粑儿寻常味悠长

The Wuhan Magazine - - 专栏 -

“武汉小吃米当先”。各种米制品当中,最简单的莫过于“发米粑粑”了。

就是把米(而且还是碎米)泡了,磨成米浆了,不知怎么一发酵,下锅之前兑了碱水,然后下锅就是。工具也简单。一口灶叫“钢灶”,肯定不是钢做的,但一烧半天火也融不了它。形状呢,像个高腰的脚盆,不过那腰上留了一个大口子,上面冒顶处是架锅的,大口子就是往里酌柴禾的。当年的柴禾可是干芦苇,火来得快去得快。上边的铁锅是平底,中间依然有个凹下去的窝窝,要想粑粑熟,这窝窝里必须装水。窝里水装好,灶里柴点着,师傅(一般也是老板)手托着米浆,就一瓢一瓢朝锅里舀浆了。一瓢下去一个圆巴巴,出售的时候以两个圆巴巴为一个单位,叫做“一对”。摊好米浆后盖上锅盖,用抹布稍稍挡一下盖与锅之间的缝隙,然后向灶里塞柴点火,烧到锅里“上汽”就好了。

这么简单的食品,自有它的妙处。还在下料的时候,那生粑粑浆就已经散发了诱人的香味。等到上汽了,揭盖子了,那香味就越发不得了,酸酸的,甜甜的,引得人只朝锅里抛眼睛,但见那熟了的圆巴巴,一块一块,朝上的白而鲜嫩,贴锅的微黄而焦香。将两块圆巴巴白色相对,焦黄的朝外,一对铲起,便有一对的香甜。当年的讲究,还在于起锅之前,老板会端起一只盛了糖的碗朝粑粑中心放一小撮砂糖。粑粑正热时,砂糖初化处,口口嚼来可都是爽气呢。

还有那讲究的,是在师傅下料的时候,让师傅做“联粑粑”。师傅便把那两个各自独立的圆巴巴用瓢打通,让它相联处变薄,边沿处更厚更柔,再在那薄处撒 上一小抓砂糖,再才盖上锅盖。等做好了铲起来,你才会看出、吃出那“联糅糅”的美好来。那打薄处因为敷上了一点糖,受热后就会和米浆混到一起,渐渐接近嫩锅巴,但只焦不脆,焦中带甜,和边沿肉厚之处嚼在一起,那可是几种口感的交互。便宜得要命的东西,竟吃出这种的变化,无怪乎世事变迁,物生物灭,这“发米粑粑”总有人拥护。

汉口有些家庭主妇,比她们的丈夫、孩子还会多看几层发米粑粑的好处。她们发馒头发包子,根本不用什么“老面”、“发粉”,拿个碗去买一对粑粑的浆就是。它发出的馒头又疏松,又有浓厚的香味。

有许多人买粑粑是为了替它找“配偶”,“粑粑夹油条(一定是武汉油条)”是被舌头“评比”出来的最佳搭档。它们一个甜一个咸,一个柔一个脆,还加上油炸制品的顺滑,这份美好没有五回十回的体验是抓不着的。同理,“粑粑包面窝”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有些人,会在做粑粑的师傅接近收摊的功夫去找便宜。已经是上午十一点了,他问师傅:“还有几对粑粑?”师傅看看料子:“不少,还有二十对的样子。”这人就会说:“做出来吧,卖给我,打个折吧。”不等别人回答他就算账:“一对三分,二十对六角。八折的话……六八四十八,你四角钱把我!”

这只是设计的例子。这么买粑粑的,多半是家里人口多的,或是某店的老板。他买一堆粑粑回去做什么呢?他好吃这一口:粑粑买回去就冷了,贴着锅用一点油一“炕”,又是一种滋味,拿它犒劳家人或店员,经济实惠呗。

写这篇书话的时候,我正在山中闭关写长篇小说。我的案头只带了一本旧书,是许地山先生的散文集《空山灵雨》。这本书,署名为“落华生”,系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是许地山先生唯一的一本散文集,也是“现代小品文的最初成册的书”,民国十四年六月初版。我收藏的这本书,是民国二十三年的第四版,收录了许地山先生早期散文四十四篇。《空山灵雨》 “落华生”是许地山先生的笔名。古时“华”同“花”,所以,有时大家也称先生为落花生。

