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细

作者简介: 王甜,女,四川渠县人,1998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同年入伍,现为战旗文工团创作室创作员。已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评论及报告文学多篇,出版小说集《火车开过冬季》《毕业式》、纪实散文集《被一粒硝烟洞穿》和长篇小说《同袍》。曾获人民文学新人奖、全军文艺新作品奖、全军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奖、四川省文学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高研班学员。

Sichuan Literature - - 【短篇小说】 - 王 甜

那天本来不该我值班。但是,张二妹一早起来就拉肚子,每隔一袋烟的时间就跑一趟茅房,还哎哟哎哟叫唤个不停;而她那张四方脸啊,灰得像三十年没修补过的泥墙。当她跟一袋沙土似的在墙根耷拉下去时,队长的眉毛就低下去一截了。他每次想叹气又不愿被人看出来,就会是这个样子。是嘛,卫生队的人自己生病了,如果不及时医治好,总是有些讽刺的。队长皱着眉头,吩咐另一个卫生员给张二妹拣副草药熬。回头又对我说:看样子她一时半会儿也好不了,你就替她把班值了吧!

他的口气假装随意,但那仍然是命令,暗示我不得不服从。回头说起来他还没有领导架子,安排工作都是商量的口气。队长最厉害的就是这招。

我只好匆匆梳了梳头发,扎好两条小辫,接着把登记簿打开,在值班员那栏把“张二妹”划掉,改成我自己的名字。其实值班也没有什么,我并不讨厌值班。我们卫生队的伤员不多,撤退的时候,重伤员都托付给当地老乡了,能跟着部队撤出来的,都是腿脚还便利的,有的头上裹着纱布,有的胳膊绑着绷带,每天对着泥巴地面发呆,或者绕着院墙走几圈。我只需要按时给他们换换药就可以了。

但那天合该有事。从昨半夜就冒起来的寒气,到 大上午了还没消停,墙头的草都像牲口警觉的细毛,微微地打颤。有两个伤员轮流到院子里去观望,抬头望了许久都望不出个名堂,总是埋下头,佝了背沮丧地回来。都在等太阳,太阳出来才会暖和起来。

队长带了两个卫生员去东沟村领医疗补给了,估计要傍晚回来。他们刚走,三营的通信员就来了,一跃进院门就急吼吼地喊:队长!队长!

我迎上去,告诉他队长领补给去了,通信员就挂出一副倒霉表情,说营长从一匹马上摔下来,腿受伤了,旁边的人要抬他走,但一碰到伤腿他就喊疼。有个干部说这样子不能抬,随意搬动会加重伤情,得叫卫生队的人来。

这么着,队里留守的秦医生带了一个卫生员,急匆匆地跟着那个通信员走了。他们背着医药箱从院门一闪而过的时候,我只是朝阴冷的院子投去惆怅的一瞥。他们这一走,卫生队除了伤病员,只有我和张二妹两个卫生员了——而严格说来,她现在也成了伤病员,那么,就只剩我一个人了。

其实这算什么呢?在卫生队,只剩个值班的在队里守着,稀松平常啊。谁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当——如果没有遇到后面那件事的话。

那时候太阳还没有出来。太阳,太阳,唯一重要

的是太阳。因为给养不足,一屋的伤病员,并没有因为伤病就获得被装上的优待,衣服照样单薄,比别人多一点的似乎只有裹在身体不同部位的纱布。他们瑟瑟发抖,像猫一样蜷缩。

“屋后有柴禾。好大一摞,我看见的。”一个脸色发青的伤员说。他躺在床上,被子里的身体也掩不住颤抖,说话时嘴唇像不受控制一般,随时上下抽动。

我没搭话。队长早就警告过,周围情况复杂,不能随便烧火。有火就有烟,等于将“这里有人驻扎”的信息广为传播。那个伤员当然明白这点,他也就是口头上过过瘾,画饼充饥。我都习惯了。

