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绿道运动中的中国实践:理念思辨与理论展望/ 刘铮 王世福 赵楠楠

The Localized Practice of Greenway: Ideal Speculation and Theoretical Prospect

South Architecture - - Contents - 1 2 3 刘铮 王世福 赵楠楠 Liu Zheng Wang Shifu Zhao Nannan

摘要 绿道是一个弹性景观概念,在全球的不同语境中具有多样化的表现形式。自2010年以来,中国绿道实现了快速发展并成为具有国家影响力的环境管治策略。在学术研究中,尽管绿道的表现形式始终存在争议,但是绿色出行与城市游憩已逐渐成为两种具有影响力的绿道功能。绿色出行路径与城市游憩路径的兴起与当前中国城市生活对慢行交通与开敞空间的现实需求相呼应。在公共政策中,绿道的政策定位却逐渐趋向生态与环境范畴。生态性不足、过于人工化与交通化问题将成为绿道规划与实施的主要困扰。中外绿道知识图谱显示,尽管对于绿道过度人工化“误区”的学术思辨存在已久,但是仍然缺乏对绿道生态功能与实现方式的深入研究。在生态环境政策定位下,绿道研究应该加强对资源调查、多学科协作、环境管治与公众参与等研究方向的关注。

关键词 绿道;绿色出行;城市休闲;珠三角;知识图谱;设计指引

ABSTRACT Greenway is a flexible landscape concept with diverse forms in different context. Recently in China, greenways have achieved rapidly growth and become national policy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lthough there have been debates on how to achieve the ecological, recreation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of greenways, especially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greenway researches, green transportation and urban recreation are now influential greenway functions. The enhancement of the transportation function and urban location are responses to the increasing need for non-motorized transport and open spaces. However, greenways are now clearly recognized as an 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concept in state policies. Over developed, lacking ecological concerns and highly overlapped with motorized system are now the main problems in understanding and implementing greenways. Therefore, as an 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tool, future greenway research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greenway resources, multi-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KEY WORDS greenways; green transport; urban recreation; the Pearl River Delta; knowledge mapping; design guidance

中图分类号 TU981; TU984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0-0232.2017.04.023 文章编号 1000-0232(2017)04-00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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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与鲁汶大学(KU Leuven)建筑系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2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通讯作者,电子邮箱:archcity@scut.edu.cn;3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1&2&3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引言

绿道是线形绿色开敞空间,是经过规划、设计与管理的网络状用地,为生态、休憩、美观等多种可持续发展功能服务[1-4]。绿道运动兴起于美国,代表了二战后形成的追求自然、环保与休闲活动的生活方式,曾在《国家地理》中被称作“通往未来

[5]

之路” 。随着美国城市蔓延导致的拥堵、污染与健康问题激化,人们希望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接触到更多的自然环境并拥有更多户外游憩空间。为了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户外活动需求,1987年总统委员会户外运动报告中提出将绿道作为通往美国乡村景观的一种“绿色生活网络”[6]。绿道运动的初衷是提供接触自然环境的休闲游径(trail),如今已扩展至培育生态栖息地、保护野生动物迁徙廊道、减少洪水灾害等多元功能[7、8]。特别是在自然风光、景观生态、历史文化等资源高度集聚的河岸、溪谷、山脊、运河和风景路等廊道空间中,绿道被证明是一种土地资源管理的有效手段 [2、3]。

在同样经历社会与经济转型的其他国家中,美国绿道经验产生了广泛的共鸣。然而,随着发展语境的地理、经济与文化的差异扩大,研究者们逐渐认识到不同国家绿道的内涵、形式与功能往往有所不同[9、10]。例如在美国,绿道表现为“铁路 游径”运动、生态廊道、遗产廊道以及开敞空间规划等多种形式。在欧洲,绿道概念分解为强调慢行游憩与交通活动的狭义绿道(如伦敦绿道与Eurovelo),与强调生态培育与保护的生态网络概念[4、10]。在亚洲,新加坡始终没有完全采用绿道概念,而是在弱化绿廊概念与强化慢行功能的基础上,提出公园连接器作为开敞空间之间的联系路径[11]。面对全球范围内历史性的实践积累与地方性的绿道探索,Turner认为应更加包容地接受绿道的多种形式,不管是为人类与动物,还是为空气、水与植物服务,任何一条具有环境价值的路径都应该被称作绿道[12]。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全球地方性绿道实践的表现形式有所区别,但环境效益是绿道的核心价值,而慢行活动、生态培育与自然防灾等功能是绿道环境价值的具体表现形式。

