幺母舅

Sichuan Literature - - 散文高地 - 张三才

幺母舅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很早以前,我就想写写受人尊重、让我特别喜欢,并且在多年来一直活于我心中的幺母舅,但几次提起笔来又沉沉地放下,原因是——泪水早已糢糊了双眼。

幺母舅,规范的称谓应当叫小舅舅。但是,在我们老家,或者说在中都河流域,对排行最小的舅舅,若干年来直到如今,大家依然一如既往地称呼为幺母舅。不如此,在乡亲们眼里似乎就成了“另类”。

印象中,中等身材的幺母舅长着一张虽然面带沉思、但总是乐哈哈的圆脸,充满智慧的双眼炯炯有神。他并不胖,常年穿在身上的,几乎都是和大多数农村人一样的、黑不溜秋的对襟衫,外面系着一条或蓝或黑的布腰带,腰带上经常别着的,是寸步不离的一支五、六寸长的叶子烟杆。一条“一二三”的箩筐裤(农村人自己缝纫的大裤腰裤子),额头上始终包着山里人常见的粗布白帕子,脚上是一双既能防水又能防滑的胶鞋,这可能是他们生活的那个地方处于二半山、常年潮湿的缘故吧。其实,在我上小学的年代,幺母舅的实际年龄不过三十四、五岁,但当时在我眼里,他的面容好像有四、五十 岁了。也许,这是生活的艰辛和过分的劳作在他脸上刻下的沧桑烙印。

从我刚记事起,幺母舅就是平和公社(后合并到太平乡)小坝大队(现为小坝村)的党支部书记。这是我们这个大家族中最大的“官”了。关于他所做的公务工作,我那时年幼,没有多少印象。只是知道,他这个大队党支书,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就此,大体也能说明他对工作是如何尽心尽职的了。

幺母舅是我人生的导师,他在我成长过程中给予的深切关爱,特别是他一次又一次语重心长的谆谆教诲,几十年来时时响彻在我耳旁,如同电影镜头般地历历在目,让我自励,让我警醒,让我奋进,让我受益终身。

我父母都是农村文盲,大字不识一筐,要想从他们嘴里倒出多少大道理,显然没有可能。他们所能做的,除了保障我们几兄妹最基本的衣食住行外,所教的不过是一些做人的浅显道理,这显然是不够的。而幺母舅因为多少有一些文化知识,并且一直以来都是人们眼中见多识广的干部,所以,在我人生成长的过程中,他所扮演的,事实上就是一个严父慈母的角色。

记得刚刚懂事时,幺母舅所告诫的,就是要说实话,不要说谎话。到了上学时,他所教导的,是要好好读书。只有读书,才会有出息。稍大时,他所希望的,是要老老实实做人,对人要真诚,不要虚假。成人后,他期望的是踏踏实实做事,要对得起上级,对得起自己。不该自己得的东西一定不能要。对父母要孝顺,只有孝顺的儿女才会受到世人的尊重。我当兵以后与他的通信中,他几乎每次来信都会嘱咐,一定要尊重领导,团结同志;要吃得亏,不要跟别人斤斤计较;不要挂念家里,要好好干自己的工作;要积极要求进步,争取早日入党。不厌其烦地叮嘱和“唠叨”,总认为我是个永远长不大、似乎一直要人操心的孩子。

当兵四年退伍回到农村,艰难的劳作加上当生产队长必须处处带头的硬撑,让我身心交瘁,心理压力很大。有一天,幺母舅来到我们家,见我情绪消沉,萎靡不振,便语重心长地劝导我,你是共产党员了,对自己的前途不要灰心,更不能泄气。是金子,到哪里都会闪光。不要以为回来当农民就脸上不光彩。那么多干部,不都是从农村走出去的吗?关键在于自己,关键在于实干!正是因为幺母舅在我情绪低落时给予的打气鼓劲,也才有了我在退伍回村三年当过生产队长、大队党支书之后,终于如愿成为国家干部。

可以这么说,幺母舅的关切和担忧一直伴随我成长。到后来我已经当上区委书记了,他在同我的交谈中,依然表露出对我深切的担心。不过,其语言似乎没有那么直白了。他总是借摆龙门阵的形式,转弯抹角继续给我上“政治课”。比如他说,当官在于干事。是这个虫就要钻这个木,当一天和尚就要撞好一天钟。当官的人,不要把钱看得太重,那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又比如他借有的领导信口开河表态过后不兑现的例子很随意地对我说,办不到的事,就不要轻易答应。当官,说话更要算数。我心里明白,他讲这些看似随意的“闲龙门阵”,事实上是担心我年轻气盛可能不审慎不 稳重跌跟斗,是在为他的这个已经是所谓官员的外甥继续敲警钟。其用心之良苦,关切之真挚,一直让我终身铭记,一直令我感激不已。

