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的趣味(两篇)

Sichuan Literature - - 目录 - 张瑞田

一个人的金石学

现代作家序列,鲁迅的艺术趣味最为广泛。他热爱版画,喜好汉画像拓片,大量购买碑帖、墓志,集藏笺纸,参与美术设计……

鲁迅 1912 年到 1922年的日记,频繁记录自己与朋友到琉璃厂购买金石拓片或在家收购金石拓片的经历——

“上午太学守者持来石鼓文拓本十枚,元潘迪《音训》二枚。是新拓者,我以银元一元两角五分易之。”(1912年 6 月 26 日)

“下午至直隶官书局购《雅雨堂丛书》一部二十册,十五元;《京畿金石录》一部,银一两。” (1912 年 6 月 29 日)

“午后往留黎厂神州国光社买《黄石斋手写诗》一册,二角。又至有正书局买《释迦谱》一部四册,七角;《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铭》一册,七角。又《东庙堂碑》一册,五角;《元明古德手迹》一册,三角。” (1913 年 12 月 14 日)

“午后往留黎厂神州国光社买《古学汇刊》第八期一部,一元五分,校印已渐劣矣。又至直隶官书局买《两浙金石志》一部十二册,二元四角。”(1914年4月4日)

“午后至有正书局买《黄石斋夫人手书孝经》一册,三角;《明拓汉隶四种》、《刘熊碑》、《黄初修孔子庙碑》、《匋斋藏瘗鹤铭》、《水前拓本瘗鹤铭》各一册,共价二元五角五分。”(1914年 12月27日)

“下午往留黎厂买《金石契》附《石鼓文释存》一部五本,《长安获古编》一部二本,共银七元。” (1915 年 3 月 6日)

“下午胡绥之来并赠《龙门造象题记》二十三枚,去赠以《跳山建初摩厓》拓本一枚。”(1915年 3月28日)

“下午赴留黎厂神州国光社买《神州大观》第七集一册,一元六角五分。又至直隶官书局买《金石续编》一部十二本,二元五角;《越中金石记》一部八册,二十元。”(1915年 4 月 21 日)

“午后往留黎厂买《黾池五端图》连《西峡颂》二枚,二元;杂汉画象四枚,一元;武梁祠画象并题记等五十一枚,八元。”(1915年 5 月 1日)

“下午往留黎厂买《古志石华》一部八本,值二元。买《赵郡宣恭王毓墓志》并盖二枚,《张盈志》并盖二枚,《刘珍志》并阴二枚,《豆卢实志》一枚,《开皇残志》一枚,《护泽公寇君志》盖一枚,《李琮志》一枚,阙侧,共银五元。买《宕昌公晖福寺碑》并阴共二枚,银六元。”(1916年 1 月 4日)

“午后往留黎厂买《元固墓志》一枚,四元。” (1918 年 1 月 2日)

“午后往留黎厂,得玉函山隋唐造象大小卅五枚,《郗景哲等残造象》一枚,作直四元,以重拓本易之。又得周《王通墓志》一枚,一元。”(1918年5月3日)

“午后往留黎厂买张俊妻墓志三枚,《王僧男墓志》并盖二枚,《刘猛进墓志前后二枚》,《彭

城寺碑》并阴及碑坐画象总三枚,共券十二元。” (1919 年 10 月 17 日)

“午后往留黎厂买《寇侃墓志》并盖二枚,《邸珍碑》并阴二枚,《陈氏合宗造象》四面并坐五枚,共泉四元。又《杨君则墓志》一枚,一元。”(1921年5月31日)

“晚同裘子元往李竹泉店观唐人墨书墓志。” (1924 年 2 月 2日)

这是鲁迅自1912 年到 1924年十五篇日记摘要。十五篇日记,所记鲁迅在北平购买金石拓片的详实经过,其中包括所购买金石拓片的名称、价格。其实,十五篇日记所记鲁迅在琉璃厂的采购经历,仅仅是冰山一角。这十几年的日记,屡屡可见他去琉璃厂的经过,为什么去?同谁去?买了什么?等等。这种看似漫不经心却有备而来的“采购”,让我们看到了一位作家、学者对金石学的浓厚兴趣,对碑帖、墓志的收藏热情。

