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敕语》“复活”问题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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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以来,森友学园“地价门”事件深刻搅动了日本政治。同时,森友学园的教育方针也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旗下的大阪塚本幼儿园要求儿童背诵《教育敕语》,引发舆论一片哗然。

《教育敕语》是1890年以明治天皇名义发布的一份极为重要的教育文件,为日本政府统合国民意识、建设近代国家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而在日本错误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教育敕语》也发挥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其倡导国民“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成为无数日本人义无反顾奔赴战场的精神支柱。

《教育敕语》的颁布主要有两个背景。首先是近代化的需要。至19世纪90年代,日本近代化已走过20余年,器物上的近代化可谓效果明显、成绩斐然,如何实现民众精神层面的近代化则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其次是内忧外患下统合国民意识的需要。于外而言,日本政府受到来自西方列强的强烈压力,其在加紧与西方列强谈判、极力摆脱不平等条约束缚的过程中,无论是联合亚洲其他国家共御外辱,还是“脱亚入欧”,都必须统合日本人的国民意识,形成举国之力。于内而言,19世纪70年代爆发的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自由民权运动,客观上推进了日本民主化的进程,迫使日本政府颁布 宪法、召开国会。为应对来自自由民权运动的压力,同时对明治维新以来长期欧化政策进行批判性反思,曾一手推动《军人敕谕》出台的时任首相山县有朋决心再度抬出天皇,在1890年第一届国会召开前夕颁布《教育敕语》,以统合民心、稳定国内舆论。

从内容上看,《教育敕语》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内容较全面。其具体包含“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广公益、开世务”“重国宪、遵国法”“义勇奉公”等12个德目,其中既有传统德目,也有针对近代化的道德训诫。第二,核心思想明确。相较于前11个德目,最后一条“义勇奉公”更为核心。《教育敕语》延续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偏重君权的思想,要求臣民克忠克孝,并试图通过以天皇为中心的家族国家观,实现国家利益与家族利益的统一。第三,有强烈的危机意识。“一旦缓急”是其重要的假定前提,而它也确实起到了凝聚人心的“关键词”作用。

《教育敕语》作为日本近代道德教育的核心文件,在日本军国主义对内实施高压政治、对外发动疯狂侵略战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正因如此,在二战结束后不久,作为教育民主化改革的重要一环,日本众参两院通过决议,将《教育敕语》排除于学校教育内容之外。 实际上,伴随战后日本的复兴, 要求“复活”《教育敕语》的呼声愈渐强烈。其核心观点主要有:第一,当初众参两院宣布《教育敕语》无效是在驻日盟军司令部的压力下做出的选择,并非日本自愿为之;第二,《教育敕语》作为日本教育指导理念的作用虽然终结,但其内容本身包含着普遍的真理性,在现时代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稻田朋美防卫相就曾在一次国会答辩中表示,《教育敕语》中的亲孝行、重朋友等核心内容现在仍很重要。第三,在不违反《日本国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的情况下,《教育敕语》可以使用。

对此,反对派的呼声也非常强烈。他们的观点主要有:第一,应继续贯彻《教育敕语》无效的国会决议。众议员初鹿明博就指出,为贯彻《教育敕语》无效决议,应该禁止在学校教育中使用《教育敕语》的文本内容。第二,强调“义勇奉公”的《教育敕语》有违以主权在民为核心思想的《日本国宪法》。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三谷太一郎就指出,虽然关于《教育敕语》中所列举的各项道德名目的是非对错存在争论,但这并不是根本问题。《教育敕语》的本质是天皇向国民下达了应该遵守的道德命令,这在整体形式上违反了《日本国宪法》第19条保障国民“思想及意志的自由”的规定。第三,《教育敕语》的“复活”有复活军国主义的危险。《朝日新闻》2017年4月2日刊文指出,允许将《教育敕语》作为教材来使用,可看作是政府欲回归战前价值观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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