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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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海子写下这句诗的时候,已经让远方给打败。这首诗诞生三年后的春天,我坐在梅江边一座破旧的祠堂里读着海子遗著,远方在我心里仍然是一个漂亮的惊叹号,看到海子把“远方”说成枯竭的句号我无法理解。那时我和一名同事正酝酿着一场远行,那时我十八岁。

我出门远行的冲动,源自一位同学的诱惑。我从一所师范学校毕业后,无可奈何地回到了母校教书。学校仍然是我读小学时候的模样,一些年长的老师成了同事。有时和他们一起散步在通往县城的公路上,我会突然停下步子,落在他们后头,看着他们的背影,然后深深地追问自己:他们,就是你的未来吗?学校仍然借用着谢氏宗祠,厚重的砖墙加上木栅板,就是我们栖息的地方。我和几个年轻的同事工作之余就到小镇饮酒,在木楼上弹奏吉它,十五支光的灯泡拉长了青春的身影。醉醒和曲终之后,我们开始对远方充满想象。

那时候,歌曲《外面的世界》正流行,电视剧《渴 望》打动了无数国民。那时候,小镇已经有老师请假下海。而我在诗歌和音乐的麻醉中,正与一位异乡的同学保持着紧密的通信,这是我们毕业时的约定。毕业回到老家,我一次次在空白的信封上写下“寻乌县南桥镇”的地址。然而有一天,南桥镇的回信不再是同学,而是同学的父亲,他告诉了我新的地址:深圳宝安。同学辞职下海了!我为同学的果敢鼓掌,很快就开始了与远方的对话。同学工作在一家企业,寄来的相片不再有他热爱的吉它。也许他工作渐渐紧张,我们的通信越来越疏松,甚至没有深谈他下海的感受。而我却一厢情愿地认为,我的同学在海水中乘风破浪,我必须前往共同分享。就在一个学年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向同学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前往深圳投靠他的想法。

然而,我一直没有收到宝安的回信。我仍然认定同学就在宝安,在某一家企业里等着我,只是由于工作繁忙无暇回复。我于是向一位同乡的同事说出了我的计划:暑期我想去广东!同事一拍即合,表示愿意同行,顺便看望他的姐姐——她在广东打工多年,已经是当地媳妇。我们的计划是先去往广州,

再去宝安。暑假终于开始,我们迫不及待地迈上征途。父亲对我的远行并不看好,却无可奈何。那时我弟弟刚刚病逝,家里为此负债累累。哥哥刚上中专负担不轻,而我的工资原本不多,却一半用来购买吉它和自行车,对于家庭贡献甚小。父亲既喜又忧,喜的是我万一成功下海了,或许可以改变惨淡家境;忧的是我的远方之旅本质上与购买吉它是一回事,那是不切实际的青春狂热。

这确实是我第一次出门远行。远方是那么虚幻,又是那么真实。我其实并不是喜欢远游的人。六年前读初一那会,县里举行初中作文比赛,学校选派了我和一位初三的师兄去县城参赛,但我无论如何不肯答应。我在梅江边的小村子出生,在小镇里念书,最远的路途是十多公里远的外婆家。远在一百多华里之外的县城,在我想象中是一个可怕的怪兽,有成群打架的二流子,有滚滚不息的车流,我担心在那里无法举步。我躲在家里不敢出来,直到学校的老师前来动员,父母一番劝慰,我才勉强启行。我不知道六年之后自己为何如此热衷于远方,难道这就是教育的结果?是时代的诱惑?从小镇到县城,要坐三个小时的汽车,我和同事含着微笑挥手向亲友告别,向学校告别,仿佛我们已经是一位受到沿海城市收容的成功人士。那一刻,我们心里充满梦幻,我们把自己想象成“唐·吉诃德”,我们把那辆破烂的公交车称做唐·吉诃德的座骑“努辛难得”。

然而从县城去往广州的路上,我开始陷入了人世茫茫的惊慌。十多个小时的车程,让我有着地老天荒的感觉。到达广州汽车站是在半夜,刚下火车时我有一种找不到地皮的感觉,人海茫茫,幸亏我身边有一位同事。那时的广州对内陆来客并不热情,十二点过后便开始清场,刚下火车我们就被警察驱赶着。我感觉自己像一片舢板,在大海上飘荡,不知道会飘往何处。半个小时后,我们被赶到了一处偏僻的街巷里,前面拉起了警戒线。人群像在集中营里一样静坐,我以为要这样坐到天亮。过了一会儿,有经验的人开始拉着行李出动,而车站被赶跑的掮 客哄地围拢前来,热情地介绍旅店。十二点已过,我们无心住宿,打算在车站呆到天亮,省下住宿的钱。可掮客们劝告警察还将前来驱赶,我们不得不挑了家最便宜的小店,紧张地拉着行李前往,没有洗漱就躺在床上眯了一会儿。