我把院门给闩上了,着实也是心里发虚。今天太安静了,天地间无声无息的,像是一间偌大的手术室。太阳老不出来。

院门闩上不一会儿,门外便起了动静。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说话声,紧接着有人拍院门,啪啪啪,啪啪啪,像是克制着力气在拍,但在安静的空气里,拍门声凝重又清晰,无端地给人紧张感。我跑过去隔着院门问是谁,外面说“七连的”,“找冯队长”。

拉开院门,外面站着几个我们部队的人,一脸重大事项的表情。看他们寻找的神情,我说,冯队领补给去了,要傍晚才回来。打头一个满脸胡茬的人便一边问“现在负责的是谁”,一边抬腿进了院子,到屋里去巡视了一圈。

配合着他的行动,我跟在他后面,回答说,秦医生去三营了,现在只有我在值班。

“就你?”他猛地转过身来,这才发现我似的,将我从头到脚粗暴地打量一番,半晌没说话。但他的眼光直接甩出了口上没说出来的:你顶个屁用啊!

我在心里哼了一声。就我,当兵七个月的小卫生员,怎么着?

大胡茬又撇开我,不甘心地在屋里转悠,把几个伤病员仔细瞅了又瞅,有时还上前去捏捏人家的胳膊,有两个兄弟被他捏得叫了一声,痛苦地咧开了嘴。检查结果令他失望。能干活的伤病员早就归连了,哪会一直赖在卫生队呢?

“她不也是卫生员吗?”大胡茬竟然指着蹲在墙根、依然围着白围腰的张二妹。我知道他的想法。张 二妹年龄比我大两岁,个子、块头都明显强过我,好像更牢靠一些。张二妹抬起头,既痛苦又痛恨地瞪了他一眼,虚弱得话都说不出来。

“是呀,本来今天还是她值班呢,”我带点挖苦地说,“可惜人家生病了,现在也是伤病员。” “卫生员还生病?”他冒出一句傻到家的话。“对啊!卫生员就不准生病了?哪条规定的?”我开始尖牙利齿。

大胡茬最后一遍环视屋里,确定没有另外的人可以依靠了,便深吸一口气,用下定决心的表情看看我: “好吧,就是你。”我还没回过神来,他忽然伸手,一把揪住我胳膊,拉着我就往外走。我“哎哎哎”地嚷起来,他压低嗓子生气地说:“喊啥呢!”

把我拖到院门外,他松了手。我咧着嘴,揉着被他捏痛的肌肉,抬头一下子看见,门外那几个人警惕地站着,中间夹着一个身着绸布大褂的男子,那人背对着我坐在地上,手扭到后面被绑起来了,眼睛上蒙着一块脏兮兮的布。

“就这,”大胡茬说,“一个奸细。”

左,右,左,右……没有喊口令,脚也像打着拍子,左一下右一下有节奏地往前,如同两张大嘴,吱嘎吱嘎吃着路。

前面一个人也在左,右,左,右……差不多的节拍。他的绸大褂是暗紫红的,已经不鲜亮了,估计穿了好几年,现在又粘了泥巴,不过还能辨认出面料上松鹤延年的图案。看到松鹤延年,我心里都忍不住朝他撇了撇嘴。就你现在这样子,还想长命百岁?

“小、小同志……”他缓缓转身,想要面对我,我马上低声喝止:“转过去!不许回头!”为了行走方便,盖住他眼睛的布早就取掉了,但我不想让这个敌人看见我。如果他看出我年纪小,又瘦得跟个柴禾棍似的,说不定就会想坏主意对付我。当然他占着劣势——手被反绑在后面,而且我有武器。

我上前几步靠近他,拿枪托敲了他的后脑勺一下,让他知道我可是带了“硬货”的:

“开始就警告过你了,脸朝前方!不长记性是不是?我这子弹倒是很听话的,叫它打哪儿就打哪儿。”

我把手里的盒子炮放到他侧面,用枪杆轻轻拍了拍,让他脸上的皮肤感受了一下金属的冰凉。他微微打了个寒颤。这法子很管用,打这之后他再也不敢冒失地回头,说话也只朝着前面说。“另外,说话要喊‘报告’,晓得不?” “报告!”他马上学会了,“请问……我们是到哪里去啊?”

