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风:“互助的本质是自助”

Sanlian shenghuo zhoukan - - 目录 -

34岁的长风今年在忙一件事,6月份他刚刚完成公益组织心晴心理健康服务中心的注册手续。我见到他的时候,“心晴”的公益社交互动平台 APP“心心相医”已经进入了上线审核的最后阶段。在抑郁症“郁友”的圈子里,长风是个传奇式的人物。

2003年,正在上大学的长风在网上搜索“自杀”,却被“阳光工程爱心行动”的互助论坛吸引了过去。“阳光工程”是 2000年北京大学学生李宁忠发起的国内第一个抗击抑郁症的公益组织。从那一天起, 长风发现,自己并不孤独。他扎进论坛里,先是为了抱团取暖,后来开始管理版务,设计论坛内容,召集全国各地的郁友组织线下聚会活动。从抑郁症患者到“康复者”,长风再也没有离开过抑郁症互助的圈子。回顾将近20年的抗抑郁历程,长风的感受是:所有的互助归根结底在于自助。

2014年,在完成了人生的两件大事结婚和买房以后,我把9年的外企工作辞掉了,专职投入抗抑郁症的公益事业。这个选择和高尚无关,是命中注定,如果不是参与抑郁症的互助,我不可能走出来。

抑郁症患者的痛苦很难被正常人理解。我6 岁开始受焦虑的困扰。说不清从何而来,一种对死亡

的恐惧常常让我惊恐发作,全身抽搐,在濒死感中挣扎。初中二年级,我因为焦虑出冷汗,精神恍惚,出现了类似哮喘的症状。高考临考前的两个月,我严重失眠,免疫系统垮了,不停地生病。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2000年的大学新生军训。军训的时候夜里常常紧急集合,我住五楼,还是小班长,根本无法入睡。人形容失眠,说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那一点不夸张。

事实上,“痛苦”二字并不足以形容掉入抑郁症谷底的感受。你觉得痛苦,意味着你还能感知,能比较,能判断。我觉得“失控”这个词更准确。上大学不久,我就因为抑郁症出现自杀念头休学了一年。在那一年里,我常常三四天不吃饭,一天不喝水,有时候,上厕所的生理需求也无法让我从床上爬起来,只能在床上解决。回到学校以后,我曾经完全无法以常人逻辑来判断人际关系,因为怀疑宿舍舍友背地里说我坏话,把所有人的东西都扔在了地上。我更加无法抑制自己头脑中的自杀念头。我试过攒安眠药,认真策划过跳火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身边建筑的结构都很了解,上楼顶不下 100次,派出所的同志都认识我。

现在很多朋友会说我的状态比没有得抑郁症的人更积极。郁友们喜欢向我来讨教经验。最常见的问题是该不该吃药。我建议大家遵医嘱服药。可有的人会反问 :“你不是吃药好的,为什么要让我吃药?”大家总希望我回答他们:“我该怎么办?”问题在于,抑郁症患者之间的个体差异太大了,没有人能够复制别人的成功经验。一个例子是,我从2013年开始长跑,每天风雨无阻跑步 10 公里。跑步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调节方式。运动在治疗抑郁症中的作用也已经被医学研究证实。但是我能说跑步就一定能治疗你的抑郁症吗?首先,抑郁症的症状之一就是缺乏行动力,你的病情能够支持你开始行动吗?当你能够行动的时候,你有足够的意志力坚持下去吗?这里面还有一个性格和志趣的因素。我接触的抑郁症患者里面,有人发现写作有疗愈作用,还有人觉得做家务也有帮助。关键不在于采用哪一种具体的方式,而在于找到真正适合你的方式。

我在治疗抑郁症的过程中走过很多弯路,做过很多尝试。2000年那会儿,“抑郁症“还是个不太为人所知的名词。大学休学之前,我的焦虑症状一直被误认为是身体弱。休学期间,父母带我去医院 检查,去的不是精神科,查的项目是CT,吃的药物是维生素。因为查不出原因,有病乱投医,我还吃过朱砂,避邪。我确诊抑郁症是2001 年。在那以后,除了开颅手术和电击,所有方法我都尝试过。

