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南粤古驿道的空间轴向关系探析/ 陆琦 林广臻
The Axial Relationship among South China Historical Trail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摘要 唐宋时期是南粤地区发展的重大变革时期，南粤古驿道作为支撑区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在这一时期逐步发展成熟。这个时期的古驿道系统，由唐代正南线——东南线的驿道系统，逐步演化形成了宋代沿海线——腹地线的驿道系统，不同线路之间的交互作用，对唐宋之后的南粤地区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唐宋时期南粤古驿道的空间轴向关系，揭示了古代南粤地区发展的空间特征，成为研究古代南粤地区发展的一个有益视角。关键词 南粤古驿道；唐宋时期；区域发展；空间轴向aBsTraCT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 period of extraordinary development in Guangdong, had witnessed the gradual rise to maturity of South China historical trail which were the important infrastructure supporting the region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During this period, the road system of the South-Southeast lines in Tang Dynasty had gradually evolved into the road system of the hinterland-coastal lines in Song Dynasty. The interactions of different lines have resulted in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 sinc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 axial relationship among South China historical trail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reveals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in ancient Guangdong, which is a useful perspective on the research of the development in ancient Guangdong.
KeY Words South China historical trail；Tang and Song dynasties；regional development；spatial axis中图分类号 TU-098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0-0232.2017.06.038 文章编号 1000-0232(2017)06-0038-06
作者简介 1 教授，电子邮箱：luqi56@21cn.com；2 博士研究生；1&2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1广州市景观建筑重点实验室
2016 年 7 月 10日，南粤古驿道定向越野大赛首站在广东省韶关市仁化县石塘村顺利举行，南粤古驿道作为一个“旧”的“新”概念开始出现在广大群众面前。说其“旧”，是因为这些横亘在南粤大地的古驿道已传承两千余年。说其“新”，是因为“南粤古驿道”的提法还比较新颖。以南粤古驿道为关键词全文检索中国知网，仅收录有8篇学术论文，其中关联度较高的仅4篇，若是以广东+驿道进行检索，则约有1340 篇，其中笔者认为关联度较高的约有153篇，以南粤（广东）古驿道为视角进行学术研究的学位论文目前还未有1篇。