在《金石录后序》中,李清照写下了一段荡气回肠的文字:“余建中辛巳始归赵氏……赵李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众所周知,《金石录》一书是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所著。赵明诚收集资料时,李清照陪伴丈夫左右,免不了经风沐雨,耐劳吃苦。为此,仇鹿鸣指出:“至于《金石录后序》中所描绘的于相国寺购置拓本,归而展读,进而撰著题跋,慢慢集腋成裘,这种研治石刻文献的方法,亦成为传统金石学研究的标准形态。”

鲁迅读过《金石录》,对金石学探究的兴趣,是不是从此开始,不敢妄下结论。不过,他探究金石学的路数正如仇鹿鸣描述的那样:购置拓本,归而展读,进而撰著题跋,慢慢集腋成裘。

金石学是国学的组成部分。研究对象为古代铜刻与石刻,核心部分是铜刻与石刻上面的文字。“金石学”在清代确立,涉及文字学、历史学、文学、书法等学科。因此,有识之士又说,金石学不是独立的学问,它需要与其它学科融合。

也许,金石学的“开放”形态,触动了鲁迅问学求知的欲望,他在讲课、写作、翻译、治学的过程中,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为碑帖墓志找到了一处安置的地方。有了这个地方,鲁迅就“肆无忌惮”了,他几乎每周都会去琉璃厂,遇到中意的旧帖新拓了,就一掷千金。

鲁迅所采购的碑帖拓片是否有学术价值,他是不是有选择采购,回答是肯定的。作为学贯中西的作家、学者,他对中国的文化传统了如指掌,因此,他判断碑帖墓志学术、艺术价值的高下,对名拓的传承,对拓片文字的谙熟,均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通过对摘录的十五篇日记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鲁迅在琉璃厂购买的碑拓和墓志,庶几为名品名作。诸如石鼓文释存、龙门造象题记、云峰山石刻、瘗鹤铭、谷朗碑、西峡颂、石门颂等,汉碑曹全碑、张迁碑、华山碑等,唐代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铭等。第二,鲁迅对墓志的兴趣更大,一

方面,他对出土时间较长的墓志格外珍视,另一方面,他对新出土的墓志也表现出十足的兴趣。

上文提到,金石学不是独立的学问,它需要与其它学科融合。道理很简单,金石学的研究对象是铜刻、石刻及其文字,其中涉及的学术问题十分复杂,答案也不是单一性的。石刻文字一项,既有石、碑、造像、画像、经典诸刻、纪事诸刻等内容,同时链接典章文献、文字进化、文字规范、书法风格、雕刻工艺。因此,我们可以认同金石学是综合学科,专家会望而却步的。鲁迅是视通万里、思接千载的文化人,他对社会现实冷静观察、犀利批判,推动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同时,他对学术、考据,对美术、书法,依然有着浓厚的精神需求。他有能力识读金石拓片的形式美感,也有能力穿越数百年、上千年的时光,看懂古代人的现实生活。进入金石学,鲁迅的想象力给了他无尽的光彩,他一次次猜想墓志的主人,男人、女人,王侯、百姓,夭折还是正常死亡,似乎一个小小的问题,他会沉思一天。鲁迅的金石学是他自己的金石学,对古器物的欣赏,对碑文、墓志铭的研读,对书法的临习,所得到的收获不仅仅是学术收获。对作家鲁迅而言,围绕古器物、碑文、墓志铭周围的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还有藏在其间的不易察觉、却妙趣横生的细节,让他的小说创作陡增历史文化的含量。他没有留下系统的金石学著作,但是,他把自己的金石学研究的成果,体现在他的写作中。他对传统审美意识的审视、对中西美术的发言,对书法、手札、笺纸的判断,均能看到金石学修养的影响。1935年,鲁迅写给版画家李桦的书信讲道:“……就绘画而论,六朝以来,就大受印度美术影响,无所谓国画了;元人的水墨山水,或者可以说是国粹,但这是不必复兴,而且即使复兴起来,也不会发展的。所以我的意思,是以为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画,并且留心民间所赏玩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许能够创出一种更好的版画。”鲁迅的意见基于对汉画像的收藏。汉画像精美的造型,流畅的线条,政治、宗教、历史、文化、艺术的附载,

