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府传统建筑柱础之时间特征/ 陈丹 程建军
The Chron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lumn Bases in Guangfu Cultural Region
摘要 广府传统建筑柱础经历了一个由模仿中原官方样式，到根植于地域文化进行创新发展的过程，其柱础类型具有较清晰的先后时间特征，而时间特征又与柱础的材料以及在建筑中所处的位置息息相关。笔者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通过类型研究和统计分析，对各类型柱础的时间分布情况进行了一定的归纳。这既有助于对广府传统建筑更全面深入的理解，也是对我国地域性传统建筑研究的充实。
关键词 广府传统建筑；柱础类型；时间特征
ABSTRACT The column base in Guangfu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s went through a process which has a clear chronological characteristic from imitating the northern official style to the innovation by the local culture. The chronological characteristic i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ocation within a building as well as the material that they were made of. This paper classified the distinguished styles of the column base and concluded the chronological characteristic for each of them. This research is not only helpful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s of Guangfu culture region, but also a complementary part of the regional architecture study in China.
KEY WORDS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s in Guangfu region; column bases; chron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岭南古建筑技术及其源流研究，项目编号：51278196。
中图分类号 TU-02; TU-80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0-0232.2017.01.070文章编号 1000-0232(2017)01-0070-08
作者简介1 博士研究生，电子邮箱：1245556967@qq.com；2 教授；1&2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广府1）地区位于中国大陆的南端，先秦时期主要居住着南越、骆越和西瓯等民族。秦汉统一以来，广府地区开始了持续汉化的过程[1]。东汉时期，广府地区传统建筑逐渐由干栏建筑向地面建筑发展，与此同时，柱础也逐渐抬升至居住面以上[2]。其造型起初仅为简单加工的方形石块，之后开始模仿北方官式建筑的柱础造型。在诸如宫殿、大型寺庙等官方建筑当中，通常沿袭北方官式建筑的柱础造型；在地方民间建筑中则多在柱础下方增加础座以提升柱础的高度，从而适应当地湿热的气候。如今我们尚可从一些建筑遗迹当中窥见一二（图1~ 3）。
伴随着北方汉民族的不断南迁，本土少数民族或与 之融合，或迁往偏远山区。大抵在宋朝，当地便形成了以汉文化为核心，具有浓厚南越特色的地域文化——广府文化。肇庆梅庵大雄宝殿（广东省内现存年代最早的木结构建筑）的建造年代正是北宋初期（至道二年·996年），其大木构架方式、月梁、梭柱、斗栱及真昂，均体现着宋代建筑的风格。大殿中的柱础由肇庆白云石打制，形状酷似北流型铜鼓２)。这点，华南理工大学程建军教授在其著作中也有论述3）（图 4、 5）。
