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破坏视角下的传统村落空间商业化变迁研究

——江西婺源李坑村、汪口村、江湾村对比分析/ 张菁

South Architecture - - 第一页 - 张菁Zhang Jing

Creative Destruction and Commercia Liz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Likeng, Wangkou, and Jiangwan in Wuyuan, China

摘要 伴随着快速的城镇化浪潮,广大乡村地区正逐渐纳入城市的消费体系。其中,传统村落作为旅游目的地,因其独特的文化历史遗产禀赋而逐渐具有消费性空间的特征。基于传统村落商业化的视角,运用“创造性破坏”模型的分析框架,通过对江西婺源县李坑村、汪口村、江湾村在商业化阶段演进中各利益相关者博弈的实证分析,揭示旅游驱动下乡村景观的演变路径。研究发现,“创造性破坏”模型运用于我国传统村落商业化的阶段分析的过程中需适当修正,特别是政府部门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同化,对传统村落商业化发展的路径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将传统乡村景观导向多元化的混杂景观共存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传统村落;空间商业化;创造性破坏;江西婺源

ABSTRACT Since the latter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rural communities with unique place-based assets have been re-imaged as tourist destinations, and the broad masses of rural areas have been gradually incorporated into urban consumption system. In some locales, traditional villages have emerged changing from productive space to consumption space. This study is to determine if this transformation, known as "creative destruction", is underway in China's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to uncover the motivations that are driving this change. The study focuses on three traditional villages, Likeng, Wangkou, and Jiangwan in Wuyuan, which share similar cultural assets. Based on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space, this study found that, by using creative destruction model, tourism could be the dominant driver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landscape. In this study, the cases are applied to three communities, and it analyzed the stakeholder's game during every stages of commercialization. The most significant is recognition that the creative destruction model should be revised when it is used for the analysis of commercialization stages in China's traditional villages, especially being influenced by the interest assimilation with local government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Furthermore, the revised model may reveal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from productive rural landscape to diversified hybrid landscape.

KEY WORDS traditional village; commercialization; creative destruction; Jiangxi Wuyuan

中图分类号 TU-02; TU-85文献标识码A

DOI 10.3969/j.issn.1000-0232.2017.01.055文章编号1000-0232(2017)01-005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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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博士研究生,电子邮箱:315077549@qq.com

引言

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中国城乡关系逐渐变化,大量乡村聚落出现了耕地与人口流失、空心化以及村落空间衰败和破坏等现象1)。然而,随着消费文化的兴起与发展,以及居民消费力的提升,一部分具有自然景观、文化历史遗产禀赋,或休闲度假氛围的村落因其资源的稀缺性和迥异于城市的空间景观及生活体验而成为旅游消费的新热点。其中,中国传统村落作为中华农耕文化的载体,其历史文化遗产成为旅游消费的重要素材,以历史遗产探寻为基础的乡村观光旅游、乡村休闲度假等消费活动逐渐增多2)。

现阶段随着传统村落商业化程度的增加,与商品社会发展相关的文化、经济、社会矛盾逐渐凸显。过度的商业化给传统村落历史空间带来破坏,与历史氛围不符的现代商业空间如酒吧、大型商场等逐渐出现。同时,随着地租高涨,与旅游开发相关的休闲度假活动出现,导致旅游型传统村落外围和边界空间绅士化。比空间变迁更为严重的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低收入人口在传统村落空间商业化的过程中出现经济、社会、文化排斥,逐渐被隔离或边缘化。

因此,为了探究传统村落空间在商业化过程中的演变机制,本文以 Mitchell 的“创造性破坏”模型为基础,通过对婺源李坑、汪口、江湾村的实例分析,以空间特征演化为落脚点,试图通过对空间形成机制的解释,梳理传统村落空间商业化变迁的阶段性特征,揭示传统村落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消费性空间的生产过程,进而反思利益相关者博弈对于传统村落发展道路的影响。

1商业化研究:分析框架与研究对象

1.1 分析框架

乡村空间商品化与乡村旅游就像一对孪生兄弟相伴而生,就如 Greenwood所指,当本地人为获得报酬而表演传统仪式时,商业化就开始了[1]。乡村空间的商品化通过将具有独特乡村性的乡村经验打包出售给游客以获取利润,同时对乡村景观和乡村社会产生影响。乡村景观逐渐成为脱离生产生活的理想化景观,以满足游客对理想性乡村的期望;同时,乡村的生产生活经验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和价值,乡村居民的日常生活转变成为一种表演式的乡村经验。