这样的影响,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也有体现。墓志关乎死亡,从每一张墓志铭的拓片上,都能目睹一个生命的出现和陨落。以探知生命意义和生活意义为己任的小说家,对墓志铭的敏感一定超过任何金石学家、收藏家、书法家。专家面对墓志铭拓片,会出现“瞎子摸象”似的感觉,从自己的需要出发,解读出自己需要的内容。这没有错。金石拓片,本身就有这样的文化深度。对于鲁迅而言,他会发现一张墓志铭拓片的捶拓年份,明确它的文物价值、商业价值,对它的文辞与书法,更是一目了然。这样的功夫,金石学家都有,没有的是对墓志主人命运的关怀,对生与死形而上的思考。这一点,陈丹青看在了眼里,他说:“鲁迅饱读古籍,是从历史中刻意解读死亡的人。他的解读总归同时兼有两面:一是比常人敏感而惊痛,一是比常人看透而冷峻。”不错,鲁迅在《忆韦素园君》一文中所写的一段话就是证明:“自素园病疫之后,转眼已是两年了,这其间,对于他,文坛上并没有人开口。这也不能算是希罕的,他既非天才,也非豪杰,活的时候,既不过在默默中生存,死了之后,当然也只好在默默中泯没。”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鲁迅的脑海里,

一定出现了他所收藏的墓志铭拓片,一张拓片,一个生命,来来往往,便是岁月。写《忆韦素园君》的前后,鲁迅为韦素园写了《韦素园墓记》—— 韦素园墓记。君以一九又二年六月十八日生,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卒。呜呼,宏才远志,厄于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弟丛芜,友静农,霁野立表;鲁迅书。

短短的墓记,浓缩了韦素园短暂的一生。第二年,鲁迅又给鎌田诚一写了《鎌田诚一墓记》——

君以一九三〇年三月至沪,出纳图书,既勤且谨,兼修绘事,斐然有成。中遭艰巨,笃行靡改,扶危济急,公私两全。越三三年七月,因病归国休养,方期再造,展其英才,而药石无灵,终以不起,年仅二十有八。呜呼,昊天难测,蕙荃早摧,晔晔青春,永閟玄壤,忝居友列,衔哀记焉。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二日,会稽鲁迅撰

与其说是写墓记,实则感伤青春生命的流逝。韦素园与鎌田诚一属于英年早逝,他们流星般的生命形态,让鲁迅看到了生命的脆弱,未来的无望。这一点,他收藏的数以千计的碑帖墓志给了他深刻的启示。每一个墓志的主人就是我们的过去,我们也将是未来的墓志主人,一代代传承,需要诘问世界、家国、尊严、文明、财富、价值、痛苦,究竟具有什么意义?

墓志铭拓片激发的生死之问,让鲁迅不会轻松。1936年,鲁迅写了一篇《死》的杂文,留下一句名言: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很鲁迅的一句话,是不是他自己为自己写的墓志铭呢?

相比较而言,金石学带给他的书法欲念,让他最轻松。他收藏碑帖墓志拓片有多种用途,其中之一,就是书法临习,提升自己的书法修养。在他收藏碑帖墓志拓片的高峰时期,有两个人与他的联系非常密切,一个是沈尹默,一个是陈师曾。鲁迅日记是流水账,他记下了沈尹默来来去去的身影,不记他们想了什么,说了什么。我发现,每一次沈尹默到鲁迅的家,都是鲁迅从琉璃厂采购归来的时刻,鲁迅手中的名碑重拓,一定会在沈尹默的面前展开,沈尹默或许对碑文的历史意义没有兴趣,但对书法会本能地喜欢。他们面对碑帖墓志的拓片,焦点是书法。沈尹默在诗坛已有名气,于书法用功尤勤,年轻时代,书法家的形象渐渐清晰起来。沈尹默与文坛的关系密切,也写出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后来独钟书法,为什么?他在《书法漫谈》一文讲得清楚:“二十五岁左右回到杭州,遇见了一个姓陈的朋友,他第一面和我交谈,开口便这样说:我昨天在刘三那里,看见了你一首诗,诗很好,但是字其俗在骨。我初听了,实在有些刺耳,继而细想一想,他的话很有理由,我是受过了黄自元的毒,再沾染上一点仇老的习气,那时,自己既不善于悬腕,又喜欢用长锋羊毫,更显得拖拖沓沓地不受看。陈姓朋友所说的是药石之言,我非常感激他。就在那个时候,立志要改正以往的种种错误,先从执笔改起,每天清早起来,就指实掌虚,掌竖腕平,肘腕并起的执着笔,用方尺大的毛边纸,临写汉碑,每纸写一个大字,用淡墨写,一张一张地丢在地上,写完一百张,下面的纸已经干透了,再拿起来临写四个字,以后再随便在这写过的纸上练习行草,如是不间断两年多。两三年后,又开始专心临写六朝碑版,兼临晋唐两宋元明名家精品,前后凡十数年挥毫不辍,直至写出的字俗气脱尽,气骨挺立。”