“废话那么多!”我生气了,“给我往前走就是了,到了那里你自然明白!”

我生气不但是对他,也是对那个已经带着队伍消失的大胡茬——就是他,非要把这个艰巨任务交给我。“我们在对面那条小路上发现这人的,”他经验丰富地说,“一看就不对劲,穿这么阔绰,说是来做药材生意的,怎么不雇人、雇马,还走小路?”

其实他说的这些,我一点没听出有什么不对劲。穿个绸布衣服,出门就非得雇人雇马?还有这兵荒马乱的,谁不想躲是非,走清静的小路?当然我只是在心里顶他,嘴上没说。人是他抓的,他说是啥就是啥了。

简单来说,就是七连的副连长(大胡茬)带了几个兵要赶到草笼沟去执行任务,路上捡到这么一个鬼鬼祟祟的家伙——当时绸大褂正埋伏在草丛里,自以为隐蔽得很好了。几个兵让他吃了一顿拳脚,初步审讯,啥都没问出来,只说是来山里收药材的。他随身就带了个布包袱,里面只有两件衣服、一些银票和药材采办清单之类的平常物件。

“很可能是个奸细,”大胡茬说,“得把他送到团部去,听说敌工科侦察到了一个特务组织,没准这人就是其中一个,正好送个活口!”但是团部在西坡桥,与草笼沟的方向完全不同,押了人过去,就赶不上执行任务了。思来想去,他们就打算把这押送奸细的任务,转交给最近便的卫生队。

而现在的卫生队——他们也看见了——只有我一个能干事的,所以硬要把工作派给我。

“我这儿还有这么多伤员要照顾哇,”我着急地说, “先把这人留在队里,等队长或者秦医生他们回来了再说行不行?”

“不行!”大胡茬以暗示某种严重后果的表情,压制了我继续反对的企图,“团部今天上午可能就要 转移,你得赶在他们转移前把人交过去!”

我气得用力跺了跺脚。其实是想骂人,用这动作代替了。大胡茬才不在乎我的反应。

“别忘了跟他们说,是我们七连抓的人。”

后脑勺上有两个“漩儿”,都说这样的人固执。这奸细肯定就是个不撞南墙不死心的货。

明明晓得我手里有枪,他一会儿又管不住自己了,非要说话。有那么一会儿我简直觉得大胡茬他们应该给他把嘴也堵起来。

“报告!妹儿啊……” “啥?说清楚,哪个是你妹儿?” “哦哦,说错了,说错了,我们老家都兴这样喊……小同志,你也是我们那边的人吧?听口音像得很。”

本来想喝止他的攀谈,刚把气势摆上,我又改主意了,话从嘴里落出来就成了:“你是哪里的?” “风凛县!”他赶紧回答,“我是风凛县段家场的。”我差点叫出声来,马上又咽下去了。风凛县,段家场……换个场合,我肯定会跳起来,与对方激动地紧紧握手,像胜利会师的两支队伍的领袖。可现在,接上头的竟然是个奸细!我老家怎么会出奸细呢?简直讽刺!

奸细看我没吭声,忍不住又问我是哪的人。“你管我是哪的!”我吼他一声,“我是革命队伍的!专门消灭你们这些反动派的!”

这话吼出来,让他规矩了好半天。他老老实实地走下去,踏上了通往树林的一条荒草小路。一进树林子,到处都是没有叶子的树,密密麻麻地杵着,像无数严阵以待的士兵;偏偏又安静得出奇,偶尔有撑不住寒气的野鸟吱那么一声,突然袭击似的,叫得人心里发毛。这林子里只有我,和一个奸细。

一个不祥的念头结结实实地撞进脑子里来。万一,奸细有同伙怎么办?也许还不止一个,他们要救出奸细,就会不惜一切代价……我背上出汗了。到处是树,远远近近,大的小的,好在都是光光的枯枝,树干也都没有粗到能藏住一个人。若有埋伏,会设在哪儿呢?一旦发现敌人,我该先打谁呢?埋伏的,还是这个俘虏?