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云南西南部的濮人发明了早期的铜鼓，铜鼓在我国主要流行于云贵、两广及四川、重庆南部等地区，根据发展时间和流行区域的差异又演
化为不同的类型。广府地区所盛行的是北流型铜鼓，它的时间跨度从西汉晚期至晚唐，其中晋、隋、唐初为鼎盛阶段，其使用人群主要是西汉及之前的西瓯、骆越、南越人，东汉至唐代的俚人、僚人4）。[3] 铜鼓既是权力地位的象征，又是土著人钟爱的乐器，它广泛应用于战争、祭祀和节日宴庆当中，[4]在广府文化中占据着重要而神圣的地位，这点古代文献也多有提及5）-8）。
1广府传统建筑柱础的分类
笔者通过大量的实地调研，将所得柱础样式按照类型学方法排比起来，共计5类。在此过程当中，笔者仅仅以柱础造型的特征为依据，而不参考具体的年代情况和空间特征，这也正是类型学研究的基本要求[5]，其结果如图 6。
前 3类柱础似乎具有一定的演化关系。第1类柱础脚步的线条是忠实地模仿北流型铜鼓，因为北流型铜鼓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在腰部和足部间以一条凸棱进行划分。[4] 第 2类柱础的变革主要表现为分化出A、B、C 三种亚型。事实上，三种亚型的形式逻辑是一致的，都是对第 1类柱础造型的艺术化、抽象化处理。例如增加了础座，并且第1类柱础模仿铜鼓的脚部线条已经演化为由斜线形成的高约2~3cm的分割层，分割层的加高使柱础清晰地划分为础身和础座两部分。
A型柱础或受覆盆柱础的影响，它既能体现出官式柱础的简洁端庄，又较标准的覆盆柱础更高，适应岭南气候条件。这种柱础常用于寺庙、官方建筑以及早期的祠堂，如广州光孝寺、南海神庙、镇海楼等。目前，学界多将A型柱础称为“覆盆柱础”，然而其与北方的覆盆柱础是有较大差别的。覆盆柱础的侧边是一段完整的凸曲线，而A型柱础的侧边由一段凸曲线和一段凹曲线组合而成。 A型柱础也见于粤北、粤东客家地区以及广西、四川、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等地区。[6-10]2A 和 3A型柱础本身具有一定的演化关系。广州南海神庙仪门廊庑使用了大量的 2A型柱础，屡次的修缮导致各柱子高度不同，柱础在比例上也有所调整，其中有些压缩得较矮的2A柱础形态已然十分接近3A型柱础。
B、C型柱础则着重凸显了第1类柱础的侧边曲线，更为夸张的束腰将础身分割成头部和脚部两个部分。但两者础头部位的表达方式有所不同：B型柱础础头最大径在中间，而C型则为上表面（至少在中心的上方）。3B、3C型柱础分别在2B、2C型柱础的基础上从腰部进行了分解。
第4、第 5类柱础造型层次较多，更为复杂。由于第 4类柱础础身部分与A型柱础相同，因此也常被学者们称为覆盆柱础。而第5类柱础由于在础头与础身和础身与础脚之间各有两个收束处，因此被称为束腰型柱础，又由于形似花瓶，也被称为花瓶型柱础。第5类柱础上下各部分之间划分明确，通常由础头、础身、础脚、础座 4部分组成。笔者统计之下发现，第5类柱础实质上是由5个元素混合搭配组合而成，笔者将其命名为b、c、d、f 和础脚e元素10），它们就像基因一样，根植于广府柱础的体系当中，并且用不同的叠加组合方式，创造出千姿百态的柱础样式。第4类柱础的础头部分同样使用b、c、d三种元素。
下文将分别对各类型柱础的时间特征进行归纳总结。首先是官式柱础，所谓“官式柱础”，在广府地区主要有素覆盆柱础、莲花覆盆柱础以及仰覆莲柱础。这些柱础并不多见，通常用于佛教寺庙和官方建筑当中，材质为砂岩或青石。例如云浮新兴国恩寺大雄宝殿、光孝寺六祖殿等。但由于年代较为久远，重修、重建的过程复杂，
调研案例中，确定年份的仅有4例。这些案例自南宋中期至明朝中期，跨越230多年，并且全部位于珠江三角洲地区。明中期以后大量的案例当中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类型的柱础。由此可以推测，它们至少在明中期弘治年间以后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附表1）
