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点后悔没把当年我那些相当受欢迎且颇为大胆的关于这方面的讲座录下来,就算是为了我的那个在宾西法尼亚的老爹,不管从哪方面说,他可是正宗的“Chris­tian”,而我也真的不是私生子。

That's China - - Er Wai Prologue 二外序曲 -

在二外的第一年末尾,校方给了一个续约合同让我签字,但合同里没写什么具体的条款,于是我怯怯地表示,如果合同能补充完整的话,我会欣然签上我的名字,然而那之后,我却再没见过那张纸,续约的事也没了下文,我和学校之间的美好关系也因而真正建立在了“信任”的基础之上——我相信学校能好好待我,学校也相信我能认真履行教学职责。为了维持这样的和谐,我很努力,做了很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在几乎没有任何事先通知的情况下被叫去讲课,当然,我的义不容辞也有别的原因,一来觉得好玩,另外也算是助人为乐。

开始时,人家会问我讲什么主题,我总说没关系,我什么都能讲。最初的几次,我总是选择一些比较保险的题目,比如美国

nd和中国在教育方面的差异之类的,但这样的话题很快就没什么新意了。所幸的是,“主题”这东西,是会莫明的自动出现的。有一次,我见到在二外的一个中国同事,之前我就跟他提起过我的父亲是个牧师 (“min­is­ter”),他有点肃然起敬。很明显,他以为我是一个什么国防部长之类的大人物的公子,这又一次让我深深感受到了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之间的裂痕。于是我努力解释我的父亲不是那种“min­is­ter”而是“牧师”。“字面上可以说是“shep­herd mas­ter” ,或者说是 “pas­tor”,我尽我所能解释给他听。他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心里可能有一丝失望。后来我们又见面时,他把我介绍给在场的人,于是我成了“the son of a pri­est”,也就是说,我是“一个神父的儿子”,那也就是说,我是个私生子。当时,我想最好还是不要提醒他犯的错误,免得大家都尴尬,但我也因此想到了另一个比较紧迫的事,那就是来一次关于西方各种宗教之间的微妙区别的专题讲座,不然真的是把局外人给弄糊涂了,比如总有人很认真地追问我是“Chris­tian”的还是 Catholic 的,究其原因,大抵是中文对“Protes­tant”和“Catholi­cism”的模糊解释引发的理解错乱。现在想起来,我有点后悔没把当年我那些相当受欢迎且颇为大胆的讲座录下来,就算是为了我那个在宾西法尼亚的老爹,不管从哪方面说,他可是正宗的“Chris­tian”,而我也真的不是私生子。

其实,我做这些事情也没什么其它的战略意图,只能算是一种自然的举动,况且那时候的外国专家们都有大把大把的时间。有一阵子,我想给学生们看一些英语原版电影,有人给了我一个单子,列了 12部电影,但马上有学生告诉我已经全部都看过至少一遍了。那时候,北二外有个视听中心,刚建成不久,楼顶上有个巨大的圆盘式卫星电视天线接收器。我心里盘算着那里会是一个上电影课的好地方,于是找各种机会去那边晃,跟里边的人搭讪,很快就交了几个朋友,教他们一点英语什么的,一番努力之后,终于有人请我去到楼里面转转,并且告诉我可以到处逛,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不过提醒我里面的影碟全是用中文标识的。可我还是不甘心,如饥似渴地破解了一个个被翻译成了中文的片名,比

nd如猫王的“蓝色夏威夷”(“Blue Hawaii!)。很快,我就给我那些嗷嗷待哺的学生们找了一堆值得一看的电影。有一次,我给他们看希区考克 1958年的《迷情记》,几百号人正看得起劲,被吓得不轻的詹姆斯·史都华正看着金露华从钟塔走出来,屏幕上突然出现了纽约大侦探麦克汉默,原因是在后台操作的人突然换了个频道,弄得学生们一头雾水,怨气冲天,我再解释道歉也是徒劳。

在北二外过了四年之后,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成了被夹在中间的角色,息事宁人的事总轮到我上场。那时的中西方关系有点像蜜月期——大家都有更进一步了解对方的欲望,却总有一种紧张感。就在这样一个双方都试图进一步靠近对方的过程中,校方召集专家楼里的老外们开了个重要会议,专家楼的头号管理员也到场,大家都管他叫“老应”,开会地点是食堂边上的休息室。

大会开场,外国专家队伍中的一位德国教授带头提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专家楼在晚上11点锁门?”教授的问题立即得到了老应几乎不用思考、掷地有声的回答:“当然是出于对外国专家们的人身安全考虑。”“但是如果楼里发生火灾怎么办?”教授非常认真地追问。老应愣了一下,不过马上就露出释然的表情,轻轻用手抬了一下身边一张看上去还算结实的椅子。“那就用椅子砸开玻璃门!”

作为外国专家中普通话还行的我,准确翻译了老应的意思之后,专家们的眼珠子咕噜噜地转个不停,而其它中国同事们的脸上,都露出了仿佛是很满意老应的应变能力的表情。

大会继续。专家们的提问开始转向更细节的方向,突然,开场提问的德国教授又一次获得了话语权,不依不饶了起来,“那,如果发生地震怎么办?这栋楼是防震的吗?”一直行云流水般应对各种疑问的老应终于有点恼了,他想了想,从容而坚定地回答: “要死的活不了,要活的死不了!”

大会就这样圆满结束了。

这之后不久,有一个颇讨人喜欢的澳大利亚人来到了我们的专家楼。这个女人叫加布里埃尔,来二外的主要任务是学中文,同时做点英语教学的工作,也算是勤工俭学。她住的外籍教师宿舍远不如我所在的专家楼宽敞,而住我对面房间的比利时同事刚好不在学校,就把房间借给了加布里埃尔。这样的做法显然违背了专家楼的住宿管理规范,搞得楼里的管理员一碰到我这个算是能听懂普通话的老外就忍不住抱怨,意思是这澳大利亚人不过是个“外国老师”而不是“外国专家”,所以理论上没有住专家楼

nd的资格。反正,不管怎样,这人在楼里住了大概几周之后,有一天我在楼里撞见她,她一脸愁容地跟我说她要出去旅游,需要在出发的那天早上很早离开大楼,所以恳求我帮个忙,和楼里的门卫说一下务必要在那天早上给她开门。于是我跑去跟管大门的人交代了一番,那人看着我,一脸茫然,不过最后还是向我保证“一定没问题”。

当然,那个悲催的早晨,这个澳大利亚女人惊恐地发现专家楼的玻璃门锁得结结实实的!如果,我是说如果,如果当时她能对着里面正睡得迷迷糊糊的管理员大吼一声,一切就真的“没问题”,可惜她没有这么做,却过于完美地领会了之前在大会上老应说过的话——那天早上,绝望的加布里埃尔显然是没有找到可用的椅子,只能用脚踢破了玻璃,大踏步奔赴火车站。

人总是讶异于“他人”的世界,尤其是当身处异域和另一种文化之中时。如今,我在和北京遥遥相望的中国南方对着一个出租车司机唠叨我的这些陈芝麻烂谷子往事,司机叹了口气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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