在中国,自 2010年广东率先提出珠三角绿道网规划以来,全国共计有 163个城市公开提出绿道发展政策。2016年国家住建部发布《绿道规划设计导则》,标志着绿道已从地方探索实践转变为国家环境管治的手段。由于经济社会、自然资源与城镇化水平的不同,国内研究对绿道的理解认知与国际绿道研究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中国绿道研究与设计指引中更加强调绿道的绿色出行与城市游憩内涵,在一定程度上与早期珠三角绿道研究中警示的绿道误区相似,即把绿廊与慢行道构成的绿道简化为慢行道或自行车道的做法[13]。特别是随着绿道“恢复城市自然生态”的政策定位与实践目的逐渐清晰,国际绿道研究中的生态栖息培育、物种迁徙保护、自然环境恢复与自然灾害防治等方向应当成为我国绿道研究的多学科拓展与实证关注对象。 1中国绿道的理论与实践解析

1.1 理想绿道的理论引介

在中国,2010年以前绿道(或“绿色通道”)研究以概念引介与理论探讨为主。“绿道”一词最早分别于1985 年与 1992

[14]年出现在付斌对日本冈山市西川绿道公园 与叶盛东对美国绿

[15]

道 的介绍中。随后,张文与范闻捷[16],刘滨谊与余畅 [17],刘东云与周波 [18],周年兴、 俞孔坚与黄震方[19],谭少华与赵万民[20],张云彬与吴人韦[21]等多位学者介绍了绿道概念的起源、形成、概念与类型,主要包括 Little[1] 与 Fabos[3] 各自提出的绿道类型、Searns 对绿道发展的阶段划分 [22]、Ahern 所提出的四种绿道规划策略[2]、波士顿“翡翠项链”、威斯康辛州与新英格兰州绿道规划等案例[23]。总体来说,美国绿道的发展与研究是我国早期认识绿道的主要资料来源。国内学者们认可绿道所具备的生态、游憩、经济、文化、美学与教育等多种功能[16、19]。在国外绿道经验的基础上,浙江、中山与台州等地区曾探索性地提出了绿道与遗产廊道概念[24-27],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施。

1.2 珠三角模式形成

在 2010 年至 2012 年期间,关于珠三角绿道规划编制与实施的探讨是绿道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作为探索性实践的介绍与讨论,这些研究不仅反映了规划师与政府官员作为核心行动者对绿道的理解与认识,还对其他研究者与实践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马向明、曾宪川与何昉等人为代表的核心行动者介绍了珠三角绿道规划的发展过程 [28]、选线思路 [29]、规划要素 [30-32]、生态策略 [33、34]、规划体系 [35] 与管理建议 [36] 等。一般认为,珠三角绿道起源于区域绿地,概念的初衷是通过在绿廊中修建慢行道,把市民引入绿廊,让绿廊在市民的使用中得到关注,在关注中得到保护 [28、37、38]。绿道选线规划的编制应坚持生态性、连通性、适度性、协调性与统一性原则,结合生态环境分析、功能节点分布、绿道空间容量、线形廊道资源与交通系统衔接等多种因素的考虑 [29]。绿道由绿廊、慢行道与配套设施构成[31、32]。根据政府事权层级,绿道可以分为省立、城市与社区三级绿道,划分的目的是明确绿道建设的责任,以及通过省立绿道的示范效应,促进城市与社区绿道建设[16]。根据功能与区位,绿道可以分为生态型、郊野型与都市型绿道。

作为一个外生型景观概念,珠三角绿道的“原型”——全球范围内绿道的研究与实践——呈现普遍、多元的趋势,并不存在一个标准与权威的定义。其中既有为生态迁徙服务的佛罗里达州绿道[39],也有为城市居民慢行通勤服务的伦敦绿道 [40],以及兼具经济、游憩、文化、环境与教育等多种功能的美国东海岸、新加坡、日本与德国鲁尔区绿道。在此背景下,珠三角绿道规划所参考的案例以北美洲绿道、环境保护与自行车道规划实践为主。《珠江三角洲绿道网总体规划纲要》主要借鉴了Little 所提出的绿道定义 [1]。

