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中式管理?还是西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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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问题,即使对于不认为这是问题的、受过现代管理系统教育的企业家来说,在执掌中国企业一段时间之后,也会感到种种水土不服和“排异反应”。

说到根本,排异反应的来源正是人的差异——被管理者是人,创造管理理论者也是人,而只要是人,就会有他独特的文化和社会行为背景。

显而易见,对中国企业来说,被管理者是中国人,而且是普遍没有走出过国门的“乡土中国人”。而在费孝通终身研究的“乡土中国”文化影响下,家族是社会运转的核心,因而即便在现代企业中,管理关系被类家族化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如果看不到中国人作为被管理者在管理关系中的特殊性,一味套用“现代管理”理论,则是管理者对现实的无视。

而对管理创新者来说,作为个人,也是有其文化背景的。“现代管理学之父”杜拉克,就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曾说“:我开始对管理感兴趣,是因为我对信仰和制度的兴趣。”而他创造的“有史以来第一部把公司作为社会组织研究的书”——《公司的概念》,则是把通用汽车公司还原到了美国社会绝大多数为清教徒的特殊社会土壤中。从清教徒的信念出发,杜拉克把管理关系中的个体价值和自我实现放在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开创了现代管理学的新阶段。

而同样的问题,中国文化显然是不同视角。在西方思想传统中,所谓人是一个个“个体”;而中国主流的儒家思想则认为,人是一种“关系”。

当我们正视这种差异时,再回头看开头提到的问题,就会理解西方“现代管理”落地中国所面临的人与文化的深刻冲突,也会更清晰地理解“面对现实,才能改造现实”这句话对中国企业管理者的重要性。管理是科学更是艺术,只有在科学的理解和艺术的妥协中才能向更具效能与可持续的层面推进。

回望过去10年里的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积极正视这种文化差异,并在打造“中西合璧的现代管理体系”中践行最深的企业,非方太莫属。茅忠群,正带领方太舞起一套儒家君子剑。(李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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