从没遇到过的情况,这会儿也不知道找哪个商量。霉透了。我咽了咽口水,免得心跳得太厉害。

当兵七个月了,我还没有真正打过一枪。刚入伍就是跟着部队行军,只有驻扎下来、有空的时候老兵才把我们新兵集中起来训练一下,射击练习都是瞄靶,不给发子弹,一是为了节约弹药,二是不能闹出动静,暴露目标。后来把我分到卫生队,天天都是和纱布、绷带打交道,一身草药味儿,更是没机会摸枪了。大胡茬派任务给我时就问过:有枪没?我说:“队里有一把,配给值班员的。”我带他去看。是把步枪,半旧的三八大盖,静静靠在门后面,一副冷静模样。躺床上的那个伤员不乐意了,说:“把值班员派走了,连枪也带走,队里这么多伤病员可怎么办?随便来个敌人就能把咱灭了!”

大胡茬斜着眼睛抹了他一眼:“一把三八大盖有啥稀罕?留给你们!再说,这又长又笨的家伙,卫生员同志还未必扛得动呢。”他掏出一把盒子炮,带着“猜你就没用过”的神气,蛮横地塞到我手里,简单地作了一些操作说明。“只是借你的,回头要还我。”

就是现在我死死握住的这把。

这片林子我来过,印象中范围不大,可是我们走了很久,一直都走不完似的。好在,一直担心的奸细的同伙没有出现。

“其实我不是坏人。”他说。当然是朝着前面说,看上去像是喃喃自语,但我知道他是冲我说的。“我不是坏人,真的,家里开了个药铺,我来这边收点山里的药材。我知道你们不喜欢有钱人——我也没几个钱,穿成这样,就是让乡亲知道我是做买卖的,不然门都不敢让我进,以为是碰到了土匪或兵匪——啊啊,说错了,不要见怪啊!……这兵荒马乱的,生意也不好做哇!以前还能靠着信誉预定下一些货,现在人心惶惶,过一天是一天,谁都不相信谁了。”

本来我想由着他自己说,可听到这里忍不住了。“你非得做生意吗?”我说,“赚了钱,还不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你这是在吸老百姓的血和汗呢!”

听了我的话,他突然停下来。一直被反绑着,不停走路,他早已经气喘吁吁了。这会儿正好借此休息 一下。

“小同志啊,我哪会是吸别人血汗的呢?” “当然了,你自己不生产,就把劳动人民生产出来的东西,直接加上一笔钱,转卖给别人,中间赚的那笔,不就是劳动人民的血汗吗?”

“可是,我大老远的跑到这里来,自己付了车费路费,花了好多时间,一个村一个村地走,一户人家一户人家地问,仔细挑选上等的药材买下来,又花钱雇马雇车,把药材送回去,之后雇人把药材进行加工,该选料的选料,该晒干的晒干,该切割的切割,该磨粉的磨粉,再送到药房药铺去卖。从农民采的药草,到铺子里卖出的药材,这过程就是我的劳动,我也是劳动者呀!我挣的钱,是我自己的血汗钱啊!”

他说的……好像有那么一点点道理。我竟然说不过他!但我马上警告自己,不要被剥削阶级的花言巧语蒙蔽了双眼。

“你为什么就不能种地,或者去工厂生产呢?”我蛮横地说,“非得选这种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

他又开始挪步了,认真地笑了一笑:“世上人有这么多,每个人的活法是不一样的……再说,我的活法也不是自己心甘情愿选择的。我本来是个读书人,可是……读书人是不好活的。”他仿佛伤感了,声音有点潮。

“你也可以参加革命呀!”我说。“哪能人人都参加革命呢,都去革命,田地没人种,工厂没人做工,商店也空了,药铺没有货,那由谁来支持革命呢?”

