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血的塔城

Sichuan Literature - - CONTENTS - 黄适远

塔城是一个令人惊讶而着迷的地方。由于常常游弋于东疆和南疆,鲜有踏足北疆,因此,对新疆的认知更多源于南疆和东疆,及至几次到了北疆之后,才感觉到北疆腹地在不动声色中所蕴藏着的多彩和谐。

北疆的城市中,塔城有一种异于其它绿洲的气质。这种气质禀赋的深处来源于塔城本身以来的历史传承。其实,在新疆绿洲,这种传承是有着同样的共性的。众所周知,新疆最早的居民有塞人、乌孙、大月氏、丁零、匈奴、羌人等。在狭义上的西域曾极度活跃于帕米尔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和塔克拉玛干边缘的各个绿洲。而在广义上的西域,远至里海、中亚细亚和西伯利亚到中国鄂尔多斯大草原都忽闪着他们彪悍雄健的身影。考古学和人类体质学在罗布泊和哈密焉不拉克、五堡的发掘表明,在距今三千年的时候,新疆绿洲的人种混血、文化混血、宗教混血异常活跃,这使古代新疆充满了绚烂极致的色彩。而今,在塔城,我又见到了这种文化基因的沉淀。在感叹于塔城地域文化的开放、大气、认同的时候,我更赞叹于这种多彩和谐。和谐源于认同:两个民族的代表萨斯科和甲子。萨斯科,出现在我面前时,让我为他的敦实暗地里喝了一声彩。他的名字很有意思,和乐器萨克斯非常相近相像,他的汉名叫谷英福。黝黑的面庞, 细长的眼睛,粗壮的身材,这种典型的蒙古人种让我想起古代匈奴人的模样。果不其然,萨斯科是锡伯族,他的祖先是大名鼎鼎的鲜卑,而历史上的鲜卑和匈奴之间密切的血缘关系往往使人回忆起那个在草原上叱咤风云的铁血民族。算起来,从萨斯科的祖先到萨斯科来到新疆已经有三代了。

萨斯科和他的锡伯兄弟感情极为融洽。只要是一个部落的,年长的称哥嫂,经常性的聚会,热闹之极。通过对其他锡伯族老人的采访和对当地文献资料的查阅,锡伯族来到新疆的由来也得到了答案。有关锡伯族第一代祖先到新疆,是众所周知的。锡伯从遥远的白山黑水一路披星戴月、顶严寒、冒酷暑,历经近一年时间到达伊犁驻防。起因则是18 世纪清代大小和卓叛乱,引起边防空虚,为了保国戍边,清朝中央政府抽调强悍的锡伯族官兵和达斡尔官兵驻防伊犁。锡伯官兵从沈阳出发的时间是1762年的农历四月十八日,这一天被锡伯族视为西迁日。为了记住这个历史的日子,新疆的锡伯族把这天定为“西迁节”。在这一天,要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这个活动已经被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西迁节,在我眼里,这不仅是和故土的血缘链接,也不仅仅是舍小家顾大家的高尚,而且是这个民族从血液里迸发出的舍生取义的慷慨激昂。1762 年 4 月 18日那天,在沈阳的锡伯族家庙——太

平寺里,数千人举行了盛大宴会,欢送亲人远赴西域新疆。锡伯官兵当时为1020人,连同家属3275 人,途中新添丁 350人,加上自愿随军的405 人,实际到达新疆的为 4030人。途中的困苦艰难是难以想象的,他们经张家口、外蒙、越过杭爱山,到达乌里雅苏台,过阿尔泰,取道塔城、博乐,到达时间为1763 年的农历7 月 20日。据说,为了祈求人丁兴旺和一路顺利,西来的锡伯族无比虔诚地举行了“喜利妈妈”仪式。在锡伯族人眼里,“喜利妈妈”是锡伯的护身符,因为有她的护佑,锡伯族人才从白山黑水一路平安地到达新疆。

