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复数的自己

Sanlian shenghuo zhoukan - - 书与人 - ——专访平野启一郎记者孙若茜

三联生活周刊:从《日蚀》开始,你一直在书写不同风格的作品,其中也包括很多实验性的尝试,在这当中,什么是你一以贯之,甚至可能会在将来的作品中持续讨论的问题?

平野启一郎:对我来说,“我是谁”这个问题很重要。每一个现代人都面对这样的问题:成为一个怎样的自己,怎样才能做真正的自己?所以我引入了“分人主义”的概念。这个概念是我从欧洲近代的一个哲学概念中阐发出来的,是对一个人的生存价值,以及一个人如何才能做自己的一种现代性的阐释。它基本上就是我创作的中心。

三联生活周刊:能不能简单解释一下这个概念?

平野启一郎:“个人是不可分的”这个理念,是近代社会的基础。但是现代社会人们为了跟不同的人产生交际关系,就会产生很多个“自己”存在,一般人认为这是一个人的不同的表面,是分裂出的不同面孔,但我并不这样认为。我认为,人们有“复数的自己”,对于亲人、恋人、上司等等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自己”都是真正的自己。复数的自己可以在社会的变化中更好地生存。人们经常是通过复数的自己来做不同的事情,这样即使一个做不成,另一个可以做成,还是可以实现自己。

过去那种以“个人”为中心的创作观在我看来需要一些改变,我想要创造一个偏“分人主义”的世界。人最早从猿,四只脚,变为人,两只脚,这种历史过程固然是不能改变的,但当我们面对接下来的社会时,却可以使用“分人”这个概念。因此,在 30岁左右的时候,我以此为中心写了一些小说。直到最近的作品《剧演的终章》,里面虽然没有直接用“分人”这个词,但这个概念依然始终作为背景存在。

三联生活周刊:在早期阶段的作品《日蚀》《一月物语》里面,想要表达的也是“分人主义”吗?似乎那个时候你还没有明确地提出这个概念。

平野启一郎:与其说我是想要以小说形式来表现它,不如说是通过小说一直在进行思考。早期的作品虽然还没有完全形成这个概念,但那时已经开始思考“我是谁”,对个体而言,“自己”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所以,是已经在酝酿这个想法了。

《日蚀》的背景设定在欧洲文艺复兴前夕,里面谈到人与神、人与社会的关系变化,以及怎样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一月物语》是将个人投入神秘主义的背景之中,从日本的角度重新看待人与神的关系。欧洲的个人观念源自一神教,人们需要以统一的自己去面对仅有一位的神灵,到了近现代社会,有关个人的思潮开始萌芽,神消失了,统一的自我分裂产生出复数的“自己”。“分人主义”实际上就建立在这种转变过程中,它对应的就是我所设定的小说的时代背景。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最初的几部作品都将背景设置在法国,是有什么特殊的情结么?

平野启一郎:我十几岁的时候就非常喜欢三岛由纪夫,而他创作的主要灵感来源就是德国、法国和俄国的文学。为了更深入地读他的作品,我慢慢地接触了欧洲的文学作品,其中特别喜欢19 世纪的法国文学。相比读一些身边的文学作品,读法国文学的时候,我才能感觉到真正的自己,也比较向往那种文学风格。虽然物理上,我的身体是在日本九州长大的,但精神上,我其实是受到以法国为代表的外国文学的影响。所以在写《日蚀》的时候,就以法国为背景了。另外,日本近代以来受到欧洲的影响非常深刻,欧洲作品在日本的出版也比较强盛,可以经常读到,因此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三联生活周刊:有评论说《日蚀》不像日本作家的作品,更像是欧洲人写的。这不光是因为背景、人物的设定,还因为你文体的选择。

平野启一郎:用日常的普通文体,好像不太符合我想要反映的风格,我觉得应该以一种稍微有点艰涩,或者说特别一点的文体和语汇来描绘我的作

“过去那种以‘个人’为中心的创作观在我看来需要一些改变,我想要创造一个偏‘分人主义’的世界。”

品。虽然日常的文风和写法,有时也会让人有一些深刻和丰富的体验,但我希望还能超越这样的体验。20 世纪 90年代的日本,很多作家用日常的文风写作,读过之后我觉得刺激不够,好像不太能得到满足。而那个时期,我更侧重于“自己想如何写”,所以就用了不太一样的风格,至于读者能不能接受,当时都没有考虑。

三联生活周刊:在小说中插入空白页又是想表达什么呢?

平野启一郎:小说的背景定位在中世纪末期,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当时在人和神之间,神比较重要。人会接受到像“神谕”这样一种绝对存在的概念。神秘主义会营造出各种各样的体验,从某种意义上,我其实是为了那两页空白,才写这篇小说的。我经常想要在作品里实现一种用语言不可能完成的语言,当一些内容不能通过语言很好地表达出来的时候,就用一些别的方式来实现传达,这也是我创作的一个非常大的动机。

三联生活周刊:虽然你的很多作品还没有被翻译成中文,但是你所作的大量实验性的写作,我们也有所耳闻。这么做的初衷是什么?不会只是一种对独特性的追求吧?

平野启一郎:其实还是为了尝试去更好地处理现代的人和社会的关系。社会不停地发展,且越来越快,90年代以后互联网兴起,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变得非常近。19、20世纪作家传统的写作方式不会去考虑这些当时尚未出现的问题和情况,而现在,作家和读者都需要一种崭新的书写和思考方式。当然,也有些作家不太愿意去认识新的变化,还是觉得 19世纪的文体很好,这当然也可以。但继续写下去,他们很有可能会发现越来越不顺畅,因为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文学虽然有一个非常深厚的传统,可以去追溯之前的历史,也可以创造一些新的东西,然后它很快又成为历史,这是一个越来越完善的过程,但与其不停地去追溯历史,还不如更注重现在的人是怎么生活的,现在的文学应该怎么去写。实际上,光是我自己去写,还不能完成实验,只有作品发表之后, 将读者的反馈回收形成最终的结果,才是一个完整的实验。

三联生活周刊:但如今,你的作品已经逐渐脱离实验性,走向通俗易懂。这又是为什么?是考虑到读者的反馈了吗?听说读者的群体真的比以前规模更大了。

平野启一郎:最近写的长篇小说变得比较通俗,其实也是多亏了之前做的那些实验,这也是一部分实验成果。经过那些实验,我觉得“有趣”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什么是有趣的,什么不是有趣的,这一个很深奥的哲学问题,我现在在非常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所以写的时候会偏向通俗易懂,为了让人读到之后觉得有趣。读者比以前规模大,可能也和我还在玩儿音乐,开过很多现场的摇滚音乐会有关。

三联生活周刊:对你来说,在这个让写作走向通俗的过程里,需要警惕自己的作品从“纯文学”走向“大众文学”吗?

平野启一郎:“有趣”很重要,但不能单纯为了有趣。我个人理解的有趣,可能偏向于认知科学方面的理论,也要将它放在一个哲学范畴、分人主义的范畴里面去解决。我在考虑“分人主义”的时候,关键还是希望能探索和解决人在这个社会上应该怎么活的问题,我希望读者在读过我的作品之后,能够获得一些想法,比如我应该这样活,或应该那样活。我觉得读者多了并不意味着倾向于通俗文学。

平野启一郎的小说《一月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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