“创造性破坏”理论最初由熊彼特于1942 年提出,在分析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时熊彼得认为,“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的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这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事实”。[2]这一本来运用于经济增长和研发活动 决策中的破坏效应的理论,在社会理论中得到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大卫·哈维在2003年借用熊彼得的“创造性破坏”概念来说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总体特征3)。哈维认为“‘创造性的破坏’隐藏在资本本身的流通之中。创新加剧了不稳定、不安全,最终成为把资本主义推进到周期性的危机爆发的主要力量。”[3] 这一被反复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创新与变革的概念在 Mitchell 针对历史村镇商业化的讨论中被再次使用。1998-2009 年 Mitchell通过对北美历史村镇的商业化进程研究,提出并修正了遗产性乡村创造性破坏的六阶段分析模型 [4]。Mitchell 指出企业化投资、遗产保护、社区提升是促进历史村镇社区发展的3个动力,而“驱动力”、“游客数量和消费”以及“居民感知”是界定模型发展阶段的重要变量。创造性破坏模型将历史村镇商业化进程分为前商业化阶段、初级商业化阶段、高级商业化阶段、初级破坏阶段、高级破坏阶段和后破坏阶段6个阶段,并形成从生产性的乡村景观、向后生产性的遗产景观,再到非生产性的休闲景观变化的演进逻辑。(表 1)2013 年,Mitchell 通过对 Elora、St.Jacobs 和 Ferryland 的对比研究,对乡村空间演变的路径进行了补充,认为不仅存在创造性破坏路径,针对商业投资不足、缺乏核心旅客的乡村,其发展路径符合“创造性扩展(creative enhancement)”路径,因此形成混杂的多样化的乡村空间[5]。

在 Mitchell 研究的基础上,Geoffrey Wall 等将该模型应用于对中国朱家角、甪直、阳朔等地的分析研究中[6-8],证明此阶段性理论同样适用于中国的历史村镇的商业化过程。而中山大学保继刚团队通过西递和周庄等历史村镇的旅游商业化研究[9],对创造性破坏模型进行了修正,提出在中国的实践下,“驱动力”中的公共部门政策是决定模型中阶段发展方向的最重要因素。而西递的商业化发展在“高级商品化”阶段后达到“均衡”状态,即遗产得到有效修缮,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了当地人的生活、旅游发展增加当地人收入,商业化得到有效控制等。

由此可见,传统村落的商业化过程具有阶段性演变的特征,同时其空间景观也呈现阶段性变迁。然而,无论是西递、周庄的三阶段达到均衡,还是朱家角、甪直、阳朔的六阶段出现破坏,其空间景观的具体变化都未得到足够的关注,特别是乡村景观所具有的从生产性到消费性的空间演变特征的研究较为缺乏。因此,本文以空间特征演化为落脚点,通过运用“创造性破坏”模型的分析框架,探讨传统村落空间商业化变迁的阶段性特征。1.2 研究对象

通过对商业化历史村落的研究,Dahms, Getz, 和Mitchell提出具有消费性特征的历史村落普遍具有以下3

个共同特征 [10、11]:第一,辐射区域内拥有大量相对富裕的客源市场,可自由穿梭于城乡之间以在较大的地理区域内进行经济行为;第二,这些乡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服务设施的便利性;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企业化的存在。这一企业化趋势以哈维的“城市企业化”4)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投资行为促进了乡村的发展。

基于以上理论,本研究选择江西历史村落最为集中的县——婺源的三个传统村落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在客源市场上,由于婺源地处黄山、庐山、三清山和景德镇之间的旅游三角地带内,旅游区位优越。距离上海、杭州、衢州较近, 有较好的旅游客源市场。其次在交通和服务设施的配套方面,G56杭瑞高速、德婺高速横穿婺源县域,在婺源、江湾镇都设有下道口。县域内东、西两条旅游环线连接数个传统村落的景点游客中心,村落中设有农家乐、乡村客栈等旅游配套(图1)。第三,婺源县的企业化管理方式起始于2000年,县政府为重点解决旅游开发项目中投入资金不足的问题,按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吸引民资和外企参与旅游业的开发。2007年,婺源县成立婺源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形成“一个集团、一张门票、一个品牌”的经验模式,由此企业化经营成为驱动婺源传统村落旅游发展的重要途径(表2)。