2 A型柱础的时间分布特征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第1类柱础的案例仅有肇庆梅庵大雄宝殿和六祖殿，其年代为北宋至道2年（996年）。A型柱础的案例稍多，2A型的有南海神庙浴日亭金柱柱础（红砂岩）、仪门廊庑柱础（红砂岩）、肇庆高要学宫大成门柱础（花岗岩）等，其中确定年份的仅有两例。3A型柱础造型洗练稳重，该类型柱础目前有6个案例。它们全部位于珠三角地区，除了东莞黎氏大宗祠柱础材质为红砂岩，其余的皆为粗面岩。这6个案例时间跨度上从明洪武八年到清康熙四十九年。因此，可以推测，这种敦实简洁的A型柱础在清早期康熙年间以后，便渐渐隐遁，被新的柱础样式所取代（附表1）。
3 B型柱础的时间分布特征
2B型柱础案例有2 个，3B型柱础案例共7个，分别由红砂岩或花岗岩打制。3B型柱础在时间跨度上从明万历年间至清同治年间，分布较均匀。2B型柱础在清康熙三十六年后便不再出现，可见已被3B型柱础所替代（附表 1）。
4 C型柱础的时间分布特征
C型柱础共有12个案例能确定具体的年代。其中2C 型3 枚，3C型9 枚。2C型柱础主要分布在明中晚期，而 3C型柱础主要出现在清代，从清初康熙年间到清晚期光绪年间均匀分布（图7、附表 1）。
5 第 4类柱础的时间分布特征
调研中，使用全石质或木质础头的第4类柱础的建筑共 59个，其中包含全石质第4类柱础的建筑案例共计41个，包含木质出头的第4类柱础的建筑案例共计45个，同一个建筑兼有两种柱础的案例有27个，占总数的（27/59 ≈）46%。粗略地说，在时间跨度上，全石质第4类柱础为明洪武八年（1375）至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木质出头的第4类柱础为明洪武八年（1375）至清光绪九年（1883），这两种类型的柱础的时间轨迹较为一致，皆连续分布于明、清两代，其中1580 年至 1770之间（明中期至清早期）最为盛行（图8、附表 1）。
然而细究之下可以发现，柱础类型的时间分布情况 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柱础材料和在建筑中的具体位置息息相关，并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第4类柱础的主要材质为红砂岩、粗面岩，花岗岩其次。如图9所示，在广佛地区，红砂岩材质与粗面岩材质的第4类柱础的时间分布情况基本一致，约从1400 年至 1755 年。事实上，该时期内大部分的建筑都是同时采用这两种材质的，通常头门和中堂为粗面岩柱础，而后堂及天井廊柱采用红砂岩柱础，如顺德杏坛逢简村的黎氏大宗祠。花岗岩材质肇始于 1590年前后，随之经历了一个与粗面岩、红砂岩共存的过程，通常是头门采用粗面岩柱础，中堂采用花岗岩柱础，后堂则采用红砂岩柱础。最终，花岗岩于1770年前后取代了另外两者，并一直延用至1890年前后。东莞地区的情况相对简单，几乎全部该类型的柱础皆红砂岩打制（图 10）。
此外，在建筑中不同位置下的第4类柱础的时间分布规律也不尽相同。据图 11可知，全石质的第4 类柱础主要作为檐柱和廊柱柱础，作为檐柱柱础一直延用至1900年前后，但作为廊柱柱础却在1750 年后便极为少见了。此外，在1650年后，该类型柱础偶尔还用于金柱。
如图 12木质础头的第4类柱础多为金柱柱础，因为木质础头仅与木柱搭配时使用，而木柱往往用作金柱。与以往研究成果中时常提到的“柱础使用柱櫍是早期（明代）广府传统建筑的特征”不同的是，木质础头的第4类柱础的时间跨度很大，从1370 年至 1890 年皆有，并且一贯连续，不曾中断。此外，也有一部分檐柱采用木质础头的第4类柱础，这种情况最早的案例在1370 年前后，最晚的案例在1750年前后，即从明朝初期到清早期。这是由于该时期广府传统建筑仍有砌筑前后檐墙的情况，因此前后檐柱也使用了木柱和木质础头的柱础。
6 第 5类柱础的时间分布特征
第 5类柱础案例最多，共计106 个，见附表 1。该类型柱础在清代广府传统建筑柱础中最为兴盛，尤其是清晚期，几乎是一枝独秀。它出现于1500年后，但各区域、各种材质之间有所差异。东莞地区最早一例为云岗古寺中堂金柱柱础（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红砂岩打制；粤西肇庆地区最早一例为高要学宫大成殿柱础（明嘉靖十年·1531年），花岗岩打制；佛山最早一例为祖庙灵应牌坊柱础（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花岗岩打制；广州最早一例为白云区红星村宣抚史祠头门柱础（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花岗岩打制。整个建筑完全采用该类型柱础的首个案例则为东莞茶山南社村关帝庙（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令人惊奇的是，在东面的东莞、西面的肇庆，此类型柱础的出现时间前后差距不足