我们为自己的无知而羞愧。我们不敢打的,因为没有足够的盘缠。我们不知道如何搭乘城市公交,不知道如何观看路牌,不知道如何辨别南北。满街都是人,但都是陌生的。我们沿着大街盲目地行走,天气酷热,带着的水很快喝完。天桥下游走的小贩热情叫卖饮料,黄色的液体被称作“橙汁”,十元一大瓶显然非常实惠,但入口才发现不过是加了色素的自来水。我们买椟还珠地保留了瓶子,为往后在旅店带上充足的白水。同事拿着纸条一路探问,一路摸索,终于找到了他姐姐的工厂。漂亮的姐姐称赞我们居然能找到她的地址,同时劝告弟弟别想着丢掉工作出门打工,这大城市并不容易混。姐姐为我们买好了吃食,询问父母的安康,了解我们的打算。得知我们要去宝安,又打的带我们到了车站。我们充分感觉有亲友在身边的温暖。

去往深圳宝安的车子在黄昏的时候终于启行。我重新抖落旅途的疲惫,欣然于即将与同学重逢。当时宝安还只是叫镇,我以为像梅江边的小镇一样的规模,但走出车站才知道它其实与我们的县城一样大。我捏着纸条,捏着那个书信上的地址,终于找到了对应的楼群。我们放下行李,向公司的门卫自我介绍,我们是前来找人的。当我反复说出同学的名字,门卫说,没有这个人。我着急了,强调自己和他一直通着信。这时另一位公司的人看到我们的纠缠,走了前来,听懂我们的目的后若有所思,说,上一个月好像辞职走了。

我顿时懵了。我知道自己的第一次出门远行就要草草收兵,但没想到竟然流产于一个错误的经验,那时,我并不知道有跳槽这样一个词。二十年后,我在弟弟的带领下游览广州,我紧盯着摩天大楼上的云朵,想起了早年夭折的远行,不由写下一首

诗——《我是否一直走在时代的背后》:“我试着仰望摩天大楼上/ 那朵 1991 年夏天的浮云。它/ 和青春期的流浪念头有关/和南方十万盲流有关/ 和天桥下售卖假饮料的妇女有关/和小旅店拉客的白话有关 /和汽车站警察深夜挥舞的电棒有关/和失去联系投奔无门的同学有关/和绝望中折返的郁闷有关/和孔雀东南飞的一路风尘有关……”。

一趟草率的深圳之行,让我把远方的远归还给了都市。这次远行一定程度让我安定了心思,似乎远方的价值就是一种安慰,它以空无的面目让你感觉“外面的世界很无奈”,然后让你重新俯首内地,在起点画地为牢。

回到小镇,我被调到了一所远离集镇的农村初中。我带着吉它和海子的诗集,坐着渡船来到了这所没有电灯的学校。我重新报考了自学考试,在业余时间拿着教材埋头苦读。打鸟,看露天电影,听歌,弹吉它,录制朗诵带……我把多余的时间弄得五彩缤纷,但终于弄到没有书籍可看。我不得不一趟趟坐着渡船,来到小镇,向原来的同事借书。这时,我意外得知,这位异乡的同事正在酝酿出门远行的计划。

外地分来的教师越来越多停薪留职请假下海。同事也是一位农村子弟,他和我同一个学校毕业。我们一起弹琴、喝酒、读书、散步。有一年元宵节,他早早地回到了学校,小镇的元宵之夜响起了彩灯锣鼓,同事显得非常落寞。我特意从家里回校陪他一起过节。他告诉我,他和父亲吵翻了。他父亲是一位民办教师,父子对职业的不同观点制造了家庭的矛盾。有一天他忧郁地告诉我,他弟弟还在读书,他如果不去外面闯一闯,永远无法为家庭作经济上的贡献,他教完这个学年就打算去外面。相比于我的冲动草率,他显得更加沉稳可靠,他已经不断地与远方进行了对话、沟通。我隐约知道我就要与这 位亲密的朋友告别。当时让他心事重重的,不是去不去的问题,而是和谁去的问题,在远方向他发出热情呼唤的,是他的两位红颜,一位是初中同学,一位是恩师的女儿。