1.3 珠三角绿道中的“误区”警示

在珠三角绿道发展中,多位行动者注意到绿道在实施过程中偏离了早期的规划愿景,认为绿道发展存在一定的“误区”。其中,时任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曾要求“要严格按照绿道的内涵和功能界定绿道,防止‘滥竽充数’,要及时纠正一些错误做法,防止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庄荣等人认为由于绿道促成了多类别的人类运动,人们对绿道的理解常常局限在慢行系统[31]。蔡云楠、方正兴与盛鸣等核心行动者则指出绿道发展存在长距离借

[4143]。针对这些问题,相关研究所提出的解决策略包括功能多样化道城市道路与非机动车道、缺少绿色廊道与缺少生态考虑等发展[43-45],加强绿道的连续性,重视绿廊系统规划,减少人工化绿道等[44]。在实践中,广东省绿道办曾专门制订设计指引,在省立绿道中将绿道连接线的比例限制在10% 以下 [46]。

此外,尽管生态作用始终是珠三角绿道功能描述与选线依据中的首要内容 [29、44、47-50],但是对于绿道生态作用的实现方式与实际效果,仍然存在争议。何昉等人认为在高强度开发的地区,廊道、斑块的规划方法不具备可行性[30],因此,植物多样性是实现珠三角绿道网景观及生态化的重要手段[30]。此外,生态足迹法分析显示省立绿道无法单独维持珠三角地区特有的生态系统结构,对经济和社会的促进作用也十分有限,需要通过城市绿道和社区绿道网进行补充[51]。然而,面对密集的建成环境、破碎的景观生态资源以及城市美化式城市景观,城市与社区绿道在区域生态系统中的实际作用仍然有待证实。

1.4 运动式实践激发的地方知识

自 2010年以来,在地方实践的推动下,我国绿道研究在空间分布与类型划分方面实现了快速的多样化发展。一方面,绿道研究对象与绿道实践紧密联系,绿道的研究素材来自包括北京、浙江、江苏、陕西、福建、河南、江西、安徽、河北与新疆等多个省份。另一方面,绿道的类型成为研究创新方向,在生态、都市与郊野绿道之外,还出现了湖泊绿道、河流绿道、城墙绿道、自行车绿道、与公交绿道等与地方实践紧密相连的新概念。

目前,常见的两种绿道认知是“城市休闲路径”与“绿色出行路径”。首先,一种常见观点认为绿道是“城市休闲路径”。例如陈亚美等人以成都锦江上游段绿道为例,提出建筑与人口密集化的中心城区中,绿道规划应基于绿道的健身、休闲与游憩功能,满足城市居民生态、田园、自然的生活品质诉求[52];卢飞红等人以南京环紫金山绿道为研究区域,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分析了绿道休闲活动的使用特征与满意度情况[53];梁明珠与刘志宏以广州越秀、天河、海珠、萝岗与荔湾等中心城区绿道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使用者对都市型绿道的感知与满意程度 [54];Liu 等人利用咕咚运动软件所收集的跑步活动分布数据,分析了深圳绿道的使用情况,结果显示跑步活动在城市空间中高度集聚,绿道规划亟需结合居住区分布与日常生活需求进行优化 [55]。

其次,有学者与行动者将绿道看作是城市交通系统一部分。 例如曾康琼与杨介榜以温州市城区绿道规划为例,介绍了由交通绿道、城区绿道和森林绿道构成的温州市绿道体系[56];薛永卿等人以郑州市两环十七放射绿道为例,提出在城市主干道两侧防护绿地中布置城市绿道的做法[57];王富等人甚至认为绿道应拓展至机动车交通领域,提出由自行车绿道、自行车与步行共用绿道、常规公交绿道以及三者共存综合绿道构成的交通绿道体系 [58]。

一些学者从绿道生态与环境价值的角度,批判当前“绿色交通路径”与“城市休闲路径”模式的绿道发展。结合广东、浙江与河北等省份的绿道发展情况,盛鸣认为当前生态效益不足、社会效益一般、经济效益欠佳等问题普遍存在,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绿廊绿地不足、廊道连通性、生物多样性与环境协调性等生态效益不足等[59]。秦小萍与魏民以美国绿道为比较对象,从发展历程、概念内涵,空间结构、类型功能与实施模式等多个角度展示了珠三角绿道与美国绿道的差别,认为珠三角绿道在概念内涵方面有所简化,缺少对开放空间体系的重视,更加接近美国游径(trail)概念 [60]。陈可石与周彦吕以珠三角与成都两地绿道为研究对象,认为绿道概念模糊化、绿道生态功能缺乏专业支撑、绿道功能重旅游轻生态、绿道概念简化为自行车道与人行道 [61]。