30年，而广佛地区却晚于周边约250年，差距甚为悬殊（图13~15）。
巧合的是，这正是粗面岩在广佛地区流行的时间段。显然，第4类柱础的形态更适合粗面岩的岩性11），粗面岩打制的第5类柱础样式非常单一，几乎仅有方形dce柱础一种，并且仅作头门前檐柱柱础。当清中期官府禁绝了粗面岩的开采，花岗岩广泛使用以后，第5类柱础才迅速流行开来（图16）。
由图 17 可知，第5类柱础始于 1500 年前后，在1750 后开始流行，1850年后达到高峰。据笔者统计（表1），在 1700 年以前，第5类柱础并不常见，但在随后的50年却迅速发展，1701年到1750年之间的建筑案例，有 42.9%的或多或少使用了此类柱础。而1750年以后，这个比率上升至90%左右，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当时最流行的柱础样式。
7小结
如图 18所示，广府传统建筑中各种类型的柱础在时间分布上既互相交错又具有明显的差异。官式柱础仅见于明中期以前（1510年前后）。第1类柱础出现于北宋早期。第2类柱础集中出现在明中晚期，消失于明末清初（1700年前后）。3A型柱础始于明早期（1375年前后），多见于明代，至1710年前后绝迹。3B型柱础始于明晚期，常见于清早、中期，约至1865 后不再使用。3C型柱础与 3B型柱础的时间特征类似，主要分布于明晚期至清中期（1665~1850 年）。
全石质和木质础头的第4类柱础的时间分布情况雷同：从明初至清晚期（1890年），其中 1550 年至 1750年之间较为盛行。第5类柱础自 1500年后便开始零星出现，在 1750年后迅速发展，最终在1800 年后成为最流行的柱础样式。
由上述结论可知，第一，3A型柱础的出现时间比同类的 3B、3C型柱础更早，甚至早于第2类柱础，由此可以推测，3A型柱础或许不是由2A类柱础演化形成，而是由官式覆盆柱础发展而来，并且 2A型柱础是3A 型柱础加高形变的结果。事实上，广府传统建筑柱础从宋、明至清，存在一个不断加高的过程。例如，第1类柱础的平均高度不超过300mm，第 5类柱础的平均高度却超过 500mm。
第二，清初（康熙年间）和清乾隆中期至嘉庆初期（1750~1800年）是广府传统建筑柱础发生较大转变的两个节点。前者是因为朝代更迭，新的朝代急需新的艺术风格，整个传统建筑乃至所有艺术门类都在抛弃原有形式，思考革故鼎新的出路。文化方向的摸索伴随着乾
隆时期经济的全面复苏变得明朗起来。乾嘉之际，中国文化艺术新的风格逐渐发展成熟，传统建筑与柱础构件也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当然，清中期广府柱础新样式（第5类柱础）的广泛流行还与粗面岩的禁止和花岗岩的全面开采密不可分。因此，对广府柱础形式变化影响最大的因素是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材料的更迭，这两者又是紧密联系的，材料的更迭实质上是科技进步的表现，而科技进步又依托于经济的发展。政治变动虽然也提供了强烈的需求，却并不能立竿见影地影响其演化轨迹，这也恰好证明了以朝代为单位总结传统建筑风格特征可能存在的误导性。 图、表来源
图1：作者拍摄于南越王宫署博物馆；图3：作者拍摄于高州冼夫人庙；图 2、4、13 ～ 15：作者拍摄；图5：作者拍摄于广东省博物馆；
图 6 ～ 12、16 ～ 18：作者绘制；表１：作者绘制。
注释1）既是一个行政区域概念，也是一个文化地理概念。包括了珠江三角洲广府文化核心区和两个文化亚区（西江广府文化亚区、高阳广府文化亚区）。珠江三角洲广府文化核心区与“广州府”历代所辖的县级行政单位高度重合，本文以之为讨论的范围，并以广州、佛山、东莞为核心。2）北流型铜鼓是我国古代铜鼓中的一个类型，分布于广西东南和广东西部地区。这类铜鼓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县水桶庵的大铜鼓命名，器形硕大，花纹细密，铸造精良。3）程建军．岭南古代大式殿堂建筑构架研究[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2：44：“柱础为铜鼓型，用肇庆白云石打制。