暑假过后,这位朋友果然没有再回到小镇。他去了远方,一个沿海的城市——汕头。而我,就像两年前与同学的通信一样,通过这位好友开始了与远方对话。鸿雁往来,在赣粤之间穿行。我一次次阅读着信封上的汕头两字,想象着朋友在这座城市的悲欢。我们在信纸上温习着一年前的小镇岁月,但其实我们留恋的只是友谊,而不是乡村教师的生活。我为他寄去了一首词《沁园春》:“梦里年华,河上月光,旧曲从头。记常留口碑,农家子弟,初为人师,谢氏祠宇。促膝谈诗,联袂奏乐,佳节醉陪思乡酒。青山外,处陋巷之安,小小角楼。弹指几度春秋,应朝花夕拾忆旧游。怅云横粤岭,难叙契阔,雁断南天,易忘离合。耗废朱颜,赚得锦绣,壮志都成稻梁谋。梅江畔,问何日筑室,君心依旧?”好友在信上说,他为这首词落泪了。这时候,内地小镇和滨海城市互为远方,互相安慰。他为我寄来了内地不易买到的书籍,《文化苦旅》,《百年孤独》等等,他在扉页上赫然写下“赠给同好,于汕头”。这些远方的书籍仿佛暗示着内地无可回避的贫乏和缺陷,更加勾起了我对远方的想象和怅惘。

多年之后,我在重逢中得知他在远方经历的曲折。他跟着初中女同学来到了汕头,进入了女同学事先联系好的一家企业。这位女同学最后成了他的妻子,他不得不为谋取远方的安稳而辜负另一位红颜。他在企业落脚后很快看出了流水线的灰暗前途。他希望自己的文化身份区别于一般的打工仔。他向一位漂亮的女主管写了一封长信,他漂亮的书法立即得到了女主管的反馈,他获得了成功,成为公司的文秘人员。当然,这也成为他此后不断跳槽的动力,就像当年我的同学一样。多年之后他又凭着一封长信和漂亮书法,打动了家乡县城一所私立学校的女校长,从而成功返乡谋职,结束了远方的漂泊。

那一年,我已经回到了小镇工作,而越来越多的同事找到了去往远方的理由:一位中文系毕业的同事放下文学梦带着女友去广东开办文化公司;一位家境宽裕的同事跟着父亲去外地办起竹木加工厂;一位女同事辞职到了汕头谋职并找了个当地男友……这些信息像一阵阵风在留守的同事中刮起波澜。这些成功的先行者成为我们效仿的对象,让我们对远方的想象变得真实而激动,仿佛我们只要有勇气,他们就是一个个可靠的驿站。这时,我喜欢的一位姑娘也在同事的介绍下来到了汕头一家酒店打工。远方不只是一个满足职业想象的空间,还是情感皈依的地界,就像我的好友一样。一个春天的夜晚,我来到小镇的邮局,给那座远方的滨海城市拨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告诉女友我准备前往投奔。女友对我的决定充满意外,但不巧她正在上班,无法与我详尽地沟通,只能匆匆地答应。

那年春天,正好下海汕头的同事回乡省亲,我们于是约好了同行。当时正是学期的中途,我轻率地跟学校领导口头汇报了一下,我要请假两周去外头——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有一种表达叫做“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领导对此见惯不怪顺利答应了。我丢下了两个班的学生和每周十节语文课,只为了又一次心血来潮的出门远行。这一次我似乎更多了一份信心,因为有同事陪伴同行。那是一个春寒料峭的上午,去往汕头的车子出发了,仍然是十二三个小时的长途跋涉,一路上客车不时堵车,李春波的歌曲播放了一遍又一遍,但《一封家书》或《小芳》里的情绪与我格格不入。

这一次在车站我们受到礼遇,女同事的男友前来接站,把我们送到了一家酒店入住。和我同行的还有一位男同事,我与这位老乡是新结交的铁杆朋友。在学校,我们一起谈论马克思,一起畅谈周游全国的计划,一起谈论令人费解的爱情。我们打的,入住,寻职,借助于同伴的社会经验,我不再有行旅的迷茫,但遇到了求职的困惑。在这个偌大的沿海城市,我能干什么?我似乎毫无底气,我的文凭 和学历,我的兴趣和专长,相对于良好的职业显得很不成熟。好友甚至找到了酒店和歌吧,介绍说我会弹吉它。我不由得哑然失笑,其实我的三脚猫功夫完全只是自娱自乐,而不足于用到商业演出上。我喜欢的姑娘也无意挽留我,我知道只有告别。我决定回老家的前一个晚上,我的好友特意离开了住房,留给我们单独相处的时间。我的内心充满了失败感,我即将把远方的远交还这座城市,我郁闷地枯坐着,不断地抽起了烟,感觉前途一片灰暗。我笼罩在悲凉的情绪里,我隐约觉得自己无法给爱情任何承诺。她提出希望我寻找机会调出山区,否则她父母将不可能答应。我悲哀地看到横在眼前的阻隔。