2知识图谱与设计导则解析

2.1 绿道知识图谱的中外比较

随着绿道理论的多元发展,知识图谱成为一种直观认识绿道理论,以及比较中外绿道研究差异的方法。借鉴Gobster 的分析方法 [62],使用 VOSviwer 软件对中国知网数据库内的中文核心期刊与 ScienceDirect 数据库内的《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期刊中的绿道文献进行图示分析。其中,《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分别在 1995 年、2004 年与 2006 年共出版 3期绿道专刊,是目前绿道研究文献的高频引用来源与中文绿道研究的主要参照对象。截至2016 年9月 31日,分别以“绿道”与“Greenway”为主题词进行搜索,共收集 250 篇中文核心期刊文章与237篇英文文章的摘要作为数据样本。随后,由于目前 VOSviewer软件不支持中文格式,因此对中文文献中的英文摘要进行提取,共获得163组可比较样本。以文章摘要中词频共现三次为阈值,获得143个中文与201个英文知识词组。

分析结果显示,中文知识图谱中(图1),人(person)、经济(economy)、旅游(tourism)与休闲(recreation)构成第一组核心高频词组。生态网络(ecological network)、生态保护(ecological protection)与景观生态学(landscape ecology)等生态名词混杂散落在以人类社会活动为主体的词汇中,美国(America)则作为唯一的地理名词与绿道内涵定义紧密联系。此外,围绕政府(government)、使用者(user)、运动(sport)、城市绿道(urban greenway)与社区(community),

形成第二个词汇群组,包含了珠三角(PRD)、广州(Guangzhou)与深圳(Shenzhen)等珠三角地理名词。这一词组显示出珠三角绿道在我国绿道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城市绿道与社区绿道等具有珠三角特色的绿道概念的影响力。

相比之下,英文知识图谱(图2)中的词组丰富多样,群组的组团特征更加清晰。英文知识图谱可以分为三个组团,共同构成了当前国际绿道研究的主要语境。三个组团分别是:围绕物种(species)、栖息(habitat)、斑块(patch)、连续性(connectivity)与植物(plant)所形成的生态词组;围绕居民(resident)、认知(perception)与态度(attitude)所形成的社会词组;围绕绿道规划(greenway planning)、政府(government)、机构组织(organization)所形成的规划词组。

其中,生态词组在该知识图谱中占据最大的比重。相比中文图谱,英文知识图谱中的生态词组内容更加丰富,不仅包括鸟类(bird)、树木(tree)、湿地(wetland)、草原(grassland)、土壤(soil)、植被(vegetation)、物种多样 性(biological diversity)与栖息空间破碎(habitat fragmentation)等具体名词,还围绕一些特定的概念形成了二级词组。在鸟类概念之外,延展出现鸟类族群(bird community)、物种丰富性(species richness)、以及北卡州(North Carolina)等细分词汇。此外,英文知识图谱中,居民的态度与认知成为了社会词组的核心,构成了英文绿道研究的一个特定话题,即居民对绿道的保守态度与邻避观点,是目前制约绿道实施的一个主要因素。

在中英文知识图谱的比较中,绿道研究的国内外语境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中文绿道研究中社会经济活动词语与景观生态词语混杂存在,表现旅游、运动、经济等概念的主导地位。英文绿道研究则呈多方向的专业化发展趋势,特别是物种生态相关的词组已成为英文图谱的一个重要部分。相比之下,尽管 中文研究中绿道的生态性被特别强调 [49、63、64],生态连接作用与物种多样性的缺失问题也受到普遍关注 [44、65、66],但是对绿道的生态研究仍然停留在表面。从物种构成、植被类型到栖息地环境,绿道的生态要素仍未受到我国绿道研究的足够关注。

2.2 中央与地方设计导则比较

在学术文献之外,目前已发布的一系列官方绿道设计指引与绿道学术研究相互影响,是行动者理解绿道理论与实施绿道规划的直接体现。在众多设计导则中,《珠三角区域(省立)绿道规划设计技术指引》(下称《珠三角指引》)与2016 年国家住建部所发布的《绿道规划设计导则》(下称《导则》)是目前绿道规划设计最具影响力的指引文件,分别代表了绿道规划的地方探索理念与国家观点总结。其中,2010年发布的《珠三角指引》是《福建省绿道规划建设导则》、《浙江省绿道规划设计技术导则》、《安徽省城市绿道设计技术导则》等各省绿道设计指引与国家政策文件的核心借鉴对象。因此,《珠三角指引》对于解读住建部《导则》有着重要的比较价值(图3,表1)。

