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德国技术与中国制造在非洲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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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非关系正向纵深发展。但同时,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在非洲“开疆拓土”忧心忡忡,甚至把中国视为非洲大陆的“新殖民者”。其中,作为当今欧洲第一强国的德国,在非洲有自己的切身利益。当传统的德国技术与新兴的中国制造在非洲相遇,到底会发生火花四溅的竞争还是合作共赢的激情?

提起非洲,人们很容易想起对非洲统治、掠夺上百年的英法这两个老牌殖民帝国,往往会忽视德国这个后起的西方殖民帝国。与英法当年经略非洲36国的“光辉岁月”相比,德国的确显得有些小巫见大巫,其在非洲的殖民地只有坦桑尼亚、纳米比亚、喀麦隆、多哥、布隆迪和卢旺达,而且在一战后又被英法列强瓜分。然而,德国同英法一样毕竟“与非洲有缘”,其后殖民主义的历史情结始终存在。冷战结束后,德国凭借两德统一和欧盟扩大的有利条件,逐步加大对非洲的影响力。

德国重返非洲绝非一时兴起,而是有其国家利益和地缘战略等多种考虑。首先,德国在非洲有重大的国家利益需求。德国是世界制造强国,大量的原材料依赖进口,颇具竞争力的产品则依赖出口。而非洲有丰富的能源及矿产资源,有50多个国家组成的巨大市场,这些生产资料和商品要素恰恰是德国所需要的。其次,非洲是 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后院”,也是德国传统的势力范围。二战后非洲国家虽然从政治上摆脱了与欧洲国家的依附关系,但经济上仍与原宗主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与英法一样,德国在制定对外战略时也把非洲纳入其要点,把非洲视为其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环节。再次,德国重视非洲还有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方面的考虑。德国在非洲不少国家都有投资,如西门子公司在埃及投资40亿欧元兴建一个大型发电厂。重大资产安全、能源矿产供给、贸易通道安全以及公民侨民人身安全等都是德国必须保障的利益。第四,非洲国家是国际舞台上一支新兴的政治力量,德国要想跻身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列,要想有效遏制非洲难民潮,打击国际极端势力等,都必须扩大其在非洲的存在和影响力。

总体而言,德国的非洲政策经历了几次较大的调整。冷战时期,受美苏争霸的影响,德国政府长期奉行维护和平、消除贫困和保障人权的非洲政策。20世纪90年代初,德国的非洲政策由实行民主与经济援助挂钩转变为推进非洲的民主化和良政。总的说来,上世纪德国的非洲政策以价值观为基础,以政治优先为原则,以分散的发展援助为目标。进入21世纪后,随着非洲经济的增长和大国在非洲博弈的加剧,德国政府在2001年将德非关系定性为“平等伙伴关系”,在2007年又定性为“真正的伙伴关系”。这一阶段德国政府对非洲政策的目标是:维护和平与安全,促进经 济发展,重视气候与环境的变化,保障能源与原料的供给。

从2011年6月德国出台《德国和非洲:联邦政府对非洲政策方案》至今,德国政府加快调整其非洲政策,以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当中国、美国和日本这三个“非欧洲”大国增强在非影响力时,德国等欧洲大国感受到了“威胁和压力”。为巩固“后院”,遏制外来势力对非洲的“渗透”,德国政府双管齐下,一方面把自由贸易视为德国在非洲的核心利益,另一方面加大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力度。2016年10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了马里、尼日尔及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同年11月,德国政府提出“非洲版马歇尔计划”,强调到2030年德国将拿出1200亿欧元援助非洲。该计划的要点是支持非洲发展食品和农业,保护自然资源,加大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促进非洲国家卫生、教育和社保。今年6月,德国在柏林召开G20非洲峰会,提出“与非洲有约”新战略,旨在建立德非改革的伙伴关系,密切与突尼斯、加纳及科特迪瓦等七个非洲国家的联系。

从经济援助到民主人权,从伙伴关系到平等伙伴关系,再从真正的伙伴关系到“与非洲有约”战略伙伴关系,不同的政治术语勾画出德国非洲政策的轮廓:以欧洲价值观为基础,以德国在非洲的自由贸易和投资、原料供给和市场为利益导向,辅之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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