我先后吃过四五十种药,但我的身体对药物并不敏感。一个负责任的精神科医生会告诉你,药物发挥作用的概率是60% 至70%(注:在我们的采访中,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杨甫德指出药物有效率是30%到60%),所谓发挥作用,就是能让你的症状有所改善,并不意味着能治愈。刚毕业那会儿,我也投入了大量金钱和时间接受心理咨询,有有效的,也有没效果的。

2003年进入“阳光工程爱心行动”的互助论坛的时候,我并没有什么公益意识,与其说是帮助别人,不如说是自己的需求。通过论坛上的交流,我意识到我不是一个人,我看到有些抑郁症患者能够从疾病中康复过来。2004年下半年开始,我在全国举办郁友们的聚会。最早发起的线下聚会目的也很单纯,大家希望能够见见面,随意分享一些东西。深陷抑郁症困扰中的人是很脆弱的,没有能力去伪装自己。在这些聚会中,我们交流过很多心里话,我也找到了很多知己。但是我们也不能夸大互助交流的作用,它可能可以给你提供一种支持。在和抑郁抗争的过程中,真正能救你的不是别人,关键在于是不是有强烈的自我意愿去改变、去自救。我这个人性格中积极与悲观并行,存在有毅力不服输的一面。而我的另一个动力来自我的父母。大学期间是我患抑郁症最严重的时期。我的父母一面要为我的病担忧,一面要承担周围的流言蜚语。休学期间,我母亲每天在家照顾我,天天以泪洗面。复学之后,父亲为我停止了工作,陪着我把大学读完。我亲眼看到父亲“一夜白头”。这些爱让我一直很自责,也给了我自我拯救的动力。

在我看来,与抑郁症的斗争是一场“修行”,这场修行既是行动上的,也是精神上的。我一直拒

事实上,“痛苦”二字并不足以形容掉入抑郁症谷底的感受。你觉得痛苦,意味着你还能感知,能比较,能判断。我觉得“失控”这个词更准确。

绝因为抑郁症而脱离正常的生活。大学是我最痛苦的几年,因为抑郁,大学四年我有三分之一的课程因不及格需要补考,但我坚持拿到了毕业证和学位证。2014年专职公益之前,我坚持了9年的外企工作。我常说,如果我没有从 2003年开始从事抑郁症互助,我的病不会好起来。我把自己的大量精力倾注在了互助工作上,对我而言,这不仅仅是助人,而是给自己对抗抑郁寻找了一个重要的支点。这些行动尽管艰难,但它们让我没有与社会脱轨。我发现,即使是作为一名抑郁症患者,我依然可以有一个正常的生活。

这些年来,我在精神上也在不断重新认识自己,思考和处理我和抑郁的关系。2007年我做个大手术。6小时的手术后,我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身上的插管让我难受极了,我甚至动手拔掉了胃管。也就是这次手术,让我对死亡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和新的体验:我意识到,有些痛苦是客观存在的,比如肉体的痛苦,而有些痛苦是主观的,如果它们只存在于我的脑海中,我是不是可以用意志去克服它们?我反思了这么多年反反复复的自杀尝试。2006年的一天夜晚,我曾经站在30层高的写字楼楼顶上。在决定跳下去之前,我给父亲打了个电话。我叫爸爸照顾好妈妈,我说我实在熬不下去,对不起。挂电话后几分钟,在写字楼的两个同事突然跑上楼顶,是我爸打电话向他们求救的。一会儿,警察、领导,都来了。回过头去想想:给父亲的那个电话,到底是想诀别,还是潜意识里的求救?我意识到,即使在最后一秒钟,我也还有求生的希望或者说本能。想明白这些,2007年出院以后,我再也没有了自杀的念头。