由于要离家进山长住,选择带一本旧书的时候,不知怎么的,突然就看到了《空山灵雨》。在山里闭关写作的两年间,空山新雨是生活中的常态。山里安静,远离尘嚣,人便逐渐简单而透明。我曾有诗《在深山》,记录自己的心境:

也许山里的空灵让我对许地山先生的《空山灵雨》有了共鸣或者亲切的感觉吧,我便将这一片灵雨随身带上了。当然让我更亲切的,是书中的一篇散文《落花生》,那是我读小学的时候,在语文课本上学过的: 我们家的后园有半亩空地。母亲说: “让它荒着怪可惜的,你们那么爱吃花生,就开辟出来种花生吧。”我们姐弟几个都很高兴,买种、翻地、播种、浇水,没过几个月,居然收获了。母亲说:“今晚我们过一个收获节,请你们的父亲也来尝尝我们的新花生,好不好?”母亲把花生做成了好几样食品, 还吩咐就在后园的茅亭里过这个节。

语文课堂上,老师曾经让我朗读课文,因此,这篇文章的质朴、清丽、空灵,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样充满哲学和宗教的气息,充满“空”与“灵” 的韵味境界,正是《空山灵雨》在艺术上的独特造诣。

许地山,籍贯广东揭阳,生于台湾,中国现代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 “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之一。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1926年毕业,并留校任教。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与瞿秋白、郑振铎等人联合主办《新社会》旬刊,积极宣传革命。他的文学活动,主要是在“五·四”前后。后来,转入英国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学院研究宗教学、印度哲学、梵文。1935年,应聘为香港大学文学院主任教授,遂举家迁往香港。

在《落花生》中,许地山多次提到自己的父亲。其父许南英,是清末进士,台湾著名诗人。许家祖上是广东揭阳,在明朝嘉靖年间迁至台湾。中日甲午战争后,战败的清政府将台湾割予日本。许多台湾民众不服从,成立了台湾民主国。日军在基隆登陆,台北告急。时任台南团练局统领的许南英与镇守台南的刘永福,率兵支援台北。行至途中,台北失守,台湾巡抚唐景崧退回大陆。许南英极气愤,只好南撤,但是,失去支援的台南最终沦陷,许南英只能内渡至厦门。别离九代人生活的台湾,他深感痛苦,写过一首《如梦令·别台湾》:“归去,归去,哭别先人庐墓!”

许南英性格清高耿直, 16岁就开始参加童子试, 25岁取秀才, 31岁中举人。 “天生傲骨自嶙峋,不合时宜只合贫。”辛亥革命爆发后,受同乡邀请,许南英回到漳州任职,但最终失去官职。困顿中,曾一度想遁入空门,落发为僧。为了生计,他南渡印尼,为人写传记,遇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困于印尼。后因痢

也许灵魂习惯于深山的简单了习惯了纯净的山泉,纯净的蓝天纯净的青山,纯净的鸟鸣灵魂只关心简单的事情比如南瓜与豆角的生长池塘的鱼在深夜里觅食黑狗为什么会失职因为我听见黄鼠狼在夜里偷鸡了

疾不治,在棉兰去世,葬在了当地的华人坟场。许地山写《落花生》,何尝不是在纪念自己的父亲:

父亲说:“花生的好处很多,有一样最可贵:它的果实埋在地里,不像桃子、石榴、苹果那样,把鲜红嫩绿的果实高高地挂在枝头上,使人一见就生爱慕之心。你们看它矮矮地长在地上,等到成熟了,也不能立刻分辨出来它有没有果实,必须挖起来才知道。”

我们都说是,母亲也点点头。父亲接下去说:“所以你们要像花生,它虽然不好看,可是很有用。”

我说:“那么,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

父亲说:“对。这是我对你们的希望。”

1923年8月,许地山赴美留学。在开往美国的“杰克逊总统号”邮轮上,许地山和朋友们办起了板报《海啸》,每三天出一期,编辑共有4个人:许地山、冰心、梁实秋、顾毓琇。冰心当时是燕京大学文学院学生,许地山是她的老师。就在邮轮上,许地山喜欢上了学生冰心。于是,在《海啸》上,许地山写过一首诗,《女人,我很爱你》:

女人,我很爱你。/可是我还没有跪在地上求你说/“可怜见的,俯允了我罢。”/你已经看不起我了!/这夭亡的意绪/只得埋在心田的僻处,/我终不敢冒昧地向你求婚。

有一天,冰心请许地山帮忙去找自己的中学同学吴楼梅的弟弟吴卓。吴卓是清华大学学生。许地山没听清楚“吴卓”的名字,竟然错找了清华大学一个叫吴文藻的学生。吴文藻就这样跟冰心认识了。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吴文藻和冰心结为了夫妻。许地山就这样阴差阳错地为自己喜欢的学生当了媒人,一时传为笑谈。

许地山也非常大度坦然。他曾幽默地对冰心说:“亏得那时的‘阴错阳差’,否则你们到美国之后,一个在东方的波斯顿威尔斯利,一个在北方的新罕布什州达特默思,相去有七八个小时的火车,也许永远没有机会相识了。”

许地山的女儿许燕吉后来回忆道, 1987年,跟着妈妈周俟松去看望过冰心。之后,冰心写了一篇《忆许地山先生》:“1926年,我从威尔斯利大学得到硕士学位后,就回到燕大任教。第二年,地山也从英国回来了,那时燕大已迁到城外的新址,教师们都住在校内,接触的机会很多。1928年,经熊佛西夫妇的介绍,他和周俟松大姐认识了,1929年就宣布定婚。在燕大的宣布地点,是在朗润园美国女教授鲍贵思的家里,中文的贺词是我说的,这也算是我对他那次‘阴错阳差’的酬谢吧!”

这样的君子风范,常常令我慨叹而神往。

许燕吉曾经写过一本回忆录《我是落花生的女儿》。她的命运多舛,真的让人心痛。1941年,许地山猝死于香港,这一年许燕吉只有8岁。父亲逝世四个月后,日本人占据了房子,他们一家差点葬身于火海。母亲带着许燕吉兄妹开始了逃亡生涯,最后落脚南京,在许地山旧友徐悲鸿等人资助下,许燕吉在南京明德女中就读。后来,考入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

许燕吉的第一段婚姻,是她和大学同学吴富融的结合。婚后感情很好。1958年初,许燕吉被“补”划为右派分子,而且被宣布为“双皮老虎”,新生现行反革命加右派,判刑6年,附加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逮捕她时,正值怀孕期间,吴富融就提出了离婚,孩子也夭折了,许地山宝贝的女儿一下跌入了人生的深渊。

1969年末,许燕吉走出高墙,此时战备紧张,人口疏散,没人敢收留她。许燕吉她唯一求生的出路是嫁人。她投奔17年未见的远在陕西仍独身的哥哥周苓仲,哥哥辗转托人介绍,把她嫁给了一字不识、长她10岁、还有个儿子的农民魏兆庆。许燕吉戏称他“老头子”。

1981年,许燕吉调回南京。消息传出,村民们议论纷纷,说她一定要与老头子离婚了。可谁也没有想到,许燕吉不忍遗弃当年收容她的老头子,几个月后,她将老头子及其儿子一齐拉扯回南京。当年的老同学、老朋友纷纷上门、来电,劝她 就此结束这场变态的婚姻,许燕吉不以为然:“我对婚姻还是严肃的,即使没有爱情,也是一种契约。不能因为我现在的社会地位变了,经济收入提高了,就和平共处不了。再说,这老头子已老,没有劳动力了,我有义务养活他……文化程度有高低,但人格是平等的。我们的道德观念基本一致。”

2006年,老头子走后,许燕吉一下子清冷了许多,闲来无事,她在广告纸、挂历的反面、大信封的背后,一笔一画,花了6年时间,写了一部她自称为“麻花人生”的自传。这是一个大时代的私人记忆。在回忆录《我是落花生的女儿》的前言中,许燕吉这样写道: “我生活在动荡的岁月,被时代的浪潮从高山卷入海底:国家干部变成了铁窗女囚,名家才女嫁给了白丁老农,其间的艰辛曲折、酸甜苦辣,称得上传奇故事。”

父女二人,两段“阴差阳错”,却反差巨大,涵盖了历史的巨变与沧桑。此刻,空山灵雨,雾气蒸腾,我的耳畔响起的,是一个少年朗朗的读书声:

花生的好处很多,有一样最可贵:它的果实埋在地里,不像桃子、石榴、苹果那样,把鲜红嫩绿的果实高高地挂在枝头上,使人一见就生爱慕之心。你们看它矮矮地长在地上,等到成熟了,也不能立刻分辨出来它有没有果实,必须挖起来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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