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白人至上主义”,还有“经济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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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中英:夏洛茨维尔骚乱在美国掀起的波澜绝非孤立的美国国内现象,需要看到在“白人至上主义”背后翻云覆雨的“经济民族主义”魅影。

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大多数人,包括一些“美国问题专家”并不知道班农为何人。今天,班农已是家喻户晓,可以说,班农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批人。这批人包括特朗普,更包括那些声称自己是美国的 “爱国者”或“经济民族主义者”的人。这些人为自己设立了对手,他们通过向所谓“全球主义者”(原来叫做“美国的国际主义者”)发起激烈抨击、把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归咎于“全球主义者推行的政策”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他们也不满足于与美国国内的“全球主义者”的内斗,在外直言不讳要与中国等经济竞争者“开战”,就像 《美国展望》杂志前不久发表的班农访谈中说的:“我们正与中国打经济战。25或30年内,我们中的一个将成为霸主,如果我们沿着(目前)这条路走下去,他们(中国)将终成霸主。”

特朗普2017年1月20日就任第45届美国总统的演讲是一篇“经济民族主义”的宣言。此前和此后,特朗普不知鼓吹了多少此类观点,“雇美国人、买美国货”就是集大成者。如果熟悉美国历史上的“经济民族主义”主张和实践,就知道特朗普团队宣扬的并非什么新东西。18世纪末期的美国首任财长汉密尔顿是美国“经济民族主义”的鼻祖且不乏传人。在民族国家形成及其工业(产业)化、国际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经济民族主义”的早期思想与实践在欧洲和美国分别产生。在英国,“经济民族主义”进化为经济自由主义,后又传导至美国。克林顿政府的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力推“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不过他同时支持多边主义、强调遵循世贸组织规则,与班农或特朗普的“经济民族主义”又有所不同。实质上,在民族国家仍是国际社会基本单元的情况下,“积极的经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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