我一时说不出什么话来应对他。他太会说了,可又和印象中的奸商那种巧言善辩不一样。

“小同志啊,我真的不是什么坏人,根本不想刺探你们什么情报,我就是个收草药的生意人。都说了,我家在风凛县段家场,家里开着个药铺叫惠仁堂,不信你去问,谁都知道我家几代都是卖药的……”

惠仁堂我记得。我家在青杨镇,挨着段家场。本来青杨镇有一家药铺,但它门面小,药材不全,而且私下里人们传说,那药铺还偷偷卖鸦片膏和回春丸之类的下流货,所以

只有急用时我们才去那里抓药。但凡时间宽余,家里人宁可多走十多里路,到段家场的惠仁堂抓。

老家人把买中药叫“抓药”。第一次跟着大人到惠仁堂去,我还没有柜台高,踮着脚尖仰头向上望去,满墙都是木制的小抽屉,每个抽屉上贴着看不懂的名字。药铺的伙计掌管着这些百宝箱,他们疾速地拉开一个个小抽屉,五个指头一拢,就开始“抓”了——从不同抽屉里抓出一撮撮草药,分别往小秤盘里一搁,略略一抬秤杆,量出大致准确的数,便往那柜台上的草纸上一倒,再把草纸包成一个纸包,麻绳横一下竖一下地拴起。整套动作既熟练又轻巧,透着一股令我羡慕的成就感。

他竟然是惠仁堂的人!谁能料到呢?有朝一日我会用枪指着一个惠仁堂的人,押他去受审。

“你说你只是收草药的,那你说说……”我迟疑地问,“你平时都干些啥?”

一听这话,他激动了。原本一直佝偻着背走路(反绑的手造成的),这会儿忽然立直了身子,耳朵都变红了。他大概觉得有机会向我澄清他自己了,声音抑制不住地往上扬。

他开始讲自家开的药铺,买药、制药、卖药的过程;他讲有哪些草药是清热凉血的,哪些利水消肿,哪些又祛风湿散寒,他能把各种药名与其功效背上一大串;他讲自己小时候怎样被家里逼着学打算盘,发蒙读书后,自己怎样坚持从私塾转到新式学堂……

慢慢的,越说越远了,他说起了段家场有名的“高楼庙会”,两座明代修的高楼上挂起七色灯笼,十里八乡的乡亲都会聚到这里来,做买卖的、耍把戏的、看热闹的挤满了长街,庙会正中位置有个戏台,每年都请省城最有名的戏班子来唱折子戏。只要那个当家花旦一开嗓,整个庙会就跟烧开了锅的汤圆一样跳动起来,滚烫,喜庆,圆圆满满。

“就因为那个花旦,每年庙会上点的戏,总有一出是雷打不变的,叫……叫……” “《柜中缘》!”我抢着说。“啊对对,”他很兴奋,“就是《柜中缘》!”他突然把步子停下来。刹那间,我们俩都知道出了什么岔子。“你就是我们老家的人吧?”他幽幽地说, “你年年都去了高楼庙会。”

他的声调像一杯烧酒灌进我脖子眼,呛得我满心酸楚。空气是冷的。我没有回答,只是叹了口气。走吧,走。我说。

枯枯地走了一小段,没有说话声倒不习惯了。林子已临近边缘,远远可见空旷的农田和破败的柴房。还是没有出太阳,但走了这半天已经浑身发热,汗汽从背心往上冒,从领口噗地吐出。

“剪子巷卖头花的麻脸婆婆还在不?”我忍不住开口,声音很轻。

“年前已经走了,”他赶快回我,“他孙子来我们店里抓了三副药,药没吃完人就走了。” “东头的西洋镜摊子还在吗?” “也早没了。说是摆摊的余胖子把整套东西卖给了青杨镇的一个人,自己到北方投靠表亲去了。”我想着,是不是以后我们青杨镇就有西洋镜看了? “小同志,”他又停下来,“你该相信我了吧?我不是什么奸细……”

我也停住,闷声片刻。“你是不是奸细不由我说了算,”我说,“走。”

出了林子,天地敞亮了许多。前面有条小河沟,过了河沟,要不了多远就到团部了。想到团部,蓦地感觉任务的重量压了下来,从肩膀到背脊,像扛着一块大石头,每根筋都绷紧了。奸细偏偏被河沟吸引了,他忍不住开口:“妹儿……”

“打报告!”我怒道。“报告……我可不可以,喝口水?”他怯然地问, “一上午了,口干……”