“喜利妈妈”,是我关注到的锡伯族一个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一个锡伯族的神奇而又神秘的符号。喜里玛玛是锡伯族神圣的习俗,只有在大家族中才能举行,一般不对外人展示,这是一个家族的神圣仪式。“喜里玛玛”是他们祖祖辈辈相传的最原始女神的名字,是锡伯族保佑子孙繁衍、人丁兴旺的女神。“喜利”在锡伯语中意思为“延续”,“玛玛”意为奶奶或女祖宗,长辈人住哪里,喜利玛玛就放在哪间屋里。大多数人家都把喜利玛玛神位供于上房西北角。制作喜利玛玛,非常有讲究。由尊贵的长者在一条两丈多长的红丝绳上,系上小弓箭、小靴鞋、箭袋、小摆篮、铜钱、彩色布条、羊髀骨、木锨、木叉等,五彩缤纷,小巧玲珑。每个小物件都包含着深刻的含义。系上一个小弓箭,表示生了一个男孩,祝愿他成为一个剽悍的骑手;绑一条彩色布条,表示生了一个女孩,希望她成为一个贤妻良母;挂上一个小吊篮,象征娶一个好儿媳妇,盼望她早生贵子传宗接代;系上小靴小鞋,则是祈求子孙众多,香火鼎盛;绑上一把小木锨,表示祈祷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之意;挂上一块羊髀骨,意味着新一辈的开始。在两个羊髀骨之间的小弓箭、彩布条和吊篮数目,即是这一辈男子、女子和儿媳的数目。萨斯科说:“喜利妈妈”是锡伯族的神圣仪式,基本不让外族看,是自己民族的秘密。”好在,由于职业和工作的需要,更由于机遇和缘分,我目 睹了制作“喜利妈妈”的过程。

有关喜利玛玛,有着古老的传说。相传在很久以前,锡伯族的先民们驰骋在黑龙江大兴安岭一带,游牧生息,繁衍子孙。由于没有文字,都是在岩石上记刻,但游牧生活的流动性使得记述在岩石上的方式无法携带。后来又刻在木头上,天长日久,木头因腐烂又容易丢失掉记刻的资料。一筹莫展之际,部落中一个聪慧的女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在房子里的对角斜拉一根线,表示家族的繁衍过程,生一个男孩,系一个小弓箭,生一个女孩,系一个小布条。于是,这个简单易行的办法很快在部落中得以推广,流传至今,成为记录锡伯族家族兴盛的历史活化石,保留着古朴的原生态,极具文化价值。

萨斯科的家原本在塔城市喀拉哈巴乡柳泉村,由于工作在城里,他搬到了城里。但,根还在柳泉村。放眼村里,一派桃花源的气质,是一个幽静茂密的小绿洲。萨斯科的堂兄谷福寿老人一家还在这里生活,老人已经80岁了,但思维依然清晰。他回忆说:“我的父亲从伊犁搬到这个村时,这里哈萨克族还很多。锡伯和哈萨克比邻而居,相处得很好。”说到这里,我忽然想到萨斯科和谷福寿刚才见面打招呼时,说的是哈萨克语。于是,我问到:“你们之间怎不说锡伯语,而说的是哈萨克语?”两兄弟对视会意一笑: “我们从小和哈萨克族一起生活,受哈萨克族影响大,说哈语利索。但也懂锡伯语和满语。”如果说长期的共同生活使得哈萨克族和锡伯族亲密有加的话,那么以他们两兄弟为代表的婚姻状况却更能体现各民族文化融合的开放、大气。

谷英福本人的妻子是达斡尔族,儿子娶的是汉族姑娘。在塔城类似谷英福这样的多民族家庭比比皆是。很多人家多达五个民族组成的家庭。夫妻不是一个民族,儿子娶的或是姑娘嫁的又是另外一个民族,小叔子或妻妹又同别的民族结合在一起。因而家里可能就有汉族、回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蒙古族或是锡伯族、达斡尔族。他们不分民族、信仰、文化,过得其乐融融。这使我想起和萨斯科初次相

识的场面。那天也真是天作之合,在朋友举行的晚宴上,请来了萨斯科,还有两女一男三个。萨斯科的手风琴拉得极好,事后我却得知,他压根不识谱,完全是听人家拉学会的,然后听一首就会拉一首。几十年下来,跟攒钱一样,会很多曲子。萨斯科闭着眼晴,精神饱满地拉了几首曲子,有蒙古族的、维吾尔族的、哈萨克族的。说来有趣的是,演奏的曲子是本地歌舞团一个维吾尔作曲家创作的,而演唱的恰恰是他的妻子一个蒙古族歌唱家。两口子正是和萨斯科一起来的。在妻子演唱时,我注意到他丈夫——那位维吾尔族作曲家有些甚至腼腆但却兴奋地轻轻点头合着拍子。虽然民族不同、信仰不同,但印了一句老话:共同的事业和爱好让他们俩走到了一起。外地人见了不免惊讶这种民族和文化的交融,但在塔城当地人看来却是寻常事。有些家庭一个人会说好几种民族语言在这里比比皆是。用萨斯科的话说:“我们这里的民族关系特别融洽,基本不分民族,就像一个民族,一家人。”说到民族团结、各民族一家人,在塔城这里,有最生动的事实、有最好的诠释。

这使我惊讶、也使我更加关注塔城,它神秘而大气的后面究竟是什么呢?让人们如此和谐?如此融洽?如此的令人刮目相看?