随着“南粤古驿道”系列活动的不断推动，南粤古驿道在保护活化的应用层面已经走上正轨，针对南粤古 驿道一些基础的理论研究也在不断深化。本文以唐宋时期南粤古驿道和南粤州府城市空间分布的轴向关系为线索，探析南粤古驿道对州府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作用。
1基本背景简述
1.1 唐宋南粤古驿道的基本界定
公元前 219年，秦始皇出兵一统岭南，置桂林、南海和象三郡。汉高祖三年（前204年），赵佗建立南越国，定都番禺（今广州），自立为南越武王，这也是南粤（越）简称的由来。“粤”是“越”的通假字，故今广东省简称为“粤”。
唐、宋是中国古代的两个历史时期，时间跨度从隋
义宁二年（618年）李唐建立到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赵宋灭亡，对于南粤地区，这个时期经历了唐和宋两个中央政权和一个短暂的地方割据政权——南汉（917年— 971年）的治理。
古驿道是我国古代用于人员往来、物资运输、信息传递的通道，是支撑古代社会运转的重要基础设施。“中国大部分传统村落、集镇的孕育是与古代交通网络紧密相关的，沿河近桥的‘街市’往往是因为水路与陆路的交汇便利而形成。”[1]唐代到宋代的时间跨度较大，为定义明确，本文所称南粤即是指古代的今广东省境内之区域，所称唐宋南粤古驿道即是指唐宋时期今广东省境内的古驿道（图 1）1）[2]。
1.2 唐宋南粤古驿道的走向
唐宋南粤地区北、西、东三面多山，唐刘恂在《岭表录异》中记载，“岭表山川，盘郁结聚，不易疏泄，故多为雾作瘴”[3]47，喀斯特地貌较多，南面临海，地势从西北向东南，多山地丘陵，平原、盆地较少，珠三角和东西沿海地区的冲击平原仍处于发育阶段，所以唐宋时期南粤内部之间的交通基本上以水路交通为主，陆路则在不同水路之间起到了连接作用。
宋代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描述到：“自秦世有五岭之说，皆指山命之。考之，乃入岭之途五耳，非必山也。自福建之汀，入广东之循、梅，一也；自江西之南安，逾大庾入南雄，二也；自湖南之郴入连，三也；自道入广西之贺，四也；自全入静江，五也。”[4]此五条道便是唐宋时期进出岭南的主要通道。
从全州入桂，顺漓江—西江水路而下，经由梧州转入西江下游的端州，便可到达广州，清·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肇庆江干多石矶，苦无泊舟之所。或谓东门外三里许有跃龙桥，其下水窦两重，为崧台石室一带山水之所从出，如徙此窦，深入三四里许，潴水成湾。
[5]可泊大小船数百，免风涛不测之患，且于本城下关甚利。”
初唐时，北江流域的连州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交通节点，中唐时，张九龄修通梅关古道后，交通的主要通道就转变成经由南雄州—韶州—广州。海上通道就是今天所讲的海上丝绸之路，从泉州、漳州、潮州，沿海岸线航行后转广州，雷州，海南岛的振州（今三亚）也都是这条航线上。广州处在岭南内部城市交通的中心位置，唐宋时期广州四方通达的区位交通，就基本决定了广州在岭南地区的优势地位。
2空间轴向关系的演化
2.1 主要州府的分布变化
古代是农业社会，人口的多寡直接决定生产的规模，也决定了赋税水平，因此往往根据人口来确定州县的重要程度。从人户数来看，唐代（图2）2）广州、韶州、连州等相对靠前，宋代（图3）广州、韶州、循州、惠州、连州、潮州等相对靠前。西江区域的州府人户相对均匀，端州的人户在西江区域相对占优。
从区域布局来看，韶州、连州、南雄州处于粤北接壤湘赣；循州、潮州处于粤东部接壤闽赣；端州处于粤西，是西江流域梧州与广州的中间位置；雷州是通往琼州（海南岛）的必经之路。综合来看，广州一直是南粤地区十分重要的枢纽节点，韶州、潮州、循州、惠州、连州、端州、雷州等都是唐宋时期岭南地区重要的州府城市。2.2 正南线的衰落与东南线的兴盛
