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避难史上的“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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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3年到1941年,大批欧洲犹太人远涉重洋来到中国,总人数达到3万。除数千人又辗转去了第三国外,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仍有约2.5万名犹太难民把中国当作“诺亚方舟”,超过了当时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接纳犹太难民的总和。

在纳粹排犹期间,一些欧美国家将犹太难民安置在庇护所,一些拉美国家安排犹太难民从事农矿业,而来华犹太难民则基本上都来到了中国的大城市,比如上海、香港、哈尔滨、天津、大连、青岛等。这些城市都是开放型的,而且具有政治上的包容性和文化上的多样性。上海在这方面最为突出,以致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1843年上海开埠后,在近一个世纪里,各种各样的移民和难民都能轻而易举地在上海、特别是上海租界找到生存之地,比如反抗日本占领的韩国抵抗运动、逃离苏联的俄国政治难民、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越南独立运动成员、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印度独立运动团体、争取菲律宾独立的团体和人员、反对纳粹占领的波兰共和国流亡政府代表等。政治流亡者和难民往往 进入列强的租界与中国政府统治区域的交叉地带,并周旋于列强和中国各派之间,以维护政治和经济权益。

与基督教占主导地位的欧洲、北美和拉丁美洲不同,中国并无原发性的反犹主义,这为来华犹太难民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生存环境。

据考证,“犹太”一词在中国首次出现于德国传教士郭实腊于1833年至1838年编印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此书中第一次出现了“犹太国”一词。此后,1836年出版的《耶稣降世之传》中出现了“犹太民”, 1840年出版的汉译《圣经》中出现了“犹太人”。中国士大夫编著的《瀛环志略》以及太平天国颁布的官书也都沿袭了“犹太”这一译名,“犹太”逐渐成为中国的标准译名。

众所周知,反犬旁在汉语中带有贬义。因此有学者认为,郭实腊用此译名乃是因为他的故乡德国有着强烈的反犹主义传统。但是,中国统治者接受这种译法主要由于盲目自大和无知,因为他们也曾将法国人译为“犭去”人,将英国人译为“犭英”人。当时不少人还将开封犹太人称为“兰帽回回”, 说明当时中国人并不了解犹太人,对犹太教与伊斯兰教的差异也不太清楚。后来,随着中国民族民主运动的兴起,特别是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爆发,一些中国政治家、报人和外交家对犹太民族和犹太文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试图从犹太民族的曲折经历中吸取经验教训,以促进中华民族的自强和振兴。

总体而言,在19世纪末之前,中国人对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反犹主义知之甚少。在当时一些中国学者所写的关于犹太文明及开封犹太人的著述中,虽然也讲到犹太人亡国离散的历史,但没有提到“反犹主义”这一概念。直到19世纪末,犹太人在俄国、东欧遭到大规模杀戮,一些人逃到中国后,中国人才开始逐步了解外部世界存在的反犹主义。此外,一些出国公干人员及其家属也记述了亲眼目睹的反犹情况。1889年到1893年受清政府委派出使欧美国家的崔国因详细记述了俄国反犹的情况,比如“俄人议逐犹太之民。已有出境者,饥寒所迫,伤亡甚多”。1903年后随丈夫赴欧的单士厘也记述了生活在隔离区内的罗马犹太人的悲惨状况。在此前后,中国许多报刊都对俄国、东欧的反犹情况进行了报道,普遍谴责反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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