出乎我的意料的是,塔城也有不少达斡尔族。据我所知,这是一个向心力很强的民族。新疆的达斡尔族和锡伯族一样,也是在清代,由中央政府直接下令从东北迁来守卫新疆的。阿西尔乡是达斡尔族自治乡。达斡尔语中,是“调皮”的意思。原来的阿西尔,叫瓜儿本社,意思是“三眼泉”。至于为何叫阿西尔成为调皮的由来,有一个小小的传说。最早搬到这里的两户人家灌溉浇田,用的泉水都是三眼泉,有天,有一家发现自己家的土地经常缺水,便到泉眼上看,一瞧是邻居家调皮的孩子因为玩水经常把泉眼堵上,于是就教训这几个孩子“它不阿西尔”(不要调皮),但顽皮的孩子们却伴着鬼脸送回他“阿西尔”的绰号,于是,三眼泉变成了调皮, 物换成了人情。站在这里,想想多年前的孩子的捣蛋,到底忍俊不住。只是斗转星移,沧海桑田过后,人消失在土地里,但土地却依然沉默不语。

距离乡政府不远,树立着“达斡尔民族戍边纪念碑”,作为对先人的怀念。上面的碑文为:新疆达斡尔族人系十八世纪中叶清政府强化西北国边奉命来疆,于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 年)从黑龙江起程,历经一年多,抵伊犁,后驻霍尔果斯一带。番号“索伦营”,由达斡尔、鄂温克族组编,官兵1018人,其各一半,和家眷共四千多人。营内设八旗,右翼四旗为达斡尔族人。公元1872 年“索伦营”换防驻塔尔巴哈台,重编八旗,改号“新满营”,修筑绥靖城。民国废除八旗,原“新满营”,六旗达斡尔族。二旗鄂温克、锡伯族人俱解甲归田至今。

有关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也令人倍加关注和感兴趣。达斡尔族的祖先在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努力下,已经确认是古代契丹人的后裔并已得到确认,这是令人倍感兴趣的成果。文献记载契丹为: “唐时契丹君长为大贺氏,玄宗以后遥辇氏继唐末始移于耶律氏。自是以后生齿日繁逐渐迁徙,各部因所居之地著姓,仍以大贺氏为部族称号。”现在,包括黑龙江、内蒙古在内的“达斡尔”就是“大贺氏”的音转。如同锡伯是鲜卑的转音一样。在一本为达斡尔族《黑水郭氏家乘-黑龙江乡土录》的家谱中,印证着文献的记载,尽管这是民间记忆的文字,却记录了达斡尔族的来历和家园:“达斡尔族,世居北疆,兴安黑水,繁衍生息。巍巍兴安,山高林密,苍松古树,遮天蔽日。”了解鲜卑历史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达斡尔族的来源和鲜卑如出一辙。有过辉煌经历的契丹曾经建立了和北宋、西夏并肩的王朝,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契丹学会了创造文字,并努力学习汉文经典,作为治理国家的基础。北宋时期,破灭的契丹在头领耶律大石的带领下一路风尘来到包括塔城在内的“叶迷力”,即今天的额敏县,建立了西辽政权,在西域又一次威名赫赫,成就了自己的历史功业,在此后一千多年的漂泊中,顽强地

延续着自己的民族基因,没有消失在历史的视野中。

甲子,达斡尔族,阿西尔乡文化馆的馆长,一直以来,关注于达斡尔族的文化,对本民族的音乐舞蹈颇有造诣,是当地非常有影响的作曲家。几十年里,他不遗余力地收集整理了《达斡尔民间歌曲》140多首、《达斡尔民间故事》40余篇,《达斡尔民间舞蹈》16套,《达斡尔民间谚语》300余条、《达斡尔饮食文化》14个品种,堪称丰硕之至。他努力地记录着自己民族的一草一木,一颦一笑。