《导则》在绿道定义、功能、类型、分级与要素等多个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珠三角指引》所提出的规划理念,包括城镇型(城市型)与郊野型,区域级、市(县)级(城市绿道)与社区级绿道,人工系统(游径系统与绿道设施)等。在《珠三角指引》的基础上,《导则》进一步明确了绿道为人类活动服务的基本定位,不仅提出休闲健身与绿色出行功能,还在绿道定义中提出“以游憩、健身为主,兼具市民绿色出行和生物迁徙等功能”。

《导则》在强化绿道游憩与休闲功能的同时,对生态环境的关注有所减少。从《导则》与《珠三角指引》的关键词词频比较来看,在《导则》中,物种、生态、保护、自然等关键词

的出现频率有所下降,但绿化、城市、自行车与设施等关键词的出现频率显著提高。从具体指引内容来看,体系设定、管治要求以及规划编制等方面也缺少对自然生态的重视。首先,《导则》将《珠三角指引》所提出的人工系统与绿廊系统扩展为绿道游径系统、绿道绿化系统与绿道设施系统三大系统构成。相比绿廊系统,“绿道绿化”的命名方式弱化了“斑块-廊道”的廊道内涵,加强了市政绿化与绿化带的色彩。其次,从绿廊管治宽度来看,单侧绿化带宽度要求最高的为不小于20m,相比珠三角生态型绿道200m绿道控制区的要求有较大幅度的减少。最后,从绿道规划编制的成果要求来看,游径、设施、驿站、植物配置、市政管线与节点设计构成了绿道规划的主要内容,对物种分布、环境质量与绿廊规划的关注仍然较少。

《导则》的制定是对中共中央国务院意见的贯彻执行,即“恢复城市自然生态:……优化城市绿地布局,构建绿道系统,实现城市内外绿地连接贯通,将生态要素引入市区”。但是从恢复城市自然生态的目的来看,《导则》在促进物种多样性、构建连续城市绿廊与恢复自然环境质量等方面仍然缺少具体的工作指引。从这个角度来看,《导则》中的绿道更加接近美国 的游径概念,强调对人类休闲游憩、户外运动、以及绿色出行的服务能力。

在《导则》出台后不久,国务院办公厅所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见》提出“步道”概念(tail的另一种译法),并被解释为“以步行为主,兼顾骑行、骑马、轮滑等多种户外休闲用途的通道(不同于景区游步道、商业步行街街道、绿道)”[67]。但是,步道概念与《导则》中的绿道概念缺少足够的差异。由于绿廊的系统价值被弱化,是否可以理解为绿道是指具有绿化的步道,或者步道指不需要绿化的绿道?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将绿道理解为绿廊与步道(或游径)的综合体,才可以合理地解释绿道与步道的差别,即绿道应兼顾绿廊保护与步道规划。绿廊空间的保护与管理价值应等同于甚至高于步道的使用价值。

3讨论与展望: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绿道

在国际绿道规划与实践中,绿道概念的分化演变普遍存在。总体来看,绿道可以分为带状廊道与线性游径。其中,带状廊道包括了生态廊道、河流廊道、景观廊道、历史廊道与带状公园,线性游径则包括了荒野游径、历史游径、骑行游径、休闲游径与自行车道,多种形式之间往往具有差异化的功能。在功能差异的背后,绿道廊道的认知差异是绿道分化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在美国北伊利诺伊州、波特兰市与佛罗里达州等绿道案例中,绿道规划常常被命名为游径与绿道 (tails and greenways)规划或绿道游径(greenway trail)规划。其中,绿道或绿道廊道(greenway corridor)是廊道空间中的土地、生态与环境资源的统称,游径指在自然或乡村开敞空间中的慢行路径,绿道游径(greenway trail)则是有绿廊支持的游径 [68]。欧洲绿道并没有沿用“绿道与游径”的互补模式,而是提出绿道是“慢行专用的交通路径”[69]。总的来说,由于地理、经济、社会环境的不同,绿道的组成元素、规划方法和功能作用尚未达成共识[70]。