第二天大早,我不等姑娘前来送别,就和好友一起来到了车站。我独自踏上了返程的车子,好友扶了扶眼镜,说,好好看书写作,写写我们这一代人。我形单影只地返乡归去,而他则开始漫游全国的计划,他的家境允许他实现我们一遍遍谈到的远方。如果说青春一定有诗歌和远方,那么我也许只能拥有前者。在漫长的旅途里,我抽着女友馈赠的红塔山香烟。那是话别的晚上,她看到我在房间里呆坐抽烟,以为我真的有了烟瘾,特意下楼去买,这是我惟一在远方感受到的和带回来的暖意。

我一直不清楚自己身上为何对远方有着如此执拗的向往。而一次次无果而返似乎证明这种向往更像是叶公好龙。我从少年时期开始就是一个空有壮志的人,初中毕业时我违背父亲的意愿,偷偷填报了师范学校,为了减轻四兄弟念书的家庭负担。父亲为此暴跳如雷,直到喜欢业绩的校长上门劝慰,父亲仍然愤愤不平,想逼着我到县城修改志愿。父亲痛骂我说如果不读重点中学,一辈子只能在山沟沟里找食。他的诅咒像是对我后来一次次出门远行结局的预言。

为了打破父亲的预言,我似乎仍不死心。1994年春天,那位远方的姑娘在和我通信的过程中出现迟缓的迹象,我在精密的日期计算中推测她的变故,不堪空落而确认她对我的遗忘和冷淡,因而匆匆寄去了一封绝交信。而我刚寄完书信,她的上一封回信就来到了我的手上。多年之后,我在诗人杨牧的自传《天狼星下》读到同样的信误之悲,引起了深深的共鸣。同样绝望的还有我失去了考研的信心。当时考研成为山区教师走向远方的另一条途径,但对英语的恐惧很快堵塞了这条道路。我的英语只有初中水平,初一的英语老师和我们同步站在零的起点,老师把一个个发音不准的单词带着刚出锅的热乎劲送到教室,让我从此输在了起跑线。我几次打起主意考研,终于面对英语偃旗息鼓。在重重失败的阴影里,我再次联系了那位为《沁园春》落泪的好友。

又是一个暑期开始,我没有留在家帮助父亲农耕,而一个人坐车去往汕头。我知道父亲对我的失望和疑惑,惟一让他安慰的是我已经订婚。这一次虽然我独自前往,但少了一点对人世的惊慌,我顺利抵达了汕头。我打量着这座让我伤感的城市。我收到那位姑娘的书信后知道一切无可挽回,我不知道对她伤害有多大,她在最后一封信里告诉我,她将离开原来的酒店,从此我们将相忘于江湖,她还把那些特意为我购买的书籍丢进了大海,我隐约记得那是我托她买的《沈从文文集》。好友并不知道她的下落。我只想一心一意找份工作能够在这座城市安身,希望有一天能够街头与她奇迹般地邂逅,就像电视剧里的一样。

我被好友带到了他居住的地方,那是汕头边远的城中村,青翠的竹林里搭起了一排排简易宿舍。朋友抱怨租金有点贵,仅容一张小床的竹棚每月也要五十元。我走进竹棚,却觉得它简单实惠,就像北京后来的“胶囊”。出租房里的语音天南海北,能听出许多是朋友的老乡。我们在竹棚里喝着啤酒,谈论我对未来的希望。第一天,我们走了几个中介 公司,花了二十元登记。朋友说,他远远就听到中介公司说“生意来了”,知道这种公司不靠谱,只收费用却很少介绍工作。刚到汕头时他也登记过,后来长时间没接到中介公司电话,于是他主动拨打了过去,对他们破口大骂一番。但我还是抱着万分之一的希望报了个名。一天下来,工作没有结果。我们在街头报亭里买了报纸,在中缝上寻找招聘广告。这时我们注意到不少期货公司在招人。朋友说,目前只有这个启事,这个可以试试。其实他知道我对金融知识一无所知。我们于是走进了书店,丰富的图书引得我难以迈步,但我只能匆匆带走一本期货入门的书离开。朋友上班去了,我呆在竹棚里看书,啃着枯燥难懂的期货知识,心里不由漫起对前途的渺茫之感——我想起了当年寄给朋友的词:“怅云横粤岭,难叙契阔,雁断南天,易忘离合。耗废朱颜,赚得锦绣,壮志都成稻梁谋”。