2婺源传统村落空间商业化变迁过程

婺源县原属徽州一府六邑行政区划内,1949年建国后划属江西。虽然徽州作为一个行政区已大为弱化,但其颇具特色的历史文化价值——徽州文化并未减弱,婺源古村落正是徽州文化重要的表现形式。婺源县域内保存有较为完整的历史村落共170 个,其中5个被列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14个为省级历史文化名村,12个为全国民俗文化村,19个中国传统村落以及多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本文所选研究案例中江湾村、李坑村是婺源旅游发展最早的中国传统村落,而汪口村则是第一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

基于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婺源传统村落旅游发展在全国传统村落中属于起步较早,发展较快的行列。通过 2007 年至 2015年对婺源多个传统村落的跟踪调查发现,其空间景观的变化过程经历了生产式乡村景观、商

业化遗产景观、和多元化的复杂景观形式3个阶段,其中既有舞台化的休闲景观(江湾村),也有进一步商业化发展而导致的符号化的消费空间(李坑村),以及严格管控下保有历史遗产风貌的村落(汪口村)。因此,婺源县传统村落多元化的发展路径、商业化过程中各利益主体的博弈、以及传统村落空间在演变过程中的特征研究对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保护和发展路径研究具有启发性的意义。下文基于以往的研究文献,结合研究者对婺源传统村落空间的实地调研,以创造性破坏模型的驱动力和分析变量为基础,对婺源传统村落商业化发展过程及传统村落空间演化的阶段性特征进行分析(图2)。2.1生产性的乡村景观

2.1.1 前商业化阶段:1993年以前

婺源县自唐开元二十八年(公园740年)起则属皖南徽州“一府六邑”之一,后虽划属江西,但其传统村落的形成同典型的徽州古村落相似,均源于躲避中原战乱而成的移民型村落。李坑、汪口、江湾村均有上千年历史,各由其主姓聚居而成,并在明清徽商兴盛期间达到鼎盛,后虽在太平天国和文革时期受到严重破坏,但其“聚族而居”、“秀丽山水”、“文风昌盛”的传统村落景观仍得以保存。到20 世纪 80年代中期,随着一些影视作品在婺源取景,婺源作为一个风景优美、明清建筑保存较好的外景地为影视圈所熟知,逐渐吸引少数驴友探寻参观。在这一阶段,婺源县传统村落的生产结构中,以农业和养殖业为主,农副产品则以出卖原始产品或初级产品为主,附加值不高[12]。而村民对外来者的态度非常友好,免费向外来者开放村民私有的古老宅院供其采景拍摄、游览参观,并为其吃、住、行等活动提供无偿帮助与服务 [13]。

2.1.2 空间景观特征

这一时期,江湾、汪口、李坑村的聚落空间特征与徽州其他诸邑相仿,模式化程度较高,其村落空间布局与传统农业生产和社会关系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首先在山水格局上,以堪舆之术为基础,村落选址大多为“枕山环水面屏”的空间形式。以大鄣山为龙脉,大多设于河岸凹位,也有发展到跨溪两岸的。如江湾、汪口村均位于河岸凹位,李坑居于溪岸两边。其次,由于婺源大多为移民型村落,随宗族人口的增加,狭小的村落用地无法满足居住需求,大量人口在附近围绕农田择地而居,并基于宗族组织形成聚族而居的村落。经过数朝历代的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世家大族散处于山下田间,星罗棋布,远近相望的生产生活空间。第三,徽州山多地少,逐渐增多的人口给土地带来巨大压力,在不利农桑的土地条件下,婺源人“以贾代耕”,并在此基础 上形成商业资本支撑土地资本的宗族居住模式。因此,在紧凑的居住用地上,祠堂、官宅、民居形成高密度的内向性聚居形式,高耸的石墙内为家族内部聚居空间,石墙间形成狭小巷道以满足交通往来使用,少数开敞空间多位于祠堂等公共建筑外。

2.2商业化的遗产景观

2.2.1 初级商业化阶段:1993~1998 年

1993年香港摄影家陈复礼所举办的“中国最美的农村——婺源”为主题的摄影展成为婺源传统村落旅游发展的起点,其中以李坑的旅游发展最早。许多摄影绘画爱好者、古建筑研究设计者和记者纷纷以采风、摄影、考察为目的,采取徒步或自驾车等方式来到李坑。游客量的增加激发了村民的商品经济意识,村民纷纷自发组织起来,在村口搭起小棚轮流向游客收取门票,并在村委会的主持下形成旅游门票收入分配方案,以支付售票员工资、向参观户支付使用费,提取公共事业基金以及给村民分红。但从总体上来说,这段时间当地旅游接待设施相当缺乏,从事旅游经营活动的村民所占比例仍然较小,村民仍以农业耕种为主(图3)。[11]