在广西、云南东部、广东西南部出土了不少汉代铜鼓，在古代，铜鼓具有实用和神圣的意义，此为这一区域的文化特征，所以该区域有的建筑柱础便模仿铜鼓的造型，使其造型具有深刻的内涵和富有地方特色。” 4）俚人、僚人是东汉以后史书对原西瓯、骆越、南越人的统称，从中可以窥见在岭南地区持续的汉化过程中，土著部落逐渐被稀释，他们之间的区别日渐缩小，从而失去原有的部落称谓。5）三国，万震《南州异物志》曰：“交广之界民曰乌浒，东界在广州之南，交州之北。……出得人，归家，合聚邻里，悬死人当中，四面向坐，击铜鼓歌舞饮酒，稍就割食之。春月方田，尤好出索人。贪得之，以祭田神也。” 6）南北朝，范晔《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列传第十四引《广州记》曰：“俚獠铸铜为鼓，鼓唯高大为贵，面阔丈余，初成悬于庭，克晨置酒招致同类，来者盈门，豪富子女以金银为大钗，执以叩
鼓，叩竟留遗主人也……” 7）唐，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五边防一：“岭之南人杂夷獠，不知教义，以富为雄。……其富豪并铸铜为大鼓，……又多构雠怨，欲相攻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有鼓者，号为都老，羣情推服。” 8）五代时期孙兴宪的词《菩萨蛮》写道：“木绵花映丛祠小，越禽声里春光晓。铜鼓与蛮歌，南人祈赛多。客帆风正急，茜袖偎樯立。极浦几回头，烟波无限愁。”
9）第4、第 5类柱础的名称是由至上而下的元素代码排列而成。10）b、c、d、f 元素的差别在于：b、c元素最大径在中央，上下部分造型对称；d元素最大径在中心上方，上下部分造型不对称；b元素侧边为流畅的曲线，而c元素为折线；f元素侧边为垂直线。A型柱础与d元素的差别在于：A型柱础的侧面曲线分三段：凸曲线——凹曲线——直线；d元素侧面曲线分两段：凹曲线——直线。11）粗面岩耐风化，但强度不高，并且质地粗糙，多杂质。12）数据由笔者根据调研成果统计所得。13）资料由笔者调研所获取；图片皆为笔者自摄。
参考文献
[1]司徒尚纪．广东文化地理[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3:381-392.
[2]石拓．中国南方干栏及其变迁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 2013：114-125.
[3]蒋廷瑜．粤式铜鼓的初步研究 [C]．南宁，1980：139-151. [4]蒋廷瑜，廖明君．铜鼓文化[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2：201-225.
[5]俞伟超．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9：6-11.
[6]李先逵．四川民居[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341.
[7] 郭谦. 湘赣民系民居建筑与文化研究[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230.
[8]陆元鼎，陆琦．中国民居装饰装修艺术[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134-135. [9]单德启．安徽民居[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121.
[10]郭鑫．江浙地区民居建筑设计与营造技术研究[D]．重庆大学，2006：77.
[11]程建军．岭南古代大式殿堂建筑构架研究[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12] 毕小芳,程建军. 浅析粤北厅堂建筑构架特色[J]. 南方建筑 ,2016(6)：94-99.
[13]李浈，雷冬霞，刘成. 关于泛江南地域乡土建筑营造的技术类型与区划探讨——《不同地域特色传统村镇住宅图集》（上）编后记 [J]. 南方建筑，2015（1）：36-42.
[14] 潘莹，卓晓岚. 广府传统聚落与潮汕传统聚落形态比较研究 [J]. 南方建筑，2014(3)：7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