再后来那些年里,我越来越能够直面抑郁,不再恐惧它。我以前经常组织郁友活动,每个人都说自己是最痛苦的。我开玩笑说,这个东西没有奥运会项目,没法比较。有些人还说:“抑郁症比癌症更痛苦。”不断谈论自己的痛苦是不是也很可能是一种 逃避? 7年前,我父亲患上了癌症。我亲眼见证了他和癌症的对抗。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从来没有害怕过死亡,在每一天的生活里,我从未发现他陷入过恐惧。现在,父亲的癌症已经复发三次,他依然按照多年来的老习惯,每天走10公里。从前,我曾经特别害怕父亲哪一天会不在了,但慢慢地,从他身上,我学会把这种恐惧也放下了:因为我发现生命的长度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当下的每一天都享受了生活。

很多郁友都有一种想法,他们说 :“要是能够回到生病以前的状态就好了。”我就问:“你怎么知道生病以前的状态是最好的呢?如果不是因为以前的状态有问题,你会得抑郁症吗?”在我看来,“回到从前”是一个伪命题,克服抑郁要的是成长而不是回退。

我的生活彻底因为抑郁症而改变了。我找到了自己愿意从事一辈子的事业,我学会了用一种更积极的态度去生活。但我并不会因此为抑郁症唱赞歌,苦难本身不值得赞美。毫无疑问,抑郁症是敌人。但是我们怎么去面对敌人,我们一定要杀死它吗?有些时候,你真的干不掉你的敌人,这就是事实,干不掉它的时候,你能不能和它相处?和它友好相处就是一种软弱吗?两千年前《孙子兵法》就说了: “不战而屈人之兵。”肉体上消灭敌人并不是唯一且最好的方式。

2012年以后,我的抑郁症症状基本控制住了,但我很少用“康复”这个词。对于抑郁症患者而言,一个巨大的不幸是这种疾病的复发率很高,它可能会一辈子和你如影随形。直到今天,我依然会有惊恐发作的时候,我依然会焦虑。有一次比较严重的时候,我跑着步,突然眼睛就看不见了。但这并不重要,因为我能驾驭这些感受,而不是被它所驾驭。我会反思和觉察自己的情绪,比如我语速比较快的时候,我会想想是不是因为焦虑了?如果真的是焦虑,我已经摸索出了一套对抗它的方式。

现在的我在生活中除了抑郁症还有许多东西。我爱长跑,一年可以跑很多个马拉松。我喜欢旅游,有一帮无话不谈的驴友朋友。我还有我的事业。2014年,我在北京幸运地找到我的灵魂伴侣。我的妻子、我的爱人懂得倾听与共情,她是我抗郁路上最重要的支点。结婚后,我的很多症状渐渐消失,我越来越懂得活在当下,享受幸福。爱,永远是最强大的生存力量。

毫无疑问,抑郁症是敌人。但是我们怎么去面对敌人,我们一定要杀死它吗?有些时候,你真的干不掉你的敌人,这就是事实,干不掉它的时候,你能不能和它相处?

“同伴互助会是一种支持性手段,但绝对不能代替治疗。”

美国执业心理咨询师陈兑在加州湾区工作。在她所在的地区,推动同伴支持的主要组织是美国全国精神疾病联盟(NAMI)。NAMI提供包括抑郁症知识课程、家属课程在内的一整套支持性服务。在NAMI的同伴支持小组,要成为活动组织者必须有推荐人,需要提交申请,接受专业的评估,在确认情况稳定的情况下,接受临床治疗师和其他互助活动组织者的培训。而所有的培训课程内容都要有医学研究做支持。特别明确的一点是:同伴互助会是一种支持性手段,但绝对不能代替治疗。

作为心理咨询师,陈兑会组织病人进行团体治疗。这种团体治疗和同伴互助会表面上看起来有相似之处,但后者才是真正的治疗手段。在美国,团体治疗通常以认知行为疗法为纲领,含有行为干预、认知改变、关系重建等干预技巧。