2.2.2 高级商业化阶段:1998~2007 年

随着 1998年婺源县旅游局的挂牌成立,政府对于传统村落商业化发展的影响逐渐凸显。县政府首先在传统村落旅游的核心吸引物——古村古建的保护性开发上推行了保护责任制,并于2000年编制了全县《旅游产业发展总体规划》和《旅游景区开发建设规划纲要》以及10个景区规划。另一方面,为解决旅游开发资金不足的问题,

政府开始吸引民资和外企参与旅游业开发,企业化的旅游经营模式逐渐成为婺源传统村落商业化发展的主要动力。2001年江泽民视察婺源江湾村成为婺源传统村落旅游发展的关键事件,从图2中可以明显看出,自2001 年开始婺源的游客量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这些游客大部分为探寻徽州古村落风貌的文化探寻类游客。而村民在这一阶段虽从门票分红中有所获利,但由于村民个人或家庭未能有效地参与旅游产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等经济活动中以及门票收支的信息不对称导致村民经济利益受到损害。同时,企业化经营运作并未明显改善村落的基础生活设施条件。经济和社会上的双重排斥导致村民对旅游发展的负面情绪增加,为后期的传统村落商业化发展埋下隐患(图4)。

2.2.3 空间景观特征

在这个阶段中,旅游发展较早的江湾、李坑村的空间景观已逐渐体现出商业化的遗产景观特征。第一,内向性空间转为外向型空间。旅游经济利益驱动大量居民将自家民居改造为各种旅游商业和服务设施、如民宿、餐饮、商店等。在整体形态上,街道空间外向型特征显现,原有的传统的乡土生活的家族生活特征逐渐消散。在街道立面上,主要观览游线两侧的民宅纷纷破墙开店5),典型的徽州封闭式的沿街立面特征遭到破坏[14]。

第二,生活性空间转向消费性空间。通过保护修缮村落中最具吸引力的历史建筑,并将其串连成游线,使其在旅游消费的语境下重新再现,以强化徽州传统村落的空间形象,成为可供识别的空间符号和可供消费的旅 游商品。例如,江湾村萧江祠堂的复建、李坑村申明亭的复建都为村落空间提供了可识别性(图5)。这种空间再组织弱化了原有村落生活结构,被排挤到游线以外的村民住宅的生存环境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改善,有些愈加破败,甚至坍塌损坏(图6)。

第三,原住民外迁,商住分区开始形成。虽然旅游发展为村民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但本地居民更倾向于传统产业而非服务业,相反大批外来移民进入旅游商业。根据对李坑村民的访谈,李坑村的餐饮业服务业中,少量为外来商人经营,而商业店铺的经营者基本上为外来移民。而本村居民将老宅出租后纷纷迁出古村,生活空间的外迁导致传统村落成为游客的集散地。因此,无论是主要游线上过度商业化、街区内部空间的衰落还是主要生活空间的外迁都改变了村落传统的生产性的乡村景观特征,破坏了传统村落旅游最具吸引力的空间特质,部分文化游客和当地居民对于旅游的态度已由积极转向消极,潜在的冲突已经被感知。

2.3 多元化的混杂景观:2007年至今

2007年,婺源县政府转变分散经营模式,将县内 14个精品景区资源进行整合,按照“一个集团、一张门票、一大品牌”的思路,组建了婺源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然而,即使是在集团化的经营模式下,由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博弈程度不同,企业的投资力度不同,传统村落发展路径也有所不同(图7)。

2.3.1江湾村:舞台化的休闲景观

江湾景区是婺源传统村落旅游的龙头景区,也是婺

源首个 5A 级景区。2007年起作为政府-企业利益共同体的婺源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在江湾的旅游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不仅投资820万元新建游客中心,还建有绿化景观带,游步道以及百工坊、公社食堂等景点,对景区内的祠堂广场、永思街、南关井及视线范围内的房屋重新进行改造。在这一过程中村民参与仅是顺应利益共同体对空间的生产意图,以获得较高的利益收入。根据调查可知,虽然婺源采用14景点一票制的门票形式,但是每个村村民的门票收益并不相同,江湾村民每年的门票分成最高,可达每年2000 元左右,李坑 1800 元左右,而汪口村民仅有250元左右的分成收益。