“姓陈的朋友”就是陈独秀。脱俗的办法是临

习汉碑和六朝碑版。这样的选择与鲁迅有没有关系呢?不见沈尹默陈述,从鲁迅日记中,可以感觉,能够意会。

陈师曾诗书画印俱佳。鲁迅的若干方印章,出自陈师曾之手。他的书画,也是鲁迅的最爱。他有胆量向陈师曾索画,也经常在手札中与陈师曾讨论碑帖墓志的问题。“在鲁迅沉溺于抄写古碑的时候,北京画家陈师曾是他的挚友——陈师曾的弟弟,即游学欧美的陈寅恪——这又是他与左翼青年相对公开的艺术关系之外,比较传统的私谊”(陈丹青语)。遗憾的是,47岁的陈师曾因病去世,鲁迅十分难过。他去琉璃厂,见到《师曾遗墨》就买回来翻阅,自1924 年 5 月到 1925 年 2月,他先后买了第一集到第四集的《师曾遗墨》。他阅读陈师曾遗墨,怀念故人,也在体察书法。由金石学到现实生活,由古人到今人,鲁迅与书法的距离越来越近。

“逸民”之书

台静农在他的《嵇阮论》一文中写道:“而逸民一流人物,在一般人看来,总以为不如忠烈者之勇猛,然而在炙热的权势之下,能以冷眼与唾弃的态度,也不失为沉默的反抗。在中国历史上,凡具有正义热忱的知识者,他们生活于动乱时代的政治态度,不是以热血向暴力死拼,便是以不屑的态度深隐起来。”

“逸”是躲逃。台静农在他的《魏晋文学思想论述》一文中,分析了汉末士大夫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一是党锢诸贤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是逸民的‘遁世无闷’”。

《魏晋文学思想论述》与《嵇阮论》,与其是对文学史,对作家的研究,毋宁说,是对自己的告白。

1946 年 10月,好友魏建功推荐,台静农携十余口家眷渡海赴台,就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1989年 11 月 9日病逝台北。其间没有回过大陆。

2015 年 9 月 28日,“龙坡遗珍:台静农作品及藏品展”在北京举行。“台静农作品”,这是什么作品?在大陆人的印象里,台静农是受到鲁迅器重的作家,“台静农作品”,难道是文学作品?显然不是,陈列在美术馆的“台静农作品”是大陆人陌生的书法作品。也就是说,台静农的归来,是以书法家的形象与了解他或不了解他的人见面。文化形象的差异,还是引起了人们的议论。为此,清华大学教授、著名文学理论家王中忱意味深长地说——对于我们做文学研究的人来说,对台先生的印象主要是文学家的印象,后来有机会去台湾大学看过台先生的办公室,发现台湾的“台静农”和大陆的“台静农”是被分开的两个印象。大陆的“台静农”比较多的是作为一个文学家来理解,台湾的朋友讨论更多的是台先生作为一个学者和书法家。现在台先生的书法回到了大陆,我们开始把分断了的“台静农”先生会合到一起了。因为台先生很多字都署有日期,他什么时候写的?里边包含了他怎样的一些寄托?希望做书法研究的朋友们探讨。

我较细致地拜观并阅读了所有出现在美术馆展厅的“台静农作品”。眼前的斑斑字迹,具有书法审美的高度。然而,仅仅以书法家和书法作品来探析台静农,当然单薄,因此,对台静农书法的言说,必须具有宽泛的历史眼光。

1932 年 12 月 9日的鲁迅日记有“为静农写一横幅”的记录。同年12 月 13日,鲁迅致台静农的手札讲道:“日前寄上书籍二包,又字一卷,不知已收到否?字写得坏极,请勿裱挂,为我藏拙也。”

这一年台静农30岁,已是享誉文坛的青年作家了。1927 年,他出版了小说集《地之子》,1928年,又出版了小说集《建塔者》。正是这两本小说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有了一席之地,至今,还在阅读、研讨。