作为大队党支书的幺母舅是如何工作的,一直以来我知之不多。印象中,只记得有这么一件事,好像是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吧。有一天,我正在他们家吃午饭,忽然,一个社员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开口就喊:“童支书,不得了啦,要出人命啦!你快去解决一下吧!”幺母舅马上放下碗筷,急问咋回事?“二队跟三队一起争水(在水稻插秧时节埝渠水源不足),已经打起来了”。“这是在搞些啥子嘛?”嘀咕了一句后,幺母舅马上随同这位前来报信的社员,毫不犹豫、火急火燎就直奔出事地点去了。等他返回时,我们早就吃完饭跑到外面疯耍疯玩了。“事情解决好了没有?咋个解决的?”不关我们的事,我们小孩也懒得过问。等我们玩够回来时,从他轻松的表情判断,问题可能已经解决了。在吃晚饭的桌子上,幺母舅借此捎带着又为我们几个小娃娃上了一堂教育课,他说,你们不要像今天打架的那些大人学,为了多放一点栽秧水,就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甚至打得头破血流。做人不能太自私,要顾全大局。对这些道理,我们几个似懂非懂,手脚似乎都找不到地方放,全都停下筷子用眼睛傻傻地盯着他不敢出声。直到他说“这些道理你们现在不懂,等以后长大就知道了。吃饭,快吃饭”,我们紧绷的神经才完全松弛下来。

在日常生活中的幺母舅是一个非常平和的人。这里说的“平和”,不是那时他所在公社的名称,而是他对人的随和。生活再苦再难,压力再多再大,无论何时,人们在他的脸上,看到的总是一副笑咪咪的慈祥面容。好像在他身上,从来就没有不开心的事情。

事实上,他的烦恼和忧愁还不少。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个时候,还没有计划生育这一说。由此,我的表妹表弟几乎是一年出生一个,一直到老七。除中途夭折了一个外,加上舅舅舅娘

和外婆,他们那个家庭转眼之间一下就有了近十个人口,吃饭的多干活的少,以致年年都是“倒差户” (即所挣工分价值低于生产队分配的粮物价值),家庭经济状况可谓捉襟见肘。

那是一个贫穷的年代,幺母舅一家所在的这个小坝,只是名字好听。事实上,这个地方并不平,也没有坝,而是一个地处回头山半山腰的“二半山”地带。或许正因为在这“二半山”,同我家所在的河坝地区相比,他们拥有更多的土地。而这些位于半山坡上的土地,是地多田少,主产便是苞谷(玉米),这就让他们取得了比我们老家人少挨饿的优势。至少,苞谷粑、面面饭是不会少的。于此,经常吃了上顿无下顿的我,便时不时找个借口去幺母舅家,美其名曰看望舅舅、外婆,事实上就是肚皮饿了跑去“蹭饭”。

那时的农村没有电,没有煤,更没有液化气,做饭的燃料全是秸杆、树枝、野草之类的东西。他们家做饭用的烧火柴一直以来都是个大问题。由于幺母舅是大队党支书,一会儿开会,一会儿下队,是个大忙人,对家务事几乎无暇顾及。舅娘是个“老吼胞”(哮喘),外婆年龄大,家中没有主要劳动力。因此,一年四季,他们家的房前屋后与左邻右舍截然不同,几乎看不到储存的烧火柴。都是苞谷收了就到地里现砍苞谷杆,麦子收了就烧麦杆,平时靠砍点儿山上的柏树枝甚或桤木树枝权作燃料。农村人都知道,刚从地里砍回来的无论是苞谷杆,还是麦杆,立在地里哪会干透呢?何况还是在雨水偏多、终年潮湿的“二半山”。一到做饭时,几间屋子都是烟雾弥漫,特别是在灶头上做饭弄菜的舅娘,经常被烟雾熏得泪水长流,有时眼睛都睁不开。一顿简单的家常便饭,没有两个小时以上,是根本吃不到嘴里的。即使如此,幺母舅依然是和我们一样耐心等待,从不发杂音抱怨,更不用说发脾气。那时年纪小并不在意这些事,现在偶尔回想起来,幺母舅作为一个农村男人,居然有如此之强的忍耐力,能够如此宽容大度,还真是令人偑服。又或许, 是幺母舅碍于自己公务繁杂东奔西跑很少顾家,从而造成家中连烧饭吃的柴火都是个问题感到内疚,因而只能选择沉默吧?

从小到大,幺母舅对我可以说一直是偏爱。那时的农村,小孩子基本上吃不到从街上买回的零食。我们河坝地区,种粮食的地都不多,哪还有地方栽果树?他们家屋前,一直有一棵不大的黑核树和一棵比较大的拐枣树,这些果子一到快要成熟时,自然成了几个表弟表妹的抢手货。据外婆讲,每到这时,幺母舅只要一发现,便会站出来吆喝,“不要摘完啦,给你老表(表哥)留一点”。几乎每年,要么我去他们家,要么是幺母舅把果子给我们送到家里来,总之我都会习惯性地吃到幺母舅专门为我留下的精美零食——干核桃和拐枣咡。在当时,那可是最珍贵、最可口的美味呀!后来我才知道,幺母舅在这些果子正式成熟收获后,总要从中弄些出来收藏在火炕楼上,甚至用带子装好吊在娃娃们够不着的屋梁上,以保证不让那几个馋嘴的表弟表妹偷吃。幺母舅对我的偏爱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我不时在想,此生中,特别是在紧要关头和关键时段,如果没有幺母舅这位既是亲人又是导师循循善诱地不断指点,我是不可能在做人为官的路途上如此顺利地走到今天。幺母舅是我生命历程中名副其实的“贵人”。

同千千万万个农村基层干部一样,幺母舅也是普普通通地走完了他平凡的一生。他一生中给我留下的印象,似乎都是这么一些凡人小事。但是,也正是这样一些区区小事的不断累积,一直以来,就强烈铸就了幺母舅在我心中英雄般的、高大的偶像地位。

(责任编辑 史小溪 牛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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