高强度的新建开发和政府强势主导的经营运作使得江湾村本不浓厚的乡土景观呈现出舞台化的休闲景观特征。首先,江湾村呈现明确的商住功能分区。景区、住区、镇区三分格局表现出村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江湾景区与村民新村、江湾镇区相邻,西北部为景区游览区, 东南部为村民居住区。景区基础设施纳入镇区配套,村民(或称为镇区居民更为贴切)生活方式三产化特征明显。

其次,村落景观呈现景区化特征。村落内部后期规划的功能分区和线路设置明显,新建占地面积1000 多平方米的七星园、百工坊等传统风俗展示区,部分已偏离遗产保护的主题,围绕江湾小学四周为博物馆式保护的民宅,少有商业。所有商业集中在居住区与游览区中间的商业街道两侧。这一被刻意重新安排的空间场景,通过对空间景观的筛选和纯化,呈现出一场精心安排的传统村落“主题表演”(图8)。

再者,作为遗产景观的传统民宅呈现出空心化特征。原有村民集中外迁,民宅虽保留有传统徽州民居样式,但村落(或景区)内部生活丧失活力,少数作为文创功能开设的商铺也由于村落内生动力不足而门可罗雀,大多数院落户门紧闭。旅游景区化的塑造所导致的休闲空间使用者缺位恰恰印证了后破坏时期中,遗产旅游转变

为大众旅游所带来的村落生活空心化问题。

2.3.2 李坑:符号化的消费景观

相较之下,在李坑景区的旅游发展中,旅游公司和村民的矛盾博弈更为突出,2007年后李坑的过度商业化发展并未得到有效控制,村民为获取更大的旅游收益,一方面最大限度开发以“小桥流水人家”为典型符号的溪水两岸的商业空间,新建的旅游景点极少。另一方面,与婺源旅游股份公司的经济利益矛盾逐渐激化,并于2011年发生了村民集体拦车、挡路,不让游客进村的社会事件。

激烈的利益博弈给李坑村“小桥流水人家”的理想性乡村景观带来了严重破坏。首先,村民趋利性的自由改造使得传统民居建筑功能及小溪、驳岸、民居的空间格局产生明显变化。一方面,商业客栈、餐馆、店铺成为景区游览线路上的主要景观,一些不属于徽州民居风格的历史元素被随意拼贴在临街建筑上。建筑风格管控难度增加。另一方面,为追求旅游服务收入,每家每户都在溪上架起小桥,并加宽驳岸以供自家商业经营使用,导致作为李坑核心景观的水道变窄。这种符号化的消费景观已经成为婺源县传统村落历史村落的一个标志,近年来参观游览的游客评价太过商业化(图9)。

其次,非主要游览区迅速衰落。李坑村游览区域仅包括两条沿溪岸的街道,村落中非游览区域所占面积较大。常规游线的商业化开发导致商业集中布置,游线原有村民外迁现象严重,大量传统房屋破败,新建住宅屡屡“插建”。这一系列现象使得传统村落宗族聚居的乡土氛围破坏明显,原有的村落生活交往中心如戏台、河道等让位于主要游线。

2.3.3 汪口:遗产景观

位于李坑村和江湾村之间的汪口村,虽也存在旅游公司与村民的利益矛盾问题,但其作为婺源第一批国家 历史文化名村,政府历史遗迹保护与商业开发管控力度较强,至今仍停留在初级商业化的阶段。

汪口传统村落位于永川河一侧,村中保存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俞氏宗祠。村落单姓聚居,由一条主要街道和数十条次要巷道联系,传统街道格局保留较好。主要街道两侧除了满足村民日常生活需求的杂货店外,为满足游客购物需求而开设的商铺极少。村民的主要交往空间仍是俞式祠堂、养源书屋、一经堂等传统历史建筑。村落中的乡土生活并未涉及太多商业开发,外出经商、务工、留居务农仍是村落最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重点公共建筑得到较好的保护和修缮(图10)。

