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追涨杀跌的风雨终见价值投资的彩虹

———专访高溪资产合伙人、执行董事陈继豪

Weekly on Stocks - - 面对面 - 本刊记者 赵康杰

5 月 5 日,一年一度的全球投资者盛会———伯克希尔·哈撒韦年度股东大会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举行;作为价值投资的践行者和倡导者,高溪资产合伙人、执行董事陈继豪随《红周刊》巴菲特股东大会特别报道组一同前往。陈继豪是A股市场最早的一批投资者,在他20多年的投资生涯中见证了A股市场的风雨变迁。

在启程前往奥马哈之前,陈继豪在位于北京建国门的办公室接受了《红周刊》记者的专访。在交流过程中,陈继豪不仅回忆起当年初入资本市场的情形,更回顾了“3·27”国债事件中其遭受的惨痛经历;在遭遇挫折之后,他在投资理念上出现了决然转变。

陈继豪对《红周刊》记者表示,四川长虹和三一重工的成功实践完全改变了他原本追涨杀跌的投资理念,并逐渐皈依成为价值投资的门徒。但即便如此,在他看来,价值投资“知不易,行更难”,在目前的 A 股市场上,价值投资注定只是“非主流”。

高抛低吸,头破血流

《红周刊》:您算是A股市场最早的一批投资者,当时为何选择要进入到股票市场当中?最初的投资理念是什么?

陈继豪:所有投资者在进入股票市场的时候都抱有改善生活的目的,我最初也有着同样的想法。当年,我在北京住 40多平米的小房子,工资一个月只有 70 元。80年代末,身边有很多 人靠着贩卖电子表、录像机、小彩电走上了先富之路,但我当时收入有限,不能通过当时的工作致富来改变人生。所以,在 90年代国内证券市场的开放初期,我也就下海了,在机会更大的股票市场中尝试打拼。

印象中当时我买入的第一只股票是北旅汽车,每股4元买入,不久就上涨到了12元。严格意义上说,当时的A股市场没有价值投资这一概念。在当时的资本市场中,庄股横行,谁有钱谁就说了算,而对股民来说,只要跟对了庄就能赚到钱。所以,那个时候A股市场都是“消息市”。在这样无序的市场环境中,我就像是坐了过山车一样,虽然通过追涨杀跌赚到了个人在股市中的第一桶金,但其间也是经历几起几落。

《红周刊》:巴菲特在阅读了格雷厄姆的《聪明的投资者》之后,才树立了其价值投资理念。那么,是什么样的契机改变了您之前追涨杀跌的操作方法?

陈继豪: 1993 年,国债期货交易向公众开放,那个时候炒国债非常流行,大家对保值贴补都有一种预期,积极做多。那个时候,由于“3·27”国债贴息消息日趋明朗,全国各地国债期货市场出现向上突破行情,当时我就押上了所有的身家做多,杠杆比例是 1: 100。其实在此之前,我已经在国债期货市场赚到了 100 万,但现在想来,人的欲望的确是无穷的。

意外的是,由于空方万国证券大量透支交易,让“3·27”国债期货合约暴 跌,导致当天所有的多头全线爆仓。从净赚 300万元到最后浮亏400 万元,我关掉了手机一晚上没有合眼,但有时候转机就在转瞬中出现———由于万国证券的违规交易,最后8分钟的国债交易被视为违规,成交无效,我也由此经历了死里逃生。事后我就在想,能够在这个市场中活着,就是最重要的。

知不易,行更难

《红周刊》:经历了几番挫折之后,您在后来是怎样一步一步地接触并最终成功践行价值投资的?

陈继豪:我能够坚定地践行价值投资,得益于两只股票,四川长虹就是其中之一。1996年,国内彩电行业正处于高景气周期,四川长虹在那个时候大玩广告营销,并引起了我的关注。当时,四川长虹每股收益是 2.36元,股价是每股 7元左右。按照上述数据测算,四川长虹当时的市盈率只有3倍。也就是说,买入四川长虹两三年就能回本。而且,四川长虹当时的利润增长率非常高,与深发展一同被视为“绩优股”。在优秀基本面的支撑下,四川长虹的股价从每股7元一直上涨到每股60多元。

第二只对我影响比较大的股票是三一重工。三一重工在 2004 年的时候基本面非常良好,但股价却与基本面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背离。在公司股价跌到 10 元的时候,当时三一重工的董事长梁稳根号召公司中高层募资1 亿元对三一重工进行增持。增持之后,股

来说,花这么长的时间周期的话,根本没几个企业愿意去做。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是有很多方面的原因的,需要一个个去攻克难关。

《红周刊》:为什么对中国来说会有这么大的障碍,难道其他国家就不存在类似的问题吗?