秦一统岭南，由于秦代定都咸阳，经由灵渠向北通过水路是当时进出岭南的最优路线，因此秦代岭南西部的漓江流域始安郡（今桂林）得到了开发。处于岭南东部的南粤地区主要通过西江—漓江—灵渠北上与中原地区沟通，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从属的驿路，这些驿路主要是沟通珠江水系和湘江水系。
东汉初年，南越国割据岭南，南越国之后，南粤地区发展缓慢。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孙吴短暂建都武昌，西晋建都洛阳，南朝宋、齐、梁、陈定都建康，行政中心东移，于是开辟新驿道，增强了南粤地区的对外联系，这些新开辟的驿道集中于沟通珠江水系和赣江水系。
蓝武驿道和两都驿道是经由长安去往长江沿线的主要通道，进入长江沿线后，通过湘江或者赣江沿线进入岭南，由于从长安经由蓝武驿道转湘江入桂的这段基本沿正南行进，王育民先生将沟通珠江水系和湘江水系的线路称为正南线，将沟通珠江水系和赣江水系的线路称为东南线 [6]（图 4）。
唐韩愈在《燕喜亭记》中，记载了正南线的大致走向， “宏中自吏部郎贬秩而来，次其道途所经，自蓝田入商洛，涉淅湍，临汉水，升岘首以望方城；出荆门，下岷江，过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逾岭，□爰□所家，鱼龙所宫。”[7]由此可以佐证，到中唐时期，正南线都是一条主线，然而另一方面，两晋至唐的政治中心东移叠加经济重心南移，从赣州入南粤的交通需求持续增长。
唐代实行两都制（长安、洛阳），隋炀帝时期通济渠建城后，使得东都洛阳实际上成为了沟通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转运枢纽，政治经济地位逐步上升，有取代长安的态势。陈寅恪先生认为，关陇集团和山东士族之间的相互竞争是西魏（535~556年）到武则天时期（690~705年）的政治主线[8]。洛阳既能脱离关陇集团的势力范围长安，又接近山东士族的势力范围，更为重要的是，洛阳经由通济渠，就可直取江南，此时洛阳的战略意义就体现出来了。武则天于天授元年（690年）定都洛阳（神都）。从洛阳出发经由通济渠前往扬州，凭借长江水路从九江转赣江水路至赣州，再经由大庾岭入南粤，在政治、经济上具有重要意义。唐开元年间，张九龄开凿梅关古道，南雄——大庾岭的东南线瓶颈得以释放，大量的人流、物流开始从梅关古道进入南粤。
对两个古驿道系统的州府在唐贞观十三年（639年）和唐天宝元年（742年）的人户数进行比对，东南线驿道系统人户数在这期间，有极其迅猛的增幅，显然与梅关古道的修通有直接关联（图5）。
唐代南粤地区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航海技术的进步和对外贸易的扩张，到唐中期，广州已经成为南海的贸易中心。叠加全国性政治中心东移、南移的趋势，正南线逐渐衰落，东南线逐渐兴盛。到了宋代，对外贸易的持续发展，沿海贸易线路开始起到了主导作用。
2.3 不断扩张的沿海贸易线路
唐代以前，远洋航行困难重重，航运主要通过近岸的方式进行。水密隔舱造船技术在唐代以后广泛运用，为贸易线路的扩张奠定了技术基础。水密隔舱技术多个横向布置的隔舱板强化了船体结构，大型海船的建造成为可能。大船可以更好地抗击风浪，携带更多补给，运送更多货物，船大人多可以抵御海盗，为远航创造条件。当船体出现险情时，水密隔舱可以分舱隔离，然后进行修复。水密隔舱可以方便多个货主的货物分舱存放，利于管理，这样一条船就可以接纳多个货主的货物，在沿线多个节点进行货物交换[9]。造船业是资金密集的行业，
绝大多数民船都是合股建造，清前期福建地区常见的合股造船称之为“十三股艚”，对应泉州出土的宋代海船则刚好为13个舱，笔者认为，分舱的出现能够简单界定股份，对合股造船是一种推动。更大的船舶被制造出来以适应更加复杂的航行条件，长距离航行，乃至远航海外都成为可能。因此，在水密隔舱技术被广泛应用的唐宋时期外贸活动频繁。