知道达斡尔族尚有萨满的风俗,这使我感到非常的高兴。在我到达的前夕,甲子正在忙着筹备6

月 8号的沃其贝节。这个节日已经被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一棵树。不是一棵树,同阿西尔一样,却又是一个地名,是阿西尔达斡尔族乡和其民族有着密切联系的地方。这里树木茂密,水草茂密,是一个幽静的好地方。传说在这里原来真有一棵树,一棵参天大树,树荫巨大可以遮阴200个大汉,可惜不知在何时不见了。清末,驻守在塔城的锡伯族、达斡尔族官兵奉命解甲归田,就地安家落户。有两户来到了阿西尔,锡伯族那家姓明,达斡尔族这家叫库布尔台。这两户成了这里的定居者,在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把这里就称作“一棵树”。而今,一棵树发展为上一棵树村和下一棵树村。当地达斡尔族就在这里举行一年一度的沃其贝节。

沃其贝节是一种祭祀仪式,源于何时不可考,但据我个人的猜想,应该和古老的原始宗教——萨满教有关。萨满教是阿尔泰语系中众多少数民族的信仰,不仅在属于通古斯语组中的锡伯族、达斡尔族,还在蒙古族中存在。就是在已经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中还保留着萨满教的遗风。沃其贝也叫斡包祭。斡包坐落在高岗上,是用石堆砌成金字塔型的祭坛,中间插着树枝,表示天、地、山、河众神之位,路过此地的达斡尔族人,谁都认真地找一块石头虔诚地放上,表示内心的崇敬。放眼望去,挨着一棵树的斡包被各样的石头摆放得整齐而庄严, 看得见这个民族内心的光亮。

八号一大早,我就在一棵树的一角,安静而期待看着这个古朴的节日。穿着自己民族服装的新坎塔斯,衣着鲜亮的达斡尔族人,带着一天的饮食陆续来了。只见先来的将斡包上掉落的石头小心地放上去,有的把树枝仔细地插在斡包中间。后面的来者则是神色郑重地把不同颜色的布条系在树枝上,再深深地鞠躬。接着在斡包前的祭坛上摆上糖果点心、三炷香和三盏爪勒(类似火把灯),然后祭祀就开始了。

甲子出现了,此时,他已完成了身份的转换,成为庄严的萨满师,而不是那个才艺通达的先生了。通晓萨满的被称为“巫”,和“舞”是一个意思,是最早的职业舞蹈家。他们是沟通天地神和人之间的主要使者,具有“通灵附体”、“通神”的职责。萨满师被达斡尔人称为“巴其斯”,主持祭祀众神和祖先,作为和神灵的沟通者,以使自己的家园获得风调雨顺、人畜发达。这种原始宗教至今尚能存在,实在是一个惊喜,我曾想,如果把新疆现有的少数民族中还存在的萨满仪式和萨满都予以忠实的记录,可能是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不能忽视的一桩大事。作为原始宗教中有“南傩北萨”的萨满教和南方的傩,在现代文明中的留存,无疑是我们追寻先人身影和足迹的捷径。在短暂而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祖先就是在他们的引领下,最初和自己生存的世界进行着不断的交流和成长,认识着这个幽蓝而神秘的世界。

巴其斯,我们眼中的甲子此刻在他的世界里遨游。他先念祭文,那是达斡尔语。达斡尔语、锡伯语都是阿尔泰语系中属于通古斯语组。其实,远在汉族这个民族形成之前,远在更古老的时期,华夏族更多是一个多部落群居的部落共同体,说的语言类似于通古斯语。因此,说到华夏旧声,据我个人暗猜,大概像达斡尔族、锡伯族或许可能还保留着远古时代的气息和符号。巴其斯的祭文在顿挫中敬献了神灵和天地诸神,然后,巴其斯跪下向斡包敬