江必旺:对比中美,美国最大的公司,比如微软、英特尔、苹果等都是科技型的公司,而中国大量的企业,都是靠资源垄断获得行业地位的,比如房地产。比较起来看,创新的环境很不一样,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基本上都是自己发展起来的,而在中国,政府经费导向的投入致使创新能力不足,这样就很难支撑起真正的高科技企业。

当然,美国的高科技企业能够发展起来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资本的作用。毋庸置疑,资本的诉求都是追逐利润,但美国的资本愿意大量投到高科技企业,而中国做投资的几乎没有对长期项目感兴趣的,所有的高科技企业风险都是最大的,但是美国的资本愿意去冒这个风险,就是因为,在美国投资高科技企业总的来说比投资传统企业更挣钱。中国的话,则大相径庭。

《红周刊》:为什么会有这种差距?有没有什么解决措施?

江必旺:总的来讲,目前国内从事自主研发的高科技企业很难获利。先从税收方面来说,我国的税收体制实际上是不利于高科技企业发展的,比如增值税对材料的抵扣,以我们公司用于液晶显示屏的微球为例,它其实由非常简单的材料构成,成本也跟“沙子”差不多,而把它转换成能用在液晶屏的产品,它的价值就跟“金子”相仿,转换的过程靠的是人才,但是材料抵扣就没了,而人力成本在增值税中并不能体现。

对比来看,美国没有增值税,所有高科技企业主要的投入都在科研、人力等 方面,而不是原材料,真正的高科技企业就是把最简单最便宜的材料给做好,做出高附加值的东西。而且,既然是高科技企业,面临的是竞争对手也全是世界上最顶级的公司,要保持技术的领先性,需要投入足够的资金去做研发,在中国的税收体制下,高科技企业自主研发并没有多少利润空间,这跟直接买进一个产品或者买来组装差不了多少,而且还要承受巨大的风险,资本当然也不愿意去投。但是,私有资本介入恰恰又是高科技企业发展的关键所在,私有资本投入有创业的心态,它会盯着你,而且一旦成功也会获得巨额的回报。因此,这是第一个需要破局的地方。

《红周刊》:那么,除了增值税因素外,还有什么值得注意?

江必旺: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缺乏知识产权保护,这就好比,一个人好不容易花了10年时间做成了一个东西,别人花一点小钱就把我们技术偷走或者把人才挖走,这样的话也没有人有意愿去投资的。因此需要真正去引导,让有意愿做高科技企业的人自愿去投入。

当然,这两点解决起来都是非常困难的,但如果这些基础构建不搭好的话,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引导对的话,优势是很难发挥出来的。

“独角兽”政策虽好,但不解决基本问题

《红周刊》:现在也有一系列政策在力促高科技企业发展,比如对高新技术领域“独角兽”开通上市绿色通道等,您如何看待这些举措?

江必旺:我个人认为,这些政策都是好的,但也都没解决根本问题。上市的话,资金方面会有一个保证,有了足够的资金,就不排除有些公司会担心像中兴一样哪一天被人给掐断脖子,因而投入去做研发。但做研发的风险其实是很大的,即便如此,基于担心被 人掐脖子死掉,即使需要冒很大的风险,它们也愿意投入。不过总体来说,即使上市拿到了很多钱,还是希望能有更多的钱,追求短平快的结果,无非还是上面的高楼大厦再好,别人一撤就全都塌掉了。

《红周刊》:上面您提到过私有资本的作用,最近热门的芯片领域也是不乏互联网巨头现身,无论是海外的谷歌、苹果、亚马逊还是国内的阿里、腾讯等,均在芯片领域布局,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江必旺:我是希望越多的风险投资也好,大的企业也好,如这些互联网巨头,能够真正投入到核心技术领域,而不是依靠其他模式去挣钱。退一步讲,好比国内这些互联网企业,挣到这么多钱应该也有责任去把底层技术做好,不然它自己风险也很大,哪一天没芯片或者没技术,互联网怎么运行,一样没有办法运行。

《红周刊》:最后还是再谈一下“隐形冠军”问题,您觉得目前国内存在这样的企业吗?

江必旺:国内真正的“隐形冠军”是非常少的,所有的“隐形冠军”,都是通过几十年长期积累起来的,不仅要有核心的技术而且要把工艺做到最优化,把技术壁垒做到最高程度。凭什么全世界就一两家公司能做到一个产业的冠军,这一定是要有技术门槛的,而中国目前绝大部分领域都缺乏核心技术。 人物简介:

江必旺: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1988 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 1994年赴纽约州立大学 Binghamton分校攻读博士学位;2006 年回国创建了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纳微米材料研究中心,并担任该中心主任;2007年创办苏州纳微科技有限公司。

Newspapers in Chinese (Simplified)

Newspapers from China

© PressReader.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