这天晚上,我在竹棚里突然半夜惊醒,暴风雨袭击着这座城市,我惊恐地听着电闪雷鸣,大雨如注,我感觉整座城市在颤抖,仿佛地震就要来临。我总担心海水会漫上城市,把这些竹棚全部冲走,我一直想叫喊却不敢出声,四周一片寂静,邻近的竹棚里有丝丝的喘息声,那是夫妻房里的云雨。我一夜无眠,早上雨过天晴,和朋友说起昨夜风雨,他却淡然地说,这是常见的事物,不足为奇,更不至于海水漫城。我又一次为自己的无知羞赧。吃过早饭,朋友又有空带着我游走在一座座楼厦中。我们来到了期货公司谋职,但他们看了看我轻薄的简历,只是留下了电话,说有消息会通知我。回到住处,我再次陷入了等待。朋友安慰我,说第一次寻找工作都这样,要习惯于等待。但随着一天天空等,我的心理防线渐渐溃败。一个星期过去后,我终于感觉到这座城市不会容纳我了,我向朋友提出了回去的打算。朋友没有挽留我,只是说回之前带我在城市里走走。我提出去往海边。

我带着向这座城市告别的心情,行走在大街上。我寻看着酒店的名字,但路上并没有“金泰大酒店”

的字样。我感谢这座城市,感谢它的街灯在一段时间里迎送着一位姑娘,让她有好心情晚班之后为我写信。就在城市的边缘,我看到了大海,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壮观,那么恢弘,那么伟岸。那远山回荡的海水一片灰暗,泛着泡沫的海水一片肮脏,零乱的翅膀和桅帆在起起落落。我想起了一年前的海边,有一位姑娘把《沈从文文集》丢进大海,那优秀而辉煌的汉语篇章在蔚蓝的海水里慢慢下沉,陷入绝望的黑暗之中,仿佛青春的祭奠。

2017初夏,我一个人坐在梅江边的一栋村委会办公楼里,打开一台破旧的电脑准备写信。我在文档里果断地敲下了一行标题:《致深圳市委书记的一封信》。就像刚毕业那会儿,我又开始了与远方的对话。而这次对话,是一位我敬重的兄长挑起的。

二十多年来,我几乎丧失了对远方的想象。尽管网络上开始对青年有了重新界定,但我坚定地认为自己已经彻底告别了青春。“人到中年”这个词,随着早年的一篇课文顽固地植入脑皮,终于浮起来变成现实。早年的三次远行让我彻底地安心了。我在老家的小镇里熬过了教育界最艰难的日子,有时候我们一年发两次工资,而每次可能要打八折。尽管俸薄薪迟成这样,尽管我挈妇将雏一家三口挤在简陋的宿舍,我仍然没有撤退的想法。我似乎认定:远方不再是解救自己命运的神灵。有一年春天,学校员工集体罢课,我居然相信了一位官员的劝导:看看大城市的下岗工人吧,现在保住一份工作多么难!为了摆脱罢课的是非,我骑着自行车游荡在梅江边,看着大江波涛翻滚,想起了浮萍一般的命运。

从远方归来的十年间,我心如死水躲进书斋,靠一本本书打发日子。如果说还有远方,从此文字成了我的远方。岁月峰回路转,十年之后一位文友叫我进城,从事一份文字工作。我为此犹豫不决,仿佛这县城并不是我想象的远方,期待的远方,而 我已经深深眷恋着在小镇里坐井观天的生活。后来经朋友的交流,我最终一念之差答应了转行。此后的十年里,一种超负荷的文字工作慢慢耗尽了我的青春,当然我也由此打开了视野,丰富了阅历。一些朋友开始通过公开的文字认为我富有才华,兄长就是其中一位。有一年春节,这位兄长外出考察景区,居然特意叫上我同行,我开始了解一些官场的规则和他独特的见解。然而,他独特的个性很快危害和结束了他的仕途。一段时间里,我与这位兄长没有见面,我推测他是不是从此赋闲在家,喝酒打牌或准备二胎。谷雨时节,我正在省里参加一场诗会,突然接到他的电话,我以为只是一般的问候,他反复询问我的归期,让我充满疑惑。