酒磕头。作为第一轮的祭祀即宣告结束。参加祭祀的人们热烈地开始商讨今年的生产和生活事宜,诸事顺利商讨完毕后便杀羊。杀羊,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程序。要以羊血祭斡包,煮熟羊肉开始第二轮的祭祀,然后巴其斯敲响萨满鼓打开通天之门,和众神对话,借诸神之力驱逐妖魔,在场的人们在巴其斯之后,绕斡包转走。做法结束,刚好三圈。这个场面不由让我想起《汉书·匈奴传》载:“匈奴俗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这是融祭祀和娱乐为一体的歌舞集会。南北朝是游牧民族包括鲜卑称雄的时代,他们的习俗在二十四史中有着清楚的历史记载。关于鲜卑,《魏书·高车传》“其人好引声长吟,男女无小大,皆集会,歌舞作乐。”而历史上的契丹是鲜卑的一支,属于东胡系统,更由于在溯源上牵涉到和匈奴的复杂血缘,因而在文化系统中难免有着某种可以察觉的关系,包括在祭祀的形式上和遥远的匈奴时期恐有着相通之处。这在沃其贝的后续活动中继续印证着。巴其斯将煮熟的羊头摆放在祭坛上后,众人分男女围坐在一起,大口朵颐,开怀畅饮。老人们唱起古老的歌曲,年轻人应和着,一曲接一曲,一首接一首,高潮时分,所有的人围成一圈,有节奏地跳起本民族的舞蹈——贝勒别舞,模仿原始的狩猎、捕鱼、走马、以及山羊顶角的动作。舞后,接着进行摔跤、拔河、赛马等比赛,阳刚十足的活动复制着祖先的粗旷、刚健和欢乐的气氛。参考文献记载,这种祭祀、好歌舞、集会和文献恰恰极度吻合,恐怕不能用巧合简单地去解释。

历史的还原,尽管可能有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可能性,但我依然愿意固执地猜想,每一个民族在遥远的历史上,有着今天无法想象的融合、交流,只是在不同的时期,他们又迁徙、寻找新的栖息地,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丢失自己民族的一些信息,可能在同时,又获得新的信息。他们或许又在某一个草原、在某一个绿洲相逢又别离。在各自的民族文化系统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毫不奇怪, 历史就是在这种偶然性和必然性中跌跌撞撞地用铁和血,用金戈铁马,用和平的歌舞建立起来的。克孜别提:从俄罗斯村到山东村

塔尔巴哈台山,蜿蜒而绵长。在南山湿润的气息与一望无际的绿色和黄色的组成中,整座山显得情意绵绵。此去的地方叫“克孜别提”村。刚到塔城的时候,就听朋友多次提到了这个地方,据说原来叫“俄罗斯村”。这是因为这个村子最早的居民除了哈萨克族,就是俄罗斯族。

克孜别提,是哈萨克语,意思是“姑娘坟”。也是和传说中的民间故事有关。传说两个相爱的哈萨克族青年男女受到家庭的阻碍,远走天山的小伙子采摘雪莲回来后,心爱的姑娘已经憔悴而亡,痴情的小伙子也以身殉情。哈密有个叫白石头的地方,也有个几乎一样版本的哈萨克族民间故事。看来,相同主题的爱情故事都是本民族内心深处的柔软。

克孜别提,就坐落在山脚。清一色的平房屏声静气,整个村子除了安静就是安静,听不到一丝喧嚣。看着蓝天白云,乘着同来的乡长去找向导的工夫,我在一家门口堆起的石头上坐下来,细细再次打量这个当地人们称为俄罗斯的村子。准确地说,这是一个微小的村子,背阴而抱阳,俗话说就是面南朝北,显然是很明白居住的基本知识的。周围大树参天,灌木丛生,一派不闻世外之事的模样。村子中间一条长约1公里的土路,两边是土房,中间开着一家商店。向导是村里的文化干事。问其村里的俄罗斯族,他笑着说:“都走了,他们是1933 年到 1938年来的,当时有些在苏联的山东、河北的中国人带着俄罗斯族媳妇从新疆这边的边境回来被安置在塔城,还有个别从边境跑过来的俄罗斯人为了躲避苏联的运动,他们找寻到克孜别提,后来塔城的俄罗斯侨民也自然搬到这里,形成了俄罗斯村。共有 20多户。盖的俄罗斯式建筑,带来了先进的耕作技术。但是,1952年大多数都回苏联了。现在全村 1000多人中,只有两三户。”我举目向四周望去,看不到一幢俄式建筑,向导明白我的意思,摇了摇

头,不无遗憾地说:“一幢都没有了。”他向村东头呶呶嘴:“那边乡里新盖的俄罗斯风情园倒是俄罗斯建筑。”我对风情园一向兴趣不大,也就罢了。听他的口音,我忽然注意到是一口熟悉的山东话。这引起了我的兴趣,问他村里人的原籍,一听,村里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山东人,这令人惊奇不已。