图 6反映了南海区域海浪变化的一个相对态势[10]，可以看出，钦州—雷州—海南岛西部的北部湾区域是一个浪高相对缓和，而从珠江入南海的浪高较其它区域大， 冬季浪高到达极值。从浪向的分布上来看，冬春两季水朝南海方向，夏秋两季朝南方沿岸。从浪向叠加浪高来看， 3~5月是珠江口出海的最佳时机。广州黄埔神庙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遗迹，自唐代开始在每年农历2 月举行波罗诞庙会以祭祀海神。在祭祀海神后商船杨帆远航，实际上就是争取珠江口出海的最佳时机，宋代封神的妈祖生诞祭也是在每年农历3月。
北部湾一带海面常年缓和，合浦（今广西合浦县）所在位置处于北部湾的沿岸中心，又通过梧州—合浦古驿道相连，所以自汉代开始置合浦郡。作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区域，秦汉时期合浦—梧州古驿道沿线的合浦郡、郁林郡、苍梧郡都是人户数十分集中的区域。秦汉时期，合浦郡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苍梧郡是中转节点，然而，当驿路的轴向关系出现变化的时候，一切就重新洗牌了。如图7所示，秦汉之后，合浦郡职能不断下移，建置撤并，宋代成为廉州辖县。也说明了此时的沿海线路逐步从北部湾一侧转向南海。
文化上可以提供贸易线路的扩张的相关线索。妈祖在沿海不断传播，建造了大量的天妃庙，将宋代有记载的南粤地区的天妃庙串联起来，可以作为观察贸易线路的线索。由于妈祖文化生成于福建莆田湄洲湾一带，本质是一种沿海传播的海洋文化沿海传播，因此西江一带出现的天妃庙及对应的妈祖文化，只能是由沿海向腹地传播的结果。这个变化说明了广州的对内辐射能力，也体现了沿海向内陆的辐射进程（图8）。此外，伊斯兰文化遗迹也是观察贸易线路的一条线索，此条线路大致由泉州—广州—振州（今海南三亚）。
宋代驿道的空间轴向关系较唐代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正南线和东南线逐步融合成对内地的腹地线驿道系统，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沿海线驿道系统的发育。这个变化自唐宋交替的时期开始，伴随着贸易扩张迅速成形，对南粤往后的城镇体系产生了深远的结构性影响。
3对唐宋南粤发展的主要作用
3.1 州府城镇发展的结构支撑
南粤古驿道对于南粤州府城市的生成而言，具有决定性作用。古代城市营建注重水的因素，一方面城市需要水来维持运转，另一方面对外交通需要江河水系，唐宋时期的南粤城镇分布就呈现出明显的依托水运交通组织的特点。一条驿道线路的形成需要线路上若干个节点的连接，节点就依次成为了城镇发育的结构依托。
正南线和东南线的相互作用，是影响秦汉至唐南粤地区空间发展的主轴。如三国时期修建的乌迳古道，使得韶州（韶关）成为南粤地区唯一能同时沟通湘江水系和赣江水系的重要节点。西晋末年修建松溪古道后，东晋时就从南海郡析置义安郡、东官郡，从南北朝刘宋时期到隋大业年间，从人户的绝对数上看，义安郡与苍梧郡基本处于同样的增幅，可以研判二者处于相近的发展态势之中，而隋代到唐代更是迅猛增长，从数据增幅上
大大超越苍梧郡（表1）。苍梧郡是正南线古驿道系统入南粤的关键节点，潮阳郡（义安郡）是东南线古驿道系统入南粤的关键节点，从人户的变化上，可以清楚的看到两线驿道系统的转换。
北宋政治中心较唐代东移，南粤的对外交通路线也逐渐向东部转移。逐渐演化形成了腹地线和沿海线两条古驿道系统，其相互作用支配了古代南粤区域发展的空间格局。如广州府在中晚唐时期的岭南地区处于超然的支配地位，而到了到宋代，广州府的体量在整个岭南地区都处于绝对的枢纽地位，核心原因就是广州府处于腹地线和外海线的交汇地带，这使得广州府可以持续获得足够的资源支撑。
南粤北部的南雄是一个极为明显的例子，唐代南雄是韶州辖县，张九龄修通梅关古道后，南雄一跃成为重要节点，人口迅速增加，宋代开宝四年（971年）设州建置，并延续到清代。民国粤汉铁路修建，南雄最后又成为县。
依托唐宋时期南粤古驿道所形成的空间轴向关系，构建了南粤地区的州府城市分布结构，成为州府城市发展的重要支撑，并以此奠定了唐宋之后南粤州府城市发展的空间发展轴（图9）。
3.2 商贸文明转变的重要保障
唐代到宋代的城乡分工出现了重要变化，商业活动在宋代的活跃促进了州府城市之间的商品交换、贸易往来，对于唐宋南粤地区而言，宋代沿海线古驿道系统的发育，将古代南粤地区的海洋商业贸易活动推向一个高潮。