在中国绿道发展过程中,国际绿道长期以来被视为绿道的原型。因此,与郊野游憩、生态培育以及环境保护主导的欧美绿道相比,一些过度人工化与交通化的绿道在珠三角被归为错误形式。尽管珠三角绿道研究曾多次批判这些被认为与绿道内涵相冲突的做法,但是在绿道的全国发展中人工化与交通化的做法并未受到遏制。相反,绿道作为交通路径的内涵被极大地拓展,甚至还出现了快速机动化的公交绿道概念。生态性不足的问题在学术研究与官方指引中的弱势地位也越来越明显。针对中国绿道发展现状,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辩证分析。一方面,目前中国绿道的人工化与交通化发展,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休闲游憩与慢行通勤的内在需求。2016年 8月笔者在珠三角进行的一项问卷调研(No=464)显示,当问及“最希望在什么地方新增一条绿道”,57.75%的受访者(No=246)选择“上下班交通路线”,22.77%的受访者(No=97)选择“社区公园”。

仅有 4.93%(No=21)、3.76%(No=16)与 2.35%(No=10)的受访者选择“城郊公园”、“特色乡村”与“自然保护区”。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绿道发展是慢行交通与开敞空间的一次启蒙运动,与郊野游憩、生态培育以及环境保护主导的欧美绿道发展有着明显的差异。慢行通勤与休闲游憩成为我国绿道的主要功能,自然生态与环境修复的作用相对较弱。

另一方面,绿道在城市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环境价值是“后绿道”时期的理论基点与政策定位。如今慢行通勤与休闲游憩绿道的运动式发展已转向更加专业化的自行车道与新兴的步道。特别是面对步道概念,绿道应重新检视自身的政策定位。从中央政策意见来看,绿道属于城市自然生态范畴,步道(尤其是野外步道)属于户外运动与健身休闲范畴,绿道游径则是两个概念的交叉结果。因此,随着政府政策中绿道的自然生态内涵逐渐清晰,中国绿道在城市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战略意义、实现手段与评估方式应成为绿道发展的核心议题。例如在环境安全方面,美国大福克斯绿道(Great Grand Forks Greenway)被证明通过保护河流廊道与洪涝调蓄,可以有效减少洪涝灾害对村落与城市的破坏[71]。在物种保护方面,包括美国佛罗里达州绿道与德国生态网络在内的多个案例显示绿道可以通过强化联系通道来保护物种栖息与迁徙,从而实现生态系统中多样的物种构成[39、72]。但是,这些功能不仅较少出现在中国绿道实践中,也较少被绿道研究所关注。这种情况下,绿道廊道资源的共现价值与相应的管理保护模式是当前绿道研究亟待展开的重要方向。

图、表来源

文中图、表均由作者绘制。

参考文献

[1]Little C E. Greenways for America[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0.

[2]Ahern J. Greenways as a planning strategy[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995, 33(1-3):131-155.

[3]Fabos J G. 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 the greenway movement, uses and potentials of greenways[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995, 33(1-3):1-13.

[4]Jongman R H G, Külvik M, Kristiansen I. European ecological networks and greenways[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4, 68(2-3):305-319.

[5]Grove N. Greenways: Paths to the Future [J]. National Geographic, 1990,177(6).

[6]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American Outdoors. The 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Americans Outdoors: The Legacy, the Challenge.[M].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1987.

[7]Flink C A, Olka K, Searns R. Trail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lanning, Design, and Management Manual for Multi-Use Trails [M]. Island Press, 1999.

[8]Lusk A C. Guidelines for greenways : determining the distance to, features of, and human needs met by destinations on multi-use corridors.[D].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2. [9]Toccolini A, Fumagalli N, Senes G. Greenways planning in Italy: the Lambro River Valley Greenways System[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6, 76(1-4):98-111.

[10]Jongman R H, Pungetti G. Introduction: ecological networks and greenways[M]//JONGMAN R H, PUNGETTI G. Ecological Networks and Greenways: Concept, Design, Implement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1-6.

[11]Tan K W. A greenway network for singapore[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6, 76(1-4):45-66.

[12]Turner T. Landscape Planning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Design[M]. London - Bristol, PA: UCL Press, 1998.

[13]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关于严格按照绿道内涵和功能推进绿道建设的工作意见[粤规函 2010]263 号 [R]. 广州 :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0.

[14] 付斌 . 冈山市西川绿道公园日本[J]. 世界建筑, 1985(2):2829.

[15] 叶盛东. 美国绿道 (American Greenways) 简介 [J]. 国外城市规划 , 1992(3):44-47.

[16] 张文, 范闻捷. 城市中的绿色通道及其功能[J]. 国外城市规划, 2000(3):40-43.

