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囊的智性:美国社会科学史中的安德鲁·马歇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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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最后的武士》一书中获得的马歇尔形象,颇有超出我此前的想当然之处:一个政府智囊人物,竟有那么浓重的“哲学”意味,能够调动那么多的知识和思想资源来填充政策研究,对“战略”的定义和处理又是那么具有包容性和扩展性,把对军事战略的研究和思考的空间推广到那么大!

对“净评估”,马歇尔本人总是回避给出结论性、定义性的说明。但笔者所见一个研究者的描述颇为简明允当:“净评估是一种用以思考战略问题的框架,在对多种力量、运动和理念的回应中不断发展,把制度的、个人的、智识的和官僚机构的变化都纳入其中。”净评估是一种非常包容、灵活的松散型认知主张,是一只容纳了各种概念工具、研究手段和思想方法的工具箱。或者说,它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却没有专属的、排他的“方法论”。这种东西很难用“硬”社会科学和更“硬”的“行为科学”中单一、连贯、严整的“方法论”来形容。

马歇尔显然具有偏向“软性”的风格,这是与他的下列重要看法和倾向相匹配的:他主张战略研究中 应将识别和提出重要和恰当的问题置于优先地位,而清晰、详细的答案则可遇不可求;他认为范围狭窄的问题(如武器系统的效能和使用方法)远远不够或者意义不大,而偏好和看重一些包容广泛的问题(如经济基础与军事效能之间的关系);他对美国军事学术当中盛行的定量指标、理性选择和系统分析等高度确定性的方法往往持怀疑态度,或者倾向于严格限定其应用范围;相反,对经验性和“情境具体性”知识、历史方法与描述性方法,乃至于基于历史经验的直觉判断,却很是注重并善于使用;他对很多情况下精确预测的可能性和价值予以怀疑和否认;他坚持净评估不提供“药方”和“关于操作步骤的建议”,而只提供“诊断”即对问题和趋势的判断性意见,以及对趋势中存在的“机遇”的说明。

人们常常认为,政策研究和智库工作应该是面向行动和方案的,也就是关于“怎么办”的研究。但是马歇尔显然更偏向“是什么”和“为什么”的论说。马歇尔是智囊人物中的“求道者”。他像很多哲人那样,将“道”置于“术”之先、之上。而关于“是什么”和“为什么”的思考如果足够深入而高远,就往往会或多或少具有“本体论”哲学的意味和性质。

然而马歇尔思想当中更引人注目 或者更有价值的,可能还不是关于“是什么”和“为什么”的本体论部分,而是其关于“怎样思考”的思考,也就是其中的认识论部分。马歇尔和19世纪末以来的很多思想巨人一样,对现实世界的多样性、复杂性,对人类知识和理性的有限性、易谬性和困境有着深刻的体认,具有战后美国军事学术中弥漫着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氛围中少见的“认识论谦卑”。

而要完整理解马歇尔的认识论思考,还要将其置于美国社会科学的历史脉络中,其中首要的是跨学科思想的演进及其机理。19世纪晚期以来,美国社会科学步入专业化和学科分化进程,形成了明晰、强固的学科间边界。现实世界被各个主要学科在概念上加以抽象、提取和分割,追求精确性、确定性和通则、理论的趋势越来越强。然而,这种自闭的学科范式在面对现实提出的问题和需求时常常暴露出贫乏、短缺和无能为力,在危机和战争当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因此在学界内外引发不适、反思和试图加以矫正的努力,因此自上世纪20年代以后,以多种形式、在多个方面出现了关于跨学科的认识论思考和研究实践。

一战、大萧条和二战都同时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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