3讨论与结论

基于以上的研究,创造性破坏模型用来描述传统村落空间的阶段性变迁具有很强的适应性。根据本文对婺源县三个传统村落的实例分析,创造性破坏的驱动力、游客类型和数量的变化、以及本地居民态度可成为衡量阶段变化的重要变量。然而由于国内外旅游发展模式的巨大差异,模型仍需要进行适当修正。首先,不同于西方的企业家主导的创新性发展模式,在中国传统村落商业化发展的过程中,政府不仅作为决策制定者和投资者直接驱动创造性破坏的过程,而且通过对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塑造谋求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统一。因此政府在利益相关者的博弈中与任一利益者的组合,对传统村落商业化发展的路径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其次,在资本主导的经济逻辑下,村民对于商业化态度的转变更多的顺从于强大的外部政治经济资本力量,村民外迁的动机除了改善基础设施和居住条件外,更多的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

因此,传统村落在商业化的作用下,其空间景观的演变也因驱动力的多元化而呈现多元发展的路径。在政

府和旅游开发企业利益共生的驱动力下,传统生产性的乡村景观遭受根本性的破坏,空间景观被纯化以满足有限的游览功能,导致空间呈现舞台化的特征。而在政府管控不足,村民经济利益为主要诉求的驱动力下,传统乡村景观受到渐进性破坏,空间景观特征出现符号化的杂糅的消费主义特征。这一多元演变的路径分析强调了政府、企业、村民和游客在乡村社区发展的过程中所表达的利益诉求和承担的重要责任,而规划师作为传统村落历史空间的解码者和经济发展的编码者,对乡村空间演变逻辑的研究和探索正是解决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矛盾的重要途径。因此,在全球性的消费化浪潮席卷中国城乡空间时,对传统村落在保护和发展中的空间商业化过程应得到更多、更加典型的研究关注。 图、表来源

表1:转译自参考文献[5];

图2:根据旅游局数据和文件绘制;

图 1、3、4、6、8、10,表2:作者拍摄或绘制;图5、9:左侧照片取自陈志华等著《婺源》,其余由作者拍摄;图7:根据参考文献 [5] 中 Fig5 改绘;

注释1)根据统计年鉴显示,我国城镇化水平已经从1978年的17.92% 提高到 2013 年的53.73%,人口的快速转移导致乡村数量急剧减少。中国基层行政村的数量从改革开放时的690388 个减少到 2011 年的 589874 个,年平均递减 2956 个。详见吴理财.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研究:基于中西部五省的实证调查 [J]. 社会主义研究. 2013(4):116-123. 2)根据《2014-2018年中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分析报告》数据现实,我国已建成的4万多个旅游景区(点)中,一半以上分布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全国乡村旅游景区(点)每年接待旅游客超过五亿人次,旅游收入超过2000 亿元。而在2014年国家旅游局对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的评选中,具有历史旅游性质的乡村旅游占到7.24%。

3)大卫 •哈维最先将创造性破坏概念应用于地理学研究中,认为“理性景观”是资本积累以及生产的中心,这些地方被创造了之后最终将会走向破坏。他们最终走向破坏主要因为通信及交通领域的技术更新致使传统的生产中心走向荒废,而新的理性景观被发现,然后这个周期继续演绎。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和“破坏”这两股力量是相互伴随出现的。4)大卫哈维在《后现代性状况》中提出城市企业化经营对于城市发展的作用。城市企业化经营是指城市管理的行为模式,这种城市管理把国家权力与市民社会的各式各样的组织、私人利益相关者结合起来,形成联盟,推进或管理各种城市或区域发展。5)据秋口镇政府统计,李坑村近 1/3 住家存在乱搭乱建现象。 从村口开始,先后搭建起了违章摊棚 158 个、车库 20 多个,甚至有的村民还在农田里建起了小洋房,古建筑中开窗破门、扩建店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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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婺源县行政、旅游、交通区位图

图 2 1993-2013 年婺源景区游客量及关键性事件图 3婺源初级商业化阶段旅游发展的内在逻辑图 4婺源高级商业化阶段旅游发展的内在逻辑图 5复建前后的申明亭

图 6李坑村繁华的商业街和破败的街区内民宅图 7婺源县传统村落多元化发展阶段空间演变的内在逻辑

1993 年溪岸景观

2007 年溪岸景观

2015 年溪岸景观

江湾村明确的功能分区

舞台化的休闲景观(新建的荷花池、前广场、七星园、百工坊以及修缮后的内部街景) 图 8江湾村的空间布局和舞台化的休闲空间

图 9 李 坑 村 1993、2007、2015年沿溪两岸景观变化

图 10汪口村保护较好的遗产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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