鲁迅日记和鲁迅手札散发的信息,说明台静农热爱书法。至于是台静农请求,还是鲁迅赠予,没 有必要细究。至少说明,台静农对书法的喜爱,鲁迅看在了眼里。不错,鲁迅致台静农的手札,常常涉及汉画像价格、欣赏、收藏,并屡屡提及他与郑振铎合编的《北平笺谱》。也就是说,作为小说家的台静农,艺术趣味广泛,也被鲁迅视为知己。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被迫离开山东大学的台静农有了家国沦亡的感觉,在北平,与魏建功、启功把盏寻醉,其间,启功作《荒城寒鸦图》相赠。启功曾说:到辅仁首日就认识牟润孙、台静农了。对台静农与启功交游研究尤深的许礼平说:三人很投契,交往密切。而台公雅好书画篆刻,与启老尤多共同语言。

的确,当时隔46年之久,台静农再次看到《荒城寒鸦图》时,往事历历,百感交集,他在《荒城寒鸦图》的一侧写道:“余于七七事变前四日由济南到北京,住魏建功家,是月三十日敌军入北京城,与建功、元白悲愤大醉,醉后元白写《荒城寒鸦图》寄概。今四十余年,建功谢世已四年矣。一九八三年八月十八日晚醉后记。静农于龙坡丈室。”

有人说,台静农中年以后始学书法,显然是一种误会。台静农与鲁迅、启功的笔墨缘分,说明了台静农对书法艺术的精神渴求一直埋藏心底,只是兵荒马乱的时代,一张安静的书桌都没处放的中国,焉有挥毫泼墨的闲情。孤独的台静农,与那个时代的爱国知识分子一样,四处飘摇、颠簸,从四川,到台湾。

台静农到台湾大学中文系任教,已经是四十四岁的中年人了。动荡的台湾,硝烟四起的内战,他的心肯定不会平静。此时,他的兴趣在于先秦、魏晋、唐宋文学的研究,以讲授《楚辞》为己任。他诠释“离骚”二字,“离”即是“遭遇”,“骚”便是“忧愁”,由此可窥台静农的心境。

一心向古了,对传统文学的深入,对书法艺术的痴情,让我们看到了一位饱读诗文、书艺超群的老夫子形象。除去课堂上的侃侃而谈,他是台湾大学的沉默者,似乎是可有可无的人。如果不是书法,如果不是书法的引领,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台

静农,人们一无所知,那一段波澜壮阔的文学生涯,那一页灿烂的生命篇章,会被久久忽略。正是台静农这段“文学生涯”,这页“生命篇章”,我们看他的书法,才会看到格外的意义。

其实,台静农的大陆,台静农的台湾,书法已渐行渐远了。作为新文化的代表人物,台静农安身立命的本事是他的白话文写作——被鲁迅称道的小说和杂文。即使在四川的八年间,台静农依然笔耕不辍,创作以抗战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在各地报刊上发表。关注社会发展,以写作表达对现实认知的台静农,眼睛里的书法该是修身养性的“小技”,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从来没有好好地把一本书帖写完过”,不免是谦辞,但也说明了他对书法的态度。

心态的转变,趣味的转移,是在台湾。1946年,内战正酣,1948年,同事许寿裳在台北家中被害, 1949年,国民党退居台湾,中国的政治局势复杂而紧张,台静农不知所措。他在《静农书艺集》的自序中平淡地说:“战后来台北,教学读书之余,每感郁结,意不能静,惟弄毫墨以自遣,但不愿人知。”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苦衷,是中国文人的无奈。封存了意气风发的笔,紧紧握住了临帖作字的笔,结果是,密切观察现实、深刻思考社会的作家淡隐了,取而代之的是宣讲《楚辞》的学问家和沉稳内敛的书法家。这时,我们回味他在《嵇阮论》一文所讲的话——“而逸民一流人物,在一般人看来,总以为不如忠烈者之勇猛,然而在炙热的权势之下,能以冷眼与唾弃的态度,也不失为沉默的反抗”,是不是对台静农的毛笔生涯有了新的认识?