唐代南粤气候炎热，北方的麦子在此无法耕作，“广州地热，种麦则苗而不实”[3]57，此时占城稻还没有被全面引进。南粤的土壤普遍为红壤，土壤缺磷，有机物不足，酸性反应强烈，并不适宜直接耕种，而石灰岩构成的喀斯特地貌土壤一般比较贫瘠，其透水性强，不易蓄水，农业灌概困难。两类土地在进行耕作前都需要首先进行改良，农业发展相对缓慢。宋元丰年间，广南东路约有农田 314.5 万亩，两浙路则是 3634.4 万亩，仅为江南一路的十分之一。[11]399 由于在农业生产上并不具优势，唐宋时期的南粤地区田赋政策优惠，武德二年（619年）， “每一丁租二石，若岭南诸州则税米，上户一石二斗，次户八斗，下户六斗，若夷獠之户，皆从半输。”[12]
虽然农业生产还在发展，但是贸易往来已经十分频繁。广州因其腹地深广，水运陆运皆可通达，唐代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宋代在广州设市舶司，据《萍州可谈》的记载，“福建路泉州，两浙路明州、杭州，皆傍海，亦有市舶司。崇宁初，三路各置提举市舶官，三方唯广最盛”[13]。商业繁荣带动了贸易节点城镇的发展，图10大致表现了北宋《元丰九域志》所载的市镇分布[14]，可以看出这些市镇分布都集中于主要的古驿道上。
《宋会要辑稿》中记述了熙宁十年（1077年）及宋前的商税3）构成，商税增幅较大的州府区域，必然是贸易活跃的区域（图12）。从图 13中可以看出，高州增 幅1610.23%，原因在于：（1）旧额基数较低；（2）贸易线逐渐向沿海转移；（3）在高州总额6344.95 贯的商税中，庞村浮艳津就录得 4600.8 贯，说明庞村浮艳津在一条十分繁忙的贸易线路上，图11为笔者研判庞村浮艳津4）所在，说明高州的海洋商贸活动在宋代十分活跃[15]。
由于航海技术的发展，通过海路进出岭南也成为一
种交通路线的组织方式，南粤古驿道成为了唐宋时期南粤地区海洋商贸文明生成的重要保障。
结语
从南粤古驿道的研究视角出发，可以很好地探析南 粤乃至岭南历史上区域开发与城市发展的变迁。从唐代正南线——东南线驿道系统向宋代的腹地线——沿海线驿道系统的演化过程中，南粤古驿道系统产生的轴向关系支配了南粤地区的空间发展，也保障了商贸文明的转变。依据古代南粤古驿道的空间轴向关系，可以对古代南粤地区的城市发展提供一个结构性的认识维度。图、表来源
图1:引自《南粤古驿道文化线路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2017）：图集 -01；图2、3、8、10、12：作者绘制，底图引自《广东历史地图集》，数据来源参考文献 [7]，[14]，[15]；图4：作者绘制，底图引自《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 34-35；
图5：作者绘制，数据来自参考文献[11]：110；图6：引自参考文献 [10]：12；
图7：作者绘制；图9、11：作者绘制，底图引自《南粤古驿道文化线路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2017）；
图13：作者绘制，资料来源于参考文献[15]；表1：作者绘制，资料来源于参考文献[11]。
注释1）关于南粤古驿道还未有公认的、严谨的学术定义，钟飞翔所在机构参与了《南粤古驿道文化线路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2017）的编制，并发表了论文（见参考文献[2]）将南粤古驿道定义如下“南粤古驿道，是指1913年前广东境内用于传递文书、运输物资、人员往来的通路，包括水路和陆路，官道和民间小道，是经济交流和文化传播的重要通道”。2）关于唐宋时期的数据，以《太平寰宇记》、《新唐书•地理志》、《元丰九域志》、《元史•地理志》记载为多，但不同史书中的数据之间相差，因此做比较引用时多以一本书为主。3）商税就是对商品往来的征税，宋代税收的构成十分复杂，主要由田赋、榷税、商税等构成，广州还有市舶岁入。4）庞村浮艳津具体所在从文献暂未有考据，但是高州处有一庞村地名，此处所在正好有水系连接石城驿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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