与同伴支持小组的随意性相比,咨询师带领的团体治疗,其成员构成、组织频率和时长都是固定的,咨询师会按照病人的“水平”(level)来组建团体,确保每个病人的病情严重情况相仿,都能够理解交流的内容。同时,咨询师会非常了解每一个病人的情况。每一次团体治疗,陈兑都会在开始之前强调几点内容:

第一,治疗过程中谈话内容有绝对的保密性,我们所谈的一切都要“留在房间里”(stay in this room)。第二,如果一位组员希望和另一个组员就一个话题进行会后的讨论,则必须征得后者的同意。这两点都是为了建立团队每一位成员的安全感,这对治疗的成败非常重要。第三,我会让大家讨论什么是尊重,一般大家都会通过发言形成这些共识:每个人都有权利持有不同的观点,不应当因观点不同遭到轻视,不要评判他人,他人发言时不要插话等等。这能够使一个小组形成组织黏性,让组员觉得这是一团体。第四,我会告诉大家,我是一个义务报告者,如果咨询师发现团队中的成员有自杀倾向,我有义务向相关机构报告。第五,如果有人希望能够和咨询师单独交流,那么可以在团队会后进 行,在会上,每一个人所能占用的时间是平均的。

作为心理咨询师,陈兑观察每一位患者的情况,还会为精神科医生的治疗提供信息。在美国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师形成了分工合作的关系。精神科医生有处方权,但大多数情况不从事谈话治疗。一般来说精神科医生接诊一个病人的时间不超过15分钟。而心理咨询师只通过谈话治疗、身心治疗等多种方式从事心理治疗,无权谈论患者是否应当服药、应该如何服药。作为心理咨询师,陈兑会在她认为需要的时候告诉患者:“我这里有一位精神科医生的联系方式,我建议你去他/她那里看看。”而大部分精神科医生也会向患者推荐心理咨询师。美国患者的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师一般都处于一个健康保险网络中。在患者授权的情况下,两者之间经常交流。这种交流对于治疗非常重要。比如当患者的用药需要调整的时候,精神科医生会向心理咨询师了解患者的情况,以进行评估。同时,在谈话治疗的过程中,如果有患者谈到服药的情况,比如说他/她并没有遵照医嘱服药,心理咨询师也会向精神科医生及时反映这一情况。

2000年北京大学学生李宁忠发起的国内第一个抗击抑郁症的公益组织“阳光工程”,“阳光工程爱心行动”的网络论坛是国内最早出现的互助组织。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国内相继出现了许多线下见面聚会形式的同伴支持小组,但这些组织的运转并不十分理想。从事多年互助工作的长风和抑郁症公益组织尚善公益基金会上海办事处负责人的林优都坦言,同伴支持小组能够帮助抑郁症患者减少病耻感,获得抱团取暖的支持,但并不总像看上去那么美好。长风注意到,组织一场良好的同伴支持小组活动对组织者的要求很高,他需要能够体察和照顾到每一位与会者的情绪。而组织不善的互助会很可能会产生负面效果:比如由于参加聚会的成员病情差别很大,一些患者可能会因为意识到自己的情况比其他人更严重而加重心理负担;一些患者也可能因为无法与其他陌生病友顺利沟通而倍感疏远。

现在国内的抑郁症同伴支持小组大多借鉴了美国抑郁与双相情绪障碍支持联盟(DBSA)和美国全国精神疾病联盟(NAMI)的同伴支持小组规则,但无论是 DBSA 还是 NAMI都有一整套严格规范的体系。中国的抑郁症互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苏西和女儿一起做烘焙。苏西是三届奥运会选手,也是作家和律师,在家人和朋友的支持下通过互助分享调节方式康复

Newspapers in Chinese (Simplified)

Newspapers from China

© PressReader.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