我看看河沟,又看看奸细绑着的双手,谅他也耍不了花招。“好吧,你去吧。”我想着待会儿送到团部,他免不了又要受皮肉之苦,水恐怕更是喝不上了。

他急冲冲地往河沟边跑去,我把盒子炮往腰带上一插,和他隔着一段距离,也到了河沟边,蹲下来捧了一把水,喝了小小一口。水是清的,但是太凉了。我扭头看奸细,他跪在一块平整的岸边,努力想俯身下去够着水面,但他的手被反绑着,形成一种不平衡的力量,如果他身体再使劲往前,很可能会一头栽到水里。

那样就麻烦了,我这个小个头,怕是把他捞都捞不上来。

“慢着!”我冲他喊了一声。他马上顿住,原地不动了。我走过去,挨着他蹲下,用两手捧起一把水,送到他嘴前。他眼睛都不敢抬,只急急地从我合拢的手里大口喝水,咕噜咕噜,喝得鲁莽、急迫、不顾一切,像牲口一样。我连续捧了四五把,他都喝光了。

在他牛饮的时候,我面对着他,才仔细看了看他的脸。因为被七连审讯过,这张脸上混着泥巴与血污,好几个紫块都破开了皮。我忽然一阵心软,或许是出于卫生员的习惯,顺手就从衣兜里掏出一块纱布来,放水里浸湿了,捏着这块湿纱布,轻轻地替他擦去脸上的泥和干掉的血痕。

慢慢地,眉目大致显露出来,是个清秀的年轻人。长形的方脸,细长眼睛,像故事里的白面书生,和他身上的绸布大褂完全不配称。刚才他说过,本来他想考省城的大学,家里不肯,非要他放弃学业,接手家族的药材生意,不然的话,他现在应该还在学堂里,穿着洋校服,念书,踢球,演文明戏……

我一点一点地擦,还是弄疼了他一点。他咧了一下嘴,终于壮了胆子,抬眼看我了。那一眼让我眼皮一跳,无端地觉得耳朵发烫。他愣愣地盯着我,像是见了鬼,忽然问:

“小同志,敢问芳名……”

“干啥?” “不不不……不问了,我只是觉得你挺像一个人……去年家里托媒人给我说了一门亲,是青杨镇的一个妹儿,我不放心,自己悄悄跑到青杨镇去,在她家对面的茶铺守了大半天,终于看到一个留短发、穿蓝花旗袍的妹儿出门来,问了街坊,就是她……长得乖乖的,看上去也知书达理的,我才放了心,满心欢喜地回去了……没想到过了一阵子,媒人来说,那妹儿听说父母要让她嫁人,竟然半夜从家里逃跑了……有人说她是去投奔师范学校的表姐,还有人说……说她是跟着什么队伍走了……”

我的手僵在半空,好一会儿都没发觉。大概血也僵住了,脸色一定苍白如纸。就在这一瞬间,太阳挣出来,跟下雨似的,哗哗哗地往下掉暖烘烘的光片子。

“你搞错了,我是周家坝的人。”太阳烘热了我 这一句冷冰冰的话。他眼里闪出一丝疑虑与失望混合的神情,很快又化为悲凉之色。

“就是,就是,哪会那么巧呢……”

团部的院子就在前面。不到五十米了。他根据我的指示走向那个小院,忽然也明白了,那就是目的地。“听我说妹儿,同志,小同志,”他开始结结巴巴,“你都晓得了,我真的是惠仁堂的,不是奸细,如果把我送到你们长官手里,我就活不出来了。”

他站在一棵树下不走了,一直向我求饶。我犹豫半晌后告诉他:就算真是惠仁堂的,也并不能证明他就不是奸细;送到团部,会有专门的同志对他进行甄别,如果证实他不是奸细,一定会放他走。

说这些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没底,隐隐觉得像在骗他。可是没办法,话就这样溜出来,止不也止不住。我逼着他离开了那棵树,一步一步、战战兢兢地走向团部大院。

院门竟然半开着,没有人把守。一种不祥之感盖下来。我冲到前面去,一把推开院门,里面只有两只破凳子、一堆干柴和零星杂物;屋子的门也敞开着,一眼可见简易的内设。我着急地大喊了几声“报告”“有人吗”,除了一声鸟鸣,没有任何回应我的声音。我冲到屋里,从堂屋到厢房、伙房,每个角落都迅速巡视了一遍,果然空无一人。

团部已经转移了。或许刚走不久,但我也不可能去追上他们。

奸细站在院门前,惊喜万分地和我分享了同样的发现。“这里没人,”他抑制不住兴奋,竟笑了,“这里没人!”