应该说,台静农的“逸民之书”,是现当代中国书法史中独有的存在,其审美意义和思想价值,需要我们慢慢领悟。

面对如此众多的台静农墨迹,我有一点紧张。一位穿越了历史时空的书法家,他的每一个字都有文化的重量。因此,我以严肃而敬畏的心情,在台

我发现,书法中的台静农依然迷人。他的文心没有死去,而是在书法中复活。那种游子的哀恸,思乡的情感,对生命尊严的维护,裹挟在他的笔墨之间。“日暮更移舟望江国渺何处,明朝又寒食见梅子忽相思”,“岂无种秫田不了公家事,试看随阳柳各有稻粱谋”,“相逢握手一大笑,故人风物两依然”,“故国山川皆梦寐,昔年亲友半凋零”、“花竹秀而野,文章老更成”,“作文当有清气,临事终期虚怀”,“天地存肝胆,江山阅鬓华”,等等,是台静农心事的陈述。诗言志,书法何尝不能言志,台静农以隶书、楷书、行草书,书写含义深挚的联语,坦陈自己的心扉。看似漫不经心,其实成竹在胸。

对书写文辞的选择,可以衡量一位书法家文化素养的高低。台静农书写的联语,气息高古,意新语俊,与他苍茫、滞涩的书风如出一辙。书写诗词,其范围基本在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

苏东坡、王安石之内,所选诗篇,也是那些沉郁、凝练,具有人生况味的佳作。在台湾的台静农有着古典文学专家的身份,他对诗词的判断自有他的标准。

“台静农的书法,不限于一家,呈现多样的风采,举凡书法所能表现的篆隶楷行草,无一不精,甚至同一书体,也能表现出不同的精神面貌,观者绝不会有千篇一律的感觉。”这是台湾学人李宗焜对台静农书法的一般见解。的确,台静农书法筑基深厚。首先,台静农对秦汉、魏晋、汉唐碑刻感同身受,所见他的临摹作品,便有秦诏版、石门颂、西峡颂、二爨、礼器、衡方等。台静农的这般选择,是奔着中国书法的气势而去。所谓“碑学”,该是对古朴、自然、野逸、放达的追索,是对清刚雅正人格的礼拜。摩崖的最初形态,以及摩崖在风雨中的飘摇,还有摩崖字迹本身的宽博、雄厚,对台静农具有重要的影响。他下笔,要重,要狠,那条厚实的线,需要承受台静农一言难尽的心思。

台静农的行草有自家面目。甚至可以这样说,台静农的行草书,代表了他的书法创作成绩。阅读台静农的行草,不难看出倪元璐的巨大影响。关于倪元璐的书法,董桥有一句诗意盎然的话:“倪元璐的书法哪一个字不是一念的执著的看破?甚至家仇国恨的不甘也许夹杂着那份浑金璞玉的难舍。”不知为什么,董桥的这句话让我深思良久,他是说倪元璐,还是说台静农,有一点懵懂。倪元璐与台静农之间的关系,董桥的经历和看法让我开眼。

1964年,董桥的台北房东对他说,古往今来只有台静农写得出地道的倪元璐,“台教授连胸襟都是晚明名士的胸襟,烈酒似的孤愤尤其造就了他笔下深山老林之气!”高抬倪元璐和台静农的理由董桥信服:一辈子不屑描头画角取媚世人。

张大千对台静农的书法评价甚高,他说:“三百年来,能得倪书神髓者,静农一人也。”也许,在张大千看来,台静农是倪元璐真正的追随者,1968年,他把倪元璐的书法《古盘吟》送给了台静农,并说“顷检出寄与吾静农老弟宝玩之”。那么,也就是说,台静农临习倪元璐,得真迹遗韵,展开自有不凡处。

不凡处在哪?行家认为台静农跳跃、奇崛的笔法,让他的字迹丰富,耐人寻味。还有行家说,台静农书法的书卷气也是当代书法创作的缺失,自然也是当代书法的审美高地。这样的判断我当然认可,还有董桥和他房东的话依旧在我的耳边萦绕——

“倪元璐的书法哪一个字不是一念执著的看破?”

“烈酒似的孤愤尤其造就了他笔下深山老林之气!”

“一辈子不屑描头画角取媚世人”。我想,这样看下去,或许对台静农书法看得更为清楚。

(责任编辑 史小溪 牛放)

与鲁迅的知识和思考相结合,由此得出的政治结论、艺术评价,自然有自己清晰的脉络。

静农的每一幅书法作品前经过。

注:本篇文章插图为元明清闲章收藏件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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