聂道宏,就是一个混合的背景。爷爷是山东人,奶奶是俄罗斯族,父亲带有俄罗斯族血统,母亲是汉族,爱人是山东的。在这里的山东人回山东老家都是十几人约好一起走。他的邻居72岁的丽达老太太一看就是俄罗斯族,特征极为明显。老太太的父亲是汉族,也是山东人,母亲是俄罗斯族。1938年,母亲带着两个妹妹回了苏联,一个叫留夏,一个叫伊娜,几十年过去了,都没有联系。老太太现在跟着女婿、女儿过,都是憨厚朴实的农民。我们该走的时候,她的女儿刚刚挖蘑菇回来,眉目和老母亲很像,却是一副中国农妇的模样,看不出民族特征了。

毫不起眼的克孜别提,在约一百年里,就这样成为了融汉族和俄罗斯族为一家的世外桃源,睦邻和谐,关系融洽。村子里的抗震房基本都盖好了,每家出一万,政府再补贴一些,住得结结实实,过得快快乐乐。用聂道宏的话说:“这个地方好,儿子考上大学肯定不愿回来了,但是我们还是喜欢这,山清水秀的。”

挥别克孜别提时,我不由回头看着这个隐居在大山深处的小村庄。从生存状态来说,城市也好,乡村也罢,人,最重要活的是自在。在这样安静的小村,所谓的欲望和有关名利的东西都会变得纯净而透明,人和人的关系也是那么如水清澈。汉商八大家:汉文化和商业文化的投影。塔城融洽的民族感情深深吸引着我。但我也颇想知道当地汉文化的积淀。在当地文化部门的协助下,找到了一些资料和汉族老人,在对历史的寻访中,一个重要的细节让我瞩目。以天津杨柳青为代表的津商曾和晋商、湘商、甘商等除却在天山南北走南闯北外,在新疆最西边的塔城也曾有过他们穿越沙 漠、绿洲的身姿,翻越天山带着驼队在此掀起了商业交易的高潮,并直接参与了塔城历史上波澜壮阔的历史时刻。

翻看《塔城市志》,一行字吸引了我:“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内地陕、甘、晋等地商人纷纷来到塔城经商。民国三十年(1941年)前后,塔城较大的商号有64户,其中资本雄厚的有‘八大家’,主要和苏联做生意。”同时又记录了早在1851 年的时候,清政府和俄罗斯签订了《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塔城吸引了中俄许多冒险者来做生意。在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走西口的晋商过来了,著名的天津杨柳青商人也过来了。据研究新疆方言的学者说:新疆汉族方言中除陕甘味道外,还少不了天津元素,令人惊讶。在塔城著名的八大家为:甘商“恒丰泰”、津商“文义勇”、津商“同庆元”、津商“明盛和”、鲁商“孙贯臣”、津商“华丰泰”、津商“明德号”、鲁商“吉东号”。天津商人占5家,山东商人 2家,甘肃商人1家。瞧瞧这个比例,可知天津商人在全疆的实力。大概那个时期开始,汉文化随商业一起走进了这个边陲小城。

有关杨柳青人的具体来到和一代名臣左宗棠息息相关。公元 1875 年 (清光绪元年),经奏准,左宗棠为督办征西军务大臣,开始料理征西事宜,决心“恢复新疆,以卫京师,通商务”。

左宗棠的进疆,极富有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这位爱国的名臣得到了新疆人民的无比热爱。从河西走廊到新疆东大门——哈密——乌鲁木齐,再到塔城,左公柳一路走来。至今,塔城的库鲁斯台草原腹部的柳林有一万多亩,让塔城阴凉不已。左公的好友杨昌浚赋诗道:“大将征西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分度玉关。”为了纪念这位民族英雄,塔城的人们修建了左公祠。巧的是,在哈密到乌鲁木齐,当地也都修建了左公祠。塔城的左公祠遗址在二宫镇,老早被称为左公祠村。据老人们说,左公祠叫左宗棠庙,建于1883 年。庙宇不大,为土木结构,庙的主体建筑由殿宇和边廊

组成,占地长 250 米,宽 150米,附近有墓群,祠堂前有一株柳,绿荫环绕,毁于民国时期。甘肃兰州的左公祠至今尚在,门前有一联高度概括了左公的丰功伟绩:

元老抒壮猷,看氛扫越江、波澄闽海、尘清关陇、望著燕云,威名遍西朔东南,岂数中兴自召虎。

儒生怀伟略,忆檄飞湘幕、版入戎疆、气摄邻封、忠宣枢禁,勋业震华夷中外,允堪自命为卧虎。

英雄远去了身影,历史印记在天山南北,更镌刻在人民的心里。他们和普通百姓和千年西域书写了与新疆的风雨同舟。

1876年,左宗棠令西宁道刘锦棠统率湘军马、步二十四营,出星星峡,沿天山北路,向乌鲁木齐进发。当时,新疆烽烟不息,军需运转艰难。天津商人看到这一点后,首蒙霜露,冒锋镝随大军西征。清军资粮充积,又在沿途连获战利品,便恣意奢汰,不屑较辎铢,津商趁机大获其利,因此起家。其乡人闻风而至,来赶大营。晋湘商人也不甘落后,相继运货进入新疆。左刘大军入新后,仍坚持实行这一政策。除募召农人屯垦外,还募招商人来新疆做买卖。一时,商家蜂涌,商货涓涓,从巴里坤——奇台——乌鲁木齐——伊犁——塔城几乎恢复为古代丝绸之路的盛况。在沿巴里坤到奇台,都有著名的八大帮和分号。巴里坤的驼商运出的商品主要是畜产品和葡萄干,运进的是布匹、菜糖。当时县城有商号一百多家。据《巴里坤县志》记载,其中“万顺荣”、“仁和兴”、“裕顺祥”、“魁顺和”、“田德全”、“兴盛昌”、“义兴晟”等八大商号为最有名。奇台县杨柳青人的店铺现在还有人记得字号及相关情况的就有20多家。有关史料这样描述奇台县:“北接旱三台,南通吐鲁番,关内货来在此囤集;西至伊犁、塔城与俄交易;南至喀什、叶尔羌与英交易。洋货大宗亦集于此,而后东进嘉峪关,北至归化城。”商人的吃苦精神堪称坚忍不拔。漂泊的汉子们以男人的肩膀为家里遮挡住了一片风雨,迎风飘扬的店旗诉说着一个个辛酸而浪漫的故事,从 黄河故乡、河西走廊也便飘来了一朵又一朵的汉文化气息。塔城,汉文化浓郁的气息在此植入和沉淀。

当时的商人按地域可以分为:燕、晋、湘、鄂、蜀、陕、甘八大帮。他们各自为商、不相关属。其中,燕帮中的天津商人根基最厚、手段最灵、商品最富、营业最盛。杨柳青人贩运的货物主要来自京津一带,包括药材、绸缎布匹、满汉成衣、靴帽衣饰等,当时统统称为“京货”。在新疆拥有广阔的市场,竞争的最大对手和商业伙伴都是俄国商人。19世纪末,尝到巨大贸易利润的俄国商户291 户,共 3840 人,塔城界面“洋楼棋布,洋行林立”。有名的俄商洋行有:台吉鄂斯满设立的洋行“仁忠信”、阿热甫的洋行“天兴”、热依木江河木尔沙里的“德和”、伊敏江的“德盛”、“吉祥涌”等,这些颇具汉文化特色的洋行直到 1880年才倒闭。由此可见,当时,塔城汉文化的影响之深。据记载,晚清时期,每年塔城运到俄国的牛羊皮达百万张,羊驼毛50余万公斤,马2000 多匹,牛 2000 余头,羊7万余只;从俄国运往本地销售的货物值白银45万两。俄商还通过巧取豪夺,在塔城挣得财富满钵。塔城成了北疆地区的跳板,成为俄国商品的集散地。许多洋行和商店,垄断着塔城市场和掌握着塔城的经济命脉,这些特权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才烟消云散。

塔城,是朴素的,是真挚的。百年风雨,千年风霜,并没有摧去这种地域里的刚强和自立。面对塔城,我体会到海纳百川的胸怀和能力。在我们生活和热爱的天山南北,还有许多与塔城一样和相似的绿洲,经历过玉石之路、丝绸之路、香料之路的淬炼,经历过东西方人们心灵的探访,在又一个陆路搭起和世界沟通的桥梁时,早已荣辱不惊,却更懂得谦逊而不自卑。这就是一种民族气质和宽广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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