[17] 刘滨谊, 余畅. 美国绿道网络规划的发展与启示[J]. 中国园林, 2001(6):77-81.

[18] 刘东云, 周波 . 景观规划的杰作──从“翡翠项圈”到新英格兰地区的绿色通道规划[J]. 中国园林, 2001(3):60-62.

[19] 周年兴, 俞孔坚, 黄震方. 绿道及其研究进展 [J]. 生态学报, 2006(9):3108-3116.

[20] 谭少华, 赵万民. 绿道规划研究进展与展望[J]. 中国园林, 2007(2):85-89.

[21] 张云彬, 吴人韦. 欧洲绿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J]. 中国园林, 2007(8):33-38.

[22]Searns R M. The evolution of greenways as an adaptive urban landscape form[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995, 33(1– 3):65-80.

[23]Fábos J G. Greenway plan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ts origins and recent case studies[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468(2-3):321-342.

[24]徐文辉. 生态浙江省域绿道网规划实践[J]. 规划师, 2005(5):69-72.

[25] 俞孔坚, 叶正, 李迪华, 等 . 论城市景观生态过程与格局的连续性——以中山市为例[J]. 城市规划, 1998(4):13-16.

[26] 俞孔坚, 李伟, 李迪华, 等 . 快速城市化地区遗产廊道适宜性分析方法探讨——以台州市为例[J]. 地理研究, 2005(1):69-76.

[27] 李迪华. 绿道作为国家与地方战略从国家生态基础设施、京杭大运河国家生态与遗产廊道到连接城乡的生态网络[J]. 风景园林, 2012(3):49-54.

[28] 曾宪川, 马向明, 郭建华, 等 . 珠三角绿道网——推进宜居城乡建设的新举措 [J]. 南方建筑, 2010(4):36-40.

[29] 蔡瀛, 何昉, 李颖怡, 等 . 融入城乡的绿道网选线思路与规划方法 [J]. 规划师, 2011(9):32-38.

[30] 何昉, 康汉起, 许新立, 等 . 珠三角绿道景观与物种多样性规划初探以广州和深圳绿道为例[J]. 风景园林, 2010(2):74-80.

[31] 庄荣, 高阳, 陈冬娜. 珠三角区域绿道规划设计技术指引的思考[J]. 风景园林, 2010(2):81-85.

[32] 方正兴, 朱江, 袁媛, 等 . 绿道建设基准要素体系构建——《珠江三角洲区域绿道(省立)建设基准技术规定》编制思路[J]. 规划师, 2011(1):56-61.

[33] 夏媛, 夏兵, 李辉, 等 . 基于生态功能保护原理的绿道规划策略探讨——以珠三角绿道规划为例[J]. 规划师, 2011(9):39-43.

[34] 庄荣 . 基于生态观的珠三角区域绿道网规划编制探讨[J]. 规划师 , 2011(9):44-48.

[35] 朱江, 尹向东, 周健. 构建与法定规划体系相衔接的绿道规划体系 [J]. 现代城市研究, 2012(3):13-18.

[36] 郭建华, 高磊, 黄卓, 等 . 绿道管理机制初探——以珠三角绿道网为例 [J]. 南方建筑, 2010(4):44-46.

[37] 曾宪川, 马向明, 郭建华, 等 . 珠三角绿道网——推进宜居城乡建设的新举措 [J]. 南方建筑, 2010(4):36-40.

[38] 马向明, 程红宁. 广东绿道体系的构建:构思与创新 [J]. 城市规划, 2013(2):38-44.

[39]Smith D J. Impacts of roads on ecological networks and integration of conserv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Florida as a case study[M]//JONGMAN R H, PUNGETTI G. Ecological Networks and Greenways: Concept, Design, Implement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73-93. [40]Transport For London. London Greenways Monitoring Report 2010–2014[R]. London: Transport For London, 2014.

[41]蔡云楠, 方正兴, 李洪斌, 等. 绿道规划:理念•标准•实践[G].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3.

[42] 方正兴, 朱江, 袁媛, 等 . 绿道建设基准要素体系构建——《珠江三角洲区域绿道(省立)建设基准技术规定》编制思路[J]. 规划师, 2011(1):56-61.

[43]宋雁. 省域绿道网规划建设实施关键问题[J]. 城市交通, 2012(4):10-18.

[44] 方正兴, 朱江, 袁媛, 等 . 珠三角绿道建设误区及规划对策[J].南方建筑, 2010(4):51-53.