终于有一天,他再次叫我去一家酒店集会。他带着神秘的语气告诉我们,我们要创业!我们为什么不能是千万富翁呢?他反问着我们。我充满愕然。他一次次叫上我,和他的好友一起商谈一种叫培训的业务,他认为我就是未来公司的文化总监。这是小城正在火爆的生意,然而有一天他突然开悟地告诉我们,他不想在小城里跟着走,因为小城的接待能力非常有限,他想到了一个地方,那就是深圳!在他的一番鼓动之下,我突然觉得他的计划非常有理。而受他之托,我开始了解深圳。

然而我对深圳的了解非常有限。二十年之前的深圳之行,我匆匆的来去只看到宝安的一片楼厦和夜色。几年前,我带着女儿到弟弟工作的广州游玩,特意坐着高铁来到深圳,一位学生热情地接待了我,带着我们参观了小梅沙和世界之窗,但由于时间紧迫,我们对深圳仍然所知甚少。当这位兄长提出转战深圳创业的梦想,让我再次想到了最初的青春远行。兄长的理由是充分的,作为改革开放的标本城市,深圳有许多值得学习和追踪的地方,而她繁多的酒店对开展培训是有利的条件。为了深入地了解深圳,我托深圳的学生为我购买相关的书籍。而这时,我的工作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必须常年驻守在梅江边一个小村子里。于是我一边读着《深圳语录》,

一边在江边散步,再次开始了对远方的想象。

通过网络,深圳一百多个大大小小的景点进入我的视线,我惊叹自己游过的地方不过是百分之一。通过优秀的读本,我对深圳有了深入的了解,并对她的历史地位给予了准确的提炼和描述。我知道了大鹏所城,知道了张爱玲出走异国的那道关口,知道了罗湖口岸的前世今身,知道了蛇口工业区“时间就是金钱”的丰富内涵,知道了改革家们的果敢气魂,知道了商城和旅游业的意外爆起,知道了“深圳速度”从建筑技术到气候因素的细节,知道了拓荒牛雕塑的来由,知道了一个国际化的微笑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从时间的线索里对照我所经历过的年代,对照那时的十万盲流和我的一次青春异动。时间的宏观,让我开始对深圳的空间再一次充满向往。一周时间里,我在小村子里与远方进行深度的对话。我把自己当作她可靠的知音,因为她可能是我扬帆的大海。

按照兄长的嘱托,我事先拟写了一位给深圳市委顾问的长信,表达自己对深圳的认知,和到深圳开展改革文化培训的前景。教授对我们精准的表达赞赏有加,从而让兄长更是充满信心。他要我一鼓作气,静下心来,代表内地的一伙中年人,给深圳市委书记写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作为我们进军深圳的号角。闷热的下午,我在电脑前推敲字句,让一个乐观的文化产业在深圳展开美妙的蓝图。在小村的一个晚上,我还把自己对深圳的憧憬说给了城里的朋友,她对我们中年的雄心报以赞叹,我也为自己重新找回了对远方的想象而兴奋。

然而,当我妙笔生花描绘着深圳之梦的时候,当我沉醉于远方想象的时候,兄长又一次调整了创业的思路,他再次经过深思熟虑,似乎感觉到了远方创业的艰难,他说服我们,我们应该从脚下这片土地做起,深圳是我们下一站!我们再次认同了兄长的远见。我仍然回到了梅江边的小村里工作和散步。我不知道小村里写好的那封信什么时候会发出去。但我没有沮丧,因为那仍然是值得期待的远方。

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中年,远方最终只是我的精神食粮。远方擦亮了无数暗淡的日子,远方是诱惑是动力,是折磨是憧憬,是浪漫主义。海子赞叹荷尔德林时说:诗歌,与远方一样。是的,我剩下的远方只有文字。人届不惑,我也慢慢理解了海子的诗篇《远方》,理解了其间的痛苦和幸福,希翼与绝望:“那时我在远方/那时我自由而贫穷/这些不能触摸的姐妹/这些不能触摸的血/这些不能触摸的远方的幸福/远方的幸福是多少痛苦”。在今后的岁月里,但愿我能把远方的远归还心灵。

(责任编辑 史小溪 牛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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