎没有人看过,张昭说他看过,还说那位导演原本是百老汇的,后来自己出来拍电影。这个幕后故事李仁港并不知道,“那天我蛮惊讶的,一个真正喜欢电影的人才会记得。”

这种真正的喜欢在张昭年少时就显露痕迹。尽管出生于干部家庭,父亲是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研究专家,但考大学时,他不顾父母反对,报考了军艺导演系,被父亲知道后硬是给拽回复旦读计算机。那期间,他加入话剧社、去电视台主持节目、组织学生活动,原本“一路都是精英路线”,可在30岁之前,他意外经受了人生的巨大考验—80年代末,父母双双因病去世。

张昭决心离开,去美国读哲学。在纽约大学读了半年后,张昭还是把专业转成了电影制作。就读期间,他拍摄的短片《木与词》获得了学生奥斯卡奖,并因此拿到一张美国绿卡。

回国后,他第一份职业也是电影导演,后来才转型为产业人,“过去我们是立志要造车的,回来一看发现根本没有路,那你造一跑车干嘛呢?”他要做修路人,把渠道、发行、宣传等内容做好,修一条电影产业的路。

遇到贾跃亭之前,张昭已经是光线影业总裁,建立起完备 的地网推广模式,助力这家公司跻身行业前列。身处商业之中,他的身份是个商人,可在行事风格上又不同于广泛意义上的商人—他不善社交,从不喝酒,并始终觉得自己是个电影人。因为在电影艺术性上有审美,也颇得导演和艺术家们的信任。

或许正是因为对自己专业能力的自信,刚创业时,在公司战略层面上,张昭是激进的,他十分强势,一门心思只往前冲,大家必须听他的。执行层员工常常跟不上他的思路,中高层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把老张的话翻译出来”,把那些偏产业、偏宏观、飘着的想法变成具体可执行的方案。

另一方面他在细节上的把控也是惊人的。每一个重点项目的剧本,张昭都会一页页过台词,他不太用电脑,直接在纸上做详细标注。某个剧本曾经前后改了22稿,每一个版本他都亲自过目,在精力上,又被细节过度拖累。他觉得乐视这件事情给了他很多反思。开会时,他不再是最先发言、说得最多的人,而是叫年轻人先说,自己再做最后总结。明显的,他咆哮的时刻少了。他也会从乐视的问题上反思影业的问题,甚至觉得过去一年发生的风波也是好事,至少整个团队被砺炼得更成熟了。就像孙宏斌和他开的那个玩笑:乐视的事情,相当于上了10个哈佛。

但不可回避的是,过去一年对整个影业来说,是业务上浪费掉的一年,错失了很多机会,且“短期来看,我们可能是唯一一个影视内容这块还没有明确的总计划的公司。”张昭说。摆在他眼前的是一个刚经历过弹雨的战场,遗留问题必须尽快清理掉:十七八亿的欠款要继续追讨,还要通过资本把公司的股权结构变过来,以支撑到乐创文娱在商业模式上的升级。

能支持他继续走下去的,其实还是坐在黑暗的楼梯间抽烟时他想到的那些:

去美国前,父母已经去世,他颇有去国离家之感。临行前,同学们送给他四只大号旅行箱,他把家里几乎所有的物件儿:电饭煲、坛坛罐罐,能拿的都塞进了箱子。去香港转机,过罗湖海关时,皮箱的扣子松动,里面的七零八碎“哗啦啦”掉了一地,张昭逐一捡起,心里涌出一股悲凉:那是一场没有归途的离开。

到了美国的一个下午,他从学校领了一大堆新教材回住处,租来的卧室很小,一张床,旁边是简易衣橱,门只能推开一半,再侧身进来,门一关,坐在地毯上,膝盖正好顶住了门。他把手上的书打开,是《电影导演1》,第一页是空白,那张空白页,张昭盯着看了很久很久,“仿佛过去所有经历过的苦难一下子都抹掉了”。

“我觉得,自己进入了一片净土。”张昭说,“从此,再没有你需要苦恼的时候了,这就是你生活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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