[45]邱衍庆. 以绿道功能开发促“成熟完善”[J]. 风景园林, 2012(3):164-165.

[46] 郭建华, 吴昊 . 《绿道连接线建设及绿道与道路交叉路段建设技术指引》解读 [J]. 城市交通, 2012(4):19-23.

[47] 宋延鹏. 广东省基于功能需求的绿道选线之理论与实践研究[J].中国园林, 2012(6):21-24.

[48] 马向明. 绿道在广东的兴起和创新[J]. 风景园林, 2012(3):7176.

[49] 宋劲松, 温莉 . 珠江三角洲绿道网规划建设方法[J]. 城市发展研究, 2012(2):7-14.

[50] 周亚琦. 基于复合功能发展的绿道网规划策略——以深圳市绿道网规划为例 [J]. 城市交通, 2012(4):24-29.

[51] 何昉, 高阳, 锁秀, 等 . 珠三角三级绿道网络规划构建实践[J].风景园林, 2011(1):66-71. [52] 陈亚美, 彭健, 玄丽. 中心城区绿道设计分析——以成都锦江上游段绿道为例 [J]. 现代城市研究, 2013(6):70-75.

[53] 卢飞红, 尹海伟, 孔繁花. 城市绿道的使用特征与满意度研究——以南京环紫金山绿道为例[J]. 中国园林, 2015(9):50-54.

[54] 梁明珠, 刘志宏. 都市型绿道的感知与满意度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J]. 城市问题, 2012(3):14-18.

[55]Liu K, Siu K W M, Gong X Y, et al. Where do networks really work? The effects of the Shenzhen greenway network on supporting physical activities[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6, 152:49-58.

[56] 曾康琼, 杨介榜. 温州市城区绿道规划——以龙湾城区绿道规划为例 [J]. 城市交通, 2012(4):42-48.

[57] 薛永卿, 刘志芳, 薛枫. 城市绿道建设的新探索及思考——以郑州市两环十七放射绿道建设为例[J]. 中国园林, 2013(9):70-75.

[58] 王富, 高健, 杨阳. 城市绿色交通与绿道融合交通设计研究[J].中国园林, 2015(9):47-49.

[59] 盛鸣. 对当前我国绿道网规划建设“热”的思考与对策[J]. 风景园林, 2015(5):31-37.

[60] 秦小萍, 魏民. 中国绿道与美国 Greenway 的比较研究 [J]. 中国园林, 2013(4):119-124.

[61] 陈可石, 周彦吕. 城乡统筹背景下我国绿道规划实践综述[J].现代城市研究, 2015(5):51-57.

[62]Gobster P H. (Text) Mining the LANDscape: Themes and trends over 40 years of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4, 126:21-30.

[63] 李开然. 绿道网络的生态廊道功能及其规划原则[J]. 中国园林, 2010(3):24-27.

[64] 金云峰, 周煦 . 城市层面绿道系统规划模式探讨[J]. 现代城市研究, 2011(3):33-37.

[65]徐文辉. 开展城乡统筹中国绿道规划建设的建议及其对策研究[J].中国园林, 2012(6):12-15.

[66] 庄荣 , 陈冬娜. 他山之石——国外先进绿道规划研究对珠江三角洲区域绿道网规划的启示[J]. 中国园林, 2012(6):25-28.

[67]丁洪建, 贺剑, 刘剑箫. 国家步道规划——理论•技术•实践[M].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6.

[68]Shafer C S, Lee B K, Turner S. A tale of three greenway trails: user perceptions related to quality of life[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0, 49(3–4):163-178. [69]European Greenways Association (EGWA). Declaration of Lille[R].European Greenway Association, 2000.

[70] 洛尔•考米尔, 莫尼克•布兰科, 雅克•博德里, 等 . 法国的绿道概念,孰新孰旧 ?[J]. 中国园林, 2011(3):55-58.

[71]Flink C A. Greenways As Resilient Global Landscape Solutions: Greenways and Landscapes in Change: Proceedings of 5th Fábos Conference on Landscape and Greenway Planning, Budapest, 2016[C].

[72]Von Haaren C, Reich M. The German way to greenways and habitat networks[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6, 76(14):7-22.

图 1中文核心期刊中绿道主题研究的知识图谱

图 2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期刊中绿道主题研究的知识图谱

图3《珠三角区域绿道规划设计技术指引》与《绿道规划设计导则》的关键词词频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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