我心里哒哒哒哒像有一群野马跑来,再平整的草地也给踏得稀烂。这是我最不想遇到的情况。“如果你们去晚了,团部已经转移,”我永远记得临走前大胡茬那一脸严肃的表情,“就把他毙了!”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个。不要给组织留后患,威胁到革命同志的安危。他既然到了我们眼皮底下,也许已经侦察到了详细的情况,具体方位、兵力部署之类的,放他走了,

回头我们的麻烦就大了。

……大致就是这些话,也许换一个人他不用讲这么多道理,直接布置任务就妥了——他一定是看到我眼神中露出的胆怯了。

“没关系,杀一个人——特别是第一个——肯定会害怕,”他换了亲切与鼓励的口吻,“只要想到他是我们的敌人,你就会拿出勇气!”这是命令。我必须执行。大胡茬借我的盒子炮像一个面无表情的杀手,此刻就在我手中,枪口冷冷对准了奸细。他有所了悟,紧张得哆嗦起来: “同志!报告!老乡!我我我……家里还有爹娘,姐姐嫁出去了,家里没人了,我还没娶媳妇……放我走吧,我真的不是坏人……”

太阳升得老高,又大,大得不可思议,烤得人浑身冒汽。就好像一眨眼工夫就入了酷暑。奸细一边求着情,一边慢慢往后退,退到院门外去,想离我远一点,再远一点。“这是……命令……”我嘴唇僵了。简直不能呼吸。“没有其他人看见,我求求你,”他反复说,声音都哑了,“你让我跑远,跑的时候,你朝着天上开一枪,这样你可以说,我逃跑了,你开枪没打中我,行不行?求你了妹儿,我一家人都指望你给个活路了……我这就往那边跑,你往天上打枪,行不行……”

他说着,不再等我回答,忽然转身就跑。“喂!”我大声喊他,他疯了一般,嘴上一连串地大叫着“报告!报告!报告!”却没有停下来,也不回头,只是跑,只是跑!反绑的双手让他跑得非常艰难,磕磕绊绊,根本快不起来。像一只姿势可笑的蠕虫。

我把枪口对准那个动作笨拙而别扭的身影,片刻,又把枪抬起来,指向太阳;想了想,枪口又从太阳滑下来,落到不远处的人影上;之后又抬起来……

“叭!”老太太站在养老院的院门前,右手比划成一把枪的样子,直直地往上举着,指向天空。她每天上午都会来这么一遍——绕着院子里的小树林、喷水池走上 几圈,眼光呆滞,谁也不理,一边走一边念念有词,端着用手比划成的一把“枪”,最后来到院门前,缓缓把“枪”高高举起,越过头顶,朝天放一“枪”。“叭!”她用嘴配音。至此,全部仪式结束。护士才可以带她进屋吃药了。“她怎么了?”一个新住进来的老先生好奇地盯着那个头发雪白的瘦小老太太,“说是痴呆了,倒是记得每天都演一遍这玩意儿。”

“哦,她呀,”一个护士随口说,“早年参加过革命,嫁了一个比自己大二三十岁的干部,感情不合,两人几十年不说话,又不能离婚。丈夫去世以后她又一个人过了二十年,脑子开始不清醒时,侄子就把她送这儿来了。”

另一个护士麻利地收拾着药物盒,一边接口:“怪的是,这几年她好像又回忆起以前的什么事了——肯定是受的大刺激,开始做那一套古怪的动作,好像是重演当年的什么场景。”

“也可能,”老先生若有所思地说,“她是每